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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不适和困惑
最近看纪录片上了瘾，粗粝的影像下有着美丽真实的生命。
写《龙哥》、《麦收》的影评很难，她们都是真实的人，不是演员，安稳地坐在屏幕之后敲打键盘肆意点评他人的生活，把他们放置在被研究者，点评者为研究者的位置之上，怎么都有点不对等。
洪苗是一个如虎妞一样，咋咋呼呼、能干、泼辣的女人，如野草般生命力顽强。病恹恹的父亲说：“洪苗就是没文化，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早就闯出来了，是个有文化的也好，也会是个能人。”父亲生病，家庭经济有缺口，文化程度不够，一出门就背负着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从河北老家搭车到北京，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做“性工作者”。
她们也有爱情。格格遇到宝爷，就会从霸道狮子变成温顺绵羊，特别嗲，手里叮铃作响的电话成为“烫手山芋”，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洪苗与许金强一天三四五个电话，宝宝来宝宝去。这是孤独者的“形影相吊”，人都是社会化动物，即使再独立、沧桑的人，都会需要一个能陪伴着，讲讲话的人。洪苗一开始就跟许金强强调：“千万别对我动感情，否则你会死得很惨。”比起许金强在镜头前介绍塔吊工作的自豪神色，被污名化的“性工作者”使洪苗注定会成为感情中被放弃的一方。结尾许金强去嫖娼，洪苗以一句“去他妈的”，结束两人的关系。即使是互相陪伴，也必须如锁扣一般，单独一对，参杂另一个人，都是亵渎，“妓女”的爱情，也是有尊严的。
洪苗的尊严还体现在她和两个卡车司机吃饭时，左边司机随口带出一句侮辱女性的脏话，她立马变脸，直接说道：“想联系就联系，不联系就拉倒”，不做这一单生意也不会亏。此时左边的司机不以为意，不想道歉。中间男人开始当最讨厌的和事佬，活跃气氛。他问左边的男人：“你有钱吗？”既然没有男人最耀眼的装饰，钱和权力，何必在这里给女人摆脸色，他可能混得如此失败，唯一的能耐就是向底层被剥削的女性随意飙脏话了。洪苗的反问体现出智慧：“这和钱有关系吗？”其实没有，这和对于她作为人本身的尊重有关。
电影里的性工作者，每一处的动作都是在为后面的情节服务。生活里的洪苗不是呀，她就是自然而然的自己，给家里钱，跟妈妈开玩笑“返十张”，在爱情里不因为自己的工作看低自己，该断就断，不留恋。回家时会戴上眼镜，伪装成从城市回乡的知识女青年，爸爸生病，焦虑地不停抽烟。开心时还会叫上姐妹去玩鸭子。
观看完这部影片，同样作为女性，感受到震撼，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对于拍摄的主体，暴露出她清晰的面貌、身份证上的真实姓名，具体到XX省XX市XX县XX镇XX村的家乡。社会本来对于性就处于一个完全污名化的状态，女性作为性工作者，不是被理解被接纳被帮助，而是被完全的唾弃。她成为性工作者，只是小范围的事情，在她离开北京之后，可能会成为隐藏的过去。但是随着本片的传播，不仅她的家里人会知道，同村镇的人都会知道，众口铄金，她们全家都会生活在污言秽语之下。她的悲惨过去被电影永远的记录了，被大众媒体放置在可点击观看并重复回看的位置之上，这对于一个女性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一个家庭是不可承受之重。可能洪苗永远都不会成为那个结婚的女人，有资格给爷爷奶奶的坟头上香。
即使被预设洪苗是默许影片的，但是纪录片应该是有道德的，这和嫖客对于妓女的性剥削没什么两样。
2 ) 最好的一课——麦收
马克思韦伯奠定了社会学中的理解（Verstehen）范式，许多社会学家在用自己的生命历程（life course）来论证这个范式，在中国，最好的三农专家本人都来自农村，就拿这个培训班上的老师来说，于建嵘，张乐天，陆学艺等。远的如费孝通先生等。或许，和时代有关，中国本来就是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然后，当我们靠近底层这样一个跨越社区的概念时，很遗憾，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不是来自底层。
底层（The grass-rooted），和基层（Local），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不一样，很多时候，他们是无名化(anonymity)或者污名化(stigmatization)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一般的农民，他们不是一般下岗工人，他们不是一般的妓女与鸭子，他们一定要与权力碰撞，失败后在社会中像抹杀了以后的状态。
很喜欢福柯的《无名者的生活》，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那些故事为什么重要以及为什么故事进入福柯的视野，那些卑微（infime）的人，那些无名（infame）的人。
“那些生命正在那里谈论着自身，为什么你不去听听？——但首先，如果这些生命不曾有一刻与权力相撞击，激发它们的力量，除了这些处于暴力或独特的不幸之中的 生命，难道真有什么别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等待我们？毕竟，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 生命最热烈的点，能量积聚的地方，恰恰就是它们与权力冲撞的地方，与权力斗争，努力利用权力的力量，或者力图逃避权力的陷阱。在权力与那些最平凡无奇的生 存之间往来的这些片纸只言，对于后者来说，无疑就是曾经给它们树立的唯一的纪念碑；这些文字正是投射到这些生命上的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短促光芒，它穿越时 间，甚至使我们也有机会看到这些生命。”
“简单地说，我想要将一些残迹收集在一起，创造一部描述这些面目不清的人的传奇，它的基础就是身处不幸或盛怒中的人们与权力交换的这些文字。”
在所有呈现出研究的专家中，最贴近底层概念的是于建嵘老师的上访农民，还有就是自身没有能力，没有资源说出自己的故事的底层妓女，服务于底层民众的性工作者。前者对应污名化，后者对应无名化。
我更关心那些没有能力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们。就像法国一位历史学家一样：我的痛苦在于我不能使人民说话。沉默者的历史隐藏着历史的真相。
1、那些我们愿意或不愿意相信的
影片观毕，讨论的最多的几个问题是：红苗的男朋友和她谈恋爱的时候究竟知不知道她从事性工作，红苗的父母知不知道她从事性工作。红苗和她的几个同事讨论性交易过程细节时，知不知道摄像机的存在？和红苗龃龉拌嘴的两个男人是嫖客还是朋友？
经过思考，我的结论是：以上，我们不愿意相信的那个答案可能是更真实的。
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红苗接受访谈，红苗与男朋友卿卿我我，红苗与两个男人拌嘴都是在她唯一可以享用的一个公共交流空间——夜市烧烤摊。这就是她存在的巨大现实——她要么在炮楼里，要么在家里，要么在与鸭子一起玩乐的简易KTV 里，她和城市公共空间的交集是：医院和邮局，医院是为了自己和父亲的病，邮局是为了给家里寄钱。
生活方式与空间，是定义底层最好的方法。红苗的工资，我根据她的叙述算了一下，大概每个月3000左右，经济上她比很多打工妹要好。她有能力进行性消费。有能力出钱给父亲看病。但是，我们看到，她毫无疑问是底层。因为她毫无改变自己命运或向上流动的机会。她的生活状态与质量低于日常生活，甚至远远不如她的家乡的农民。一句话，她用身体和生命换取生活资料。
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中，红苗的男朋友之前知不知道她是否性工作者，不重要，因为他迟早知道。事实是，片子未结束，他就知道了。而且，红苗的存在，本来就是在满足底层打工者的性需求的。
注意，红苗的工作地点是炮楼（brothel），最低级的性交易地方。
最关键的那个细节，三女讨论性交易的细节，我不是卫道士，但是我由衷地感到不适，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她们竟然笑着说自己遭受的性侮辱与虐待。围绕的话题是：包夜。后面，我们知道，“包夜”是红苗们获得较高收入的一个手段。因为，单纯打炮很便宜。
让我们联系一下，那两个男人和红苗之间的龃龉，其实是因为一位男人说：你歇B吧。红苗生气了，但是我们发现，在后来，红苗对着镜头，和另一个男人模仿古典剧中，性交易双方的语言情态等。我相信，不用解释了，这两个男人都是嫖客，但是同时也是朋友。这很正常。只不过我们不愿意相信罢了。傻B的阶级分析论，以及女权论，总会把嫖客与妓女的关系想象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我把这两个细节摆上一起，是想说，底层生活的逻辑不是我们正常生活的逻辑。
那么，我来换一个场景：几个白领丽人在工余瞎侃，一个说：老板太霸道了，又给我布置了这么多任务。另一个说：就是啊，上次，也是，加班了都没有给加班费。
我没有侮辱职业女性的意思，我曾经是职业女性（留校工作过），将来也会是，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职业女性不愿意承认：性工作的女性也是“职业女性”
解构了我们的道德逻辑，我们就明白了，三个女人讨论性交易的细节，实际是述说自己的职业经历，以及自己具有获得较多收入的性资本。这和白领女性炫耀自己工作能力强被上级要求加班是一样的道理。
而红苗生气的正是，那个嫖客说了：歇B。这是对她安身立命的职业的侮辱。后面补充的镜头，正是说明，她觉得她的职业和长途司机，和其他打工都没有区别，在养家糊口的功能上。
放下道德，本身就是道德的。但不是无视或漠视。
我心痛的是，红苗在生气于无良嫖客骂她以后，她不是拂袖而去，而是说：你要是有兴趣，就打电话联系我，要是没有，就滚他妈的……
性工作者与嫖客之间是共谋（complicity）的。他们互相依存（commensalism）。这就是底层的逻辑。
记得那位劝和的嫖客的劝词吗：你有钱吗 她有钱吗 我有钱吗 那不就结了。
其实，共谋这个词，我是不认同的，任何共谋的英文都有价值判断，阴谋，诡计等。我想说，用共生吧。就像生态一样，在 底层社会里，他们有他们呼吸的小系统，排泄的小系统。
在这种“共谋”下，没有阶级对抗，没有性别政治，有的只是“为了最低级或者最基础层面上的生活和生存。”
2、一切都在消失，以我们无法预知的速度
看到红苗和鸭子之间的娱乐，我们发现，性别结构在此失效。这些鸭子们或许比红苗们悲惨。红苗至少可以还有非嫖客的情感选择，我难以想象一个正常的女性接受一个从事性工作者的男友。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男女主次二元对立结构的潜在逻辑。
性别结构，在这个底层社会的一角是消解的。
我们再来看看，红苗奔走于的城市与农村。城市，其实没有给红苗带来任何生活便利，我们看到，红苗居住的犄角旮旯，远远不如她在家乡的独立房间舒服。红苗也不可能去商场买衣服，她还是去北京与河北交界的高碑店买19元特卖的衣服。红苗的娱乐场所是另一个底层的性娱乐场所。
城市化的种种好处，对于底层的红苗来说，是虚无的。
而红苗的家乡，全家辛辛苦苦的干一年，都不如红苗在城市底层从事最屈辱的性服务来钱。
农村的极度衰败，是对中国城乡长期二元结构的最大报复。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红苗用自己的身体与青春，以一种不堪记录的方式，维系着底层的共生环境，而对于她个人来说，爱情是脆弱的，故乡如重病的父亲一样病入膏肓。未来在哪里，正如她一觉醒来，茫然面对摄影机的那双眼镜——世界有时候，在她眼里，就是那一张肮脏的床。
镜头外的我们，能够做的不是针对这一个人，而是通过她的这双眼睛，将她们和他们带入阳光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应该有她们的立足之地，而不仅仅是用身体换来的钱的流入与流出路途。
这是最好的一课，因为它用隐晦的方式告诉了我们底层的逻辑与真实面貌，面对同一个影片，同样的画面，我们总是相信那些我们愿意相信的。面对底层，同情，怒其不争，悲伤，都不如直面现实，来的更加尊重。投入式理解，会帮助我们去除面对残酷现实的过敏症。用底层的逻辑，情感来看待底层。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包裹着许多，许多。
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我上培训班最大的收获。当然，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源于各位东西方大师的视角、方法的碰撞与融汇。
相关链接：
http://news.sohu.com/20050829/n226812812.shtml 李银河 卖淫非罪化
http://hi.baidu.com/249357640/blog/item/3f7e96137f1305d2f7039ead.html 基本人权背景下的性交易合法化
http://cul.sohu.com/20060906/n245196015.shtml 何兵 性交易不可能禁止 应该合法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0e190100dwsy.html 本人博客中旅游随笔 移步换景 打望渝锦 （关于重庆性工作者间接访谈）
同步发表于本人博客
3 ) 这出民谣好在举案齐眉
有清晰的关于她的个人素描，也有围绕在她周围的浮世绘。两个空间。河北农村，麦子在生长。她数着大把的人民币交给母亲。生病的父亲躺在炕上。也有儿子三两个，好像还有媳妇，但媳妇讪讪的坐在炕沿边笑。儿子从来沉默不语。北京的平房地带，姐妹几个在发廊里聊起讨厌的嫖客。三次路边摊的喝酒，其中一次还跟人非常江湖的叫起板来。一个姐妹，两个老板的简单交代，几个嫖客的匆匆出场。高兴的时候还会花钱包夜总会的鸭子玩上一晚上。
民谣的味道多少来自于流动感。她游走在农村故乡和北京城之间，把卖淫赚来的钱，都给了家里作为父亲的医药费。她的客人，都是附近的打工仔，工地开铲车的，开塔吊的，货车司机，看小报亭的。他们也从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赚来的钱通过卖淫女和寄给妻儿的生活费又多少流回了农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还有一种说法是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人往高处走的例子是河北姑娘到北京城打工。河南的小伙到河北农村打工，开收割机帮河北姑娘家里收麦子。关于求医也有这样的流动性。农村人看村大夫，像《马大夫的诊所》那样的简陋的房舍和医疗，病能医则医，不能医就慢慢的等死。条件好点儿的，就去县医院，《马乌甲》里面马乌甲的弟弟去的就是县医院。像她家，因为有个会赚钱的女儿，能去市里的医院。各地市里的人，有钱一点儿的，也许能到北京上海就医。北京协和医院排队的病人，十之八九都南腔北调，从外地赶来，住在宾馆里。
流动性给人以某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幻觉。但更多的事实还是随波逐流的无力感。《麦收》横跨河北农村和北京城郊两大空间。但绝不是所谓的对比鲜明。刚好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北京的城市景观几乎从未出现。只在一两个空镜中，你能隐约看见天边模糊不清的高楼建筑。画面空间里充斥的是一片片平房，陋巷，垃圾满地，凌乱的高压电线，摩托车板儿车穿行其间，如果没有字幕，你会分不清楚究竟这段是在北京还是河北。她们只是从一个农村到达另一个农村。这里逼近繁华，但依然是城市外围的经济圈，充斥着前来打工的外来人口，等这里被扩展为城市的时候，她们将再度迁徙，被挤压到更边缘的地方去。我居住的五环附近的一条街道上，原本就有很多的发廊，每一间店面不过几平米，总有一个穿黑吊带的微胖的女人坐在玻璃门里面无聊的向外张望。但很快当这片街道开始拆迁改建，要成为繁华都市的一部分的时候，这些女人就都随着拆卸下来的瓦砾一起消失了。
随波逐流的另一个例子是，符新华的《八卦》里面，两个男人在深夜的城郊陋巷里溜达，想要找到打炮的姑娘，你可以想象如果他们找不到，也许他们会喝得酩酊大醉，和人干架，扰乱社会治安。打工仔的寂寞是发廊妹在安抚，那么发廊妹的寂寞呢？是夜总会的少爷在安抚。那少爷的寂寞呢？这个链条就好像一张假币的流通过程，到头来终究会有一个人花不出去，揣着那张废纸坐在街头放声大哭。
民谣的味道和剪辑也有关。素材好看而丰富，剪辑也就可以很活泼。父亲讲述女儿能干聪明，要是个小子，一定能干大事。画面接的是女儿在北京一身性感的大红底榴花露背衣，跟客人在电话里打情骂俏。她讲到自己的姐妹儿，接的是她的姐妹儿吃香蕉，抽烟，打电话，发嗲。讲到宝爷，接宝爷推门进来的一个短镜头。小许电话里问，妈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接母亲在厨房包粽子的镜头。还有那个很调侃的玩具警车接警车。
有的时候觉得剪辑得太过舒服太好看了，简直不像个纪录片。但又能够指责什么呢？指责徐童怎么能把这些都拍到而且知道怎么特别舒服的组接起来吗？也许纯熟不是一种好处，生涩反而是？是不是因为我们看生涩的不谋而合的东西太多，反而对谋而合的东西不敢表示赞赏了？我想来想去，觉得《麦收》的剪接还是应该赞赏的。不光叙事层面饱满了，连抒情的层面也居然很够。下雨。湿漉漉的水泥地。路面零星的水坑儿。一个人伶仃的在巷子里走。有小贩吆喝着收购旧彩电旧冰箱……父亲住在危重病房，随时可能血管破裂死亡。也是下雨。很大。雨水从屋檐哗哗泼下，冲刷着老屋边的树叶。大铁盆，拖把，没收的几件衣服，一盆长得蔫蔫的君子兰，都在雨水里。她的侧脸，在窗边听雨水滴落的声响。房间很暗。仅有的忧愁气息……
父亲的病。一段恋情。麦收。三个大事件。
父亲的病属于伦理故事，减轻的也许不是片中人，而是观众心里的道德批判。
恋情一开始很美好。深夜里在高空的塔吊上打电话，两个人互相忽悠，耍贫嘴。男友小许还帮着导演扛摄影机的三脚架。是个瘦弱的小男人，却在建筑工地简直是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像个将军一样向女友和摄影机介绍自己的工作，仿佛那个塔吊上面的小房子是他的将军营。恋情结束得很潦草。镜头拍到她接完小许的电话，好像是不欢而散，神色有点儿落寞。然后是一直拍她昏睡，没精打采的醒来，自顾自的只穿内衣坐着，耷拉着头，窗外滂沱的雨声。到后来回了北京，导演问了，才说了怎么回事。在叙述的时候还在死撑，觉得自己很豪迈。但终究还是哭了。哪有什么爱情？所有的爱情都是腐败，是生存问题解决之后的高消费，和名牌服装一样的奢侈。
麦收很美。完全的农家女生活。浇麦子，点玉米，房顶上摊麦子。点玉米的时候，脚踩在泥土上的吱吱作响。水流缓慢无声的一点一点浸润点过玉米的田地。风汩汩的吹。红色的指甲，手臂上的纹身，白皙的腿。麦收后的稻田一望无际。在宋庄放映的时候身边的朋友站起来说，觉得这样的场景非常美非常性感。在场的很多人都点头。麦收的部分好像是一种消解，把卖淫那条线的道德色彩给抵消掉了，甚至把卖淫部分的悲剧色彩也抵消掉了，令人产生一种和泥土相连的生生不息的幻觉。
但也许不是幻觉。镜头拍下了这姑娘一身非常大天大亮的北方气息，没有暧昧，湿气，晦暗不清，连悲伤都非常大方利落，眼泪一抹，见好就收。徐童拍她的时候一定也感觉到了她的傲气和爽朗。你看，他摄影的机位对她都非常的尊重，甚至很多时候都在用仰拍。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举案齐眉了。
卖淫女的故事，大陆独立剧情片里已经很多，《小武》、《陈默与美婷》、《安阳婴儿》、《烧烤》、《客村街》，也许还有更多。卖淫女的调查报告，写得最全面最社会学的，是潘绥铭的两本关于广东地区性产业调查的书。卖淫女的纪录片，这是我至今看到的第一个。这个题材过于私密，很难能拍到。即便拍到了，也容易遮遮掩掩，还不如不拍。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等价么？我倒宁愿相信，她的信任和徐童拍摄的时候的举案齐眉，可以等价。这世间能够等价的也许只有态度和情感吧。
2009年3月20
4 ) 凌晨五点一点乱七八糟的想法
熬夜看完了《麦收》。看片子的时候，我在想，基本看不到构图，剪辑的手法，可能是为了表现真实。后来看资料的时候，徐导说剪辑应该全部是导演的。这就说的通了，全片就像几百t的素材堆到一块儿，从后期里再去找逻辑剪。
但是看到明晃晃的直视身份证，暴露隐私身体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有人说，打码在纪录片里不算真实，但都知道，这样的镜头有很多可以避开的方法。在平衡保护人物（特别是这样的边缘女性）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天平时候，我觉得应该偏向保护被访对象，甚至可以说这些镜头属于有用的废镜头。两个小时的片子，我在导演身上很少看到对女性的尊重。是尊重，不是可怜。
看片的时候在安慰自己说，能拍出来，留下来就很不容易了。包括也有很多影评人说，知道是了解的开始。但事实是，徐导并没有在事前明确告知对方，片子的用途，在我的道德观念里，这就是不道德的。有些事情是基本，不管在哪里。也有人说，这部片子是为了让大家把j女也当做人来看，但是那么多独立电影展给了展映机会，还一直在流传，影片的初衷不像把她们当做人物，更像一群想要突破社会刻板印象的符号。当然，这就很难不让去怀疑导演有借片子抬高自我身价之疑。
（免杠，理由：可以有对立的想法，但不要试图说服。）
5 ) 在他的镜头里，我看到了另一个中国
有一个导演，他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高材生，却整天和乞丐、妓女、老鸨这些人混在一起。
他为了拍电影，和他们同吃同住，他们被抓时，他还出钱找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
你已经很难分清，这些人，究竟是他的拍摄对象，还是他的朋友，甚至亲如家人。
他是徐童，一个1965年出生，本该和贾樟柯、王小帅等第六代导演大咖齐名，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中国导演。
01
你可能都没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纪录片，虽然在国外屡屡得奖，却从没有一部在国内正式上映过。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他拍这些人、这些题材，要付出的代价。
只是他觉得比起拍那些娱乐大众的商业片，记录这些被社会遗忘的边缘人群，更有价值。
在他的口中，这些边缘人被称为“游民”。
什么是游民？学者王学泰曾如此形容：
游民有别于草根，他们游离于秩序之外，是脱序的人群，比草根更加边缘化。
草根，可能还有一份固定的职业，虽然生活艰苦，但不至于为生存挣扎。
但游民，则是比草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他们大多数居无定所，为生存苦苦挣扎，不知道明天在哪。
在徐童的纪录片中，就尽是这些“游民”，他们可能是乞丐、算命的、卖身的、偷窃的……
但这个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影视业最高学府之一的高材生，却偏偏放着大好工作不做，专门拍这些社会边缘人，还和他们混成哥们，自称“远看艺术家，近看是游民 ”。
他拍这些纪录片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看到，这些和我们生存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样也是中国人的游民，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他的纪录片，仿佛是一颗磨不平的沙子，留在看过的人的眼中，擦不去，也挤不出，久久地让人难受。
只要这些纪录片、这些人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忘记，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我们的同胞，过着蝼蚁一般的生活。
02
徐童的代表作，是被称为“游民三部曲”的《麦收》《算命》《和老唐头》。
三部纪录片，分别纪录不同人群的“游民”。
《麦收》的主角，是性工作者牛洪苗。
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母亲的生活费，父亲的医疗费，都是她在城里赚回来的。
做父亲的，很为这个女儿骄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说红苗啊就是个闺女，要是个小子，可以闯出来。
但父亲可能不知道的是，女儿牛洪苗，在城里做的是什么职业。
镜头一转，就来到了牛洪苗工作的地方——北京，朝阳区，高西店，“炮房”。
牛洪苗是一个性工作者，生活在北京城乡结合部，在杂乱不堪的发郎里接待客人。
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什么专业技能，在诺大的北京，要想找一份体面又赚钱的工作养活家人，是不太可能的。
但父亲看病等要钱，母亲维持一家的开销也等着她寄钱，钱从哪来？
牛洪苗选择了出卖自己的身体。
但她并不以此为耻，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份工作。
工作之余，她会和姐妹们，若无其事地讨论“客人”的好坏：
哪个客人难缠，让自己一个通宵都没睡，
哪个客人像“畜生”，一晚上要搞好几次……
尽管做着出卖身体的“工作”，但像所有其他女孩一样，牛洪苗也有爱情的需求。
只不过她的男朋友，也是她的一个嫖客。
这个叫许金强的男人，同样也是一个“流民”，一个在建筑工地开塔吊的农民工，哪里有活就去哪儿，生活漂泊无依。
但他对牛洪苗却情有独钟，只见过两三回面，就天天惦记着牛洪苗，三天两头给她打电话，有时候一天打三四回，东拉西扯，也没什么正经事，这样一来二去，两人就在一起了。
牛洪苗嘴上说着，让许金强不要对自己动真感情，自己只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好玩，但从眼神、肢体动作，观众都能看出来，她对许金强的依赖。
作为一个性工作者，牛洪苗有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尊重人的嫖客，借着酒劲，她也会发脾气，“以后想联系打个电话，不想联系，拉XX倒”。
但遇上老板娘生日这样的机会，他们也会去卡拉OK，叫上几个“鸭子”，“玩玩，图个高兴”。
在他们的眼中，这跟对男朋友忠不忠诚，没什么关系。
牛洪苗的生活，可能是更多的“性工作者”的缩影，虽然在中国，这是违法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阳光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仍然存在着许多像牛洪苗这样的人。
她们可能一样出生在农村，没上过几年学，进城务工，又发现高不成低不就，于是许多女孩，就从事了这样灰色的职业。
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流民”。
法律不允许他们的存在，但在找到更好的生存方式之前，他们却不得不这么在“地下”卑微地活着。
03
同样身处底层的，还有《算命》中的算命先生厉百程。
这部纪录片，最让人动容的，是厉百程和老伴的“爱情”。如果那也能被称做爱情的话。
厉百程是一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河北人，生活在临近北京的燕郊，靠给人算命养家糊口。
他的老伴——石珍珠，一出生就又聋又哑又傻，父母早亡，哥哥嫂嫂从小就让她在羊圈里住，导致她双腿残疾。
石珍珠，是厉百程四十多岁时，花一百多块钱从他哥嫂那儿“买”回来的。
生活都过不去，就更别提“浪漫”两个字。
说到为什么娶石珍珠为妻，厉百程说了四个词：“贫不择妻，寒不择衣，慌不择路，饥不择食”。
婚姻关系，在厉百程看来，没什么神圣性，只不过是根据自身条件的挑选罢了：
“人贫没能耐，你还想搞好的？所以说我根本就没嫌破，就给接来了。”
但结婚之后，厉百程对妻子的照顾又无微不至，缝缝补补、拆拆洗洗，所有家务活，他都包了，自己吃不起药，也要省下钱来，给妻子买药吃。
“我把她接来就只为我做伴侣的。”别以为穷人的世界里，就没有温情两个字，作为人，只要能吃饱饭，就有感情上的需求。
这个靠算命混日子的残疾老男人，同样有对伴侣的需求，只不过这样的需求，不一定那么纯洁无暇。
没过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厉百程嫖娼了。
导演好奇，厉百程残疾了，怎么还能嫖娼？问他：找那女人，你弄得了吗？
厉百程生气了，说：“弄不了，我收石珍珠干什么？我天天伺候她，我为了什么？”
说到底，厉百程找石珍珠，除了生活上的伴侣，也是找一个“性伴侣”。对他来说，娶个老婆，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的。
可能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中，都有这样的因素，但体面的人，不会这么说出口。
只有那些生活于底层，被剥夺了尊严的“游民”，才会这样直接地面对血淋淋的残酷现实。
老了之后，厉百程也后悔过，当初不该娶石珍珠：“没媳妇，想媳妇，有媳妇，烦媳妇，当时大脑缺弦。现在是，扔不得，撂不得，现在再想和她分开，是不忍心”。
现实残酷、不堪，但即使是生存于底层的人，也同样有“不忍”和善良的心。
这就是真实的“流民”生活，他们的生活或许很卑微，但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有的所有。
生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活下去，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例如，厉百程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睡在街边的乞丐，如果没有算命这项“手艺”，他可能和那些乞丐朋友一样，风餐露宿。
导演看到这些乞丐有一顿没一顿的悲惨生活，都觉得无法理解，问厉百程：这些人活着，一点乐趣没有，为了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厉百程生气了，他说：这话说的，人没乐趣就不活着呀？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是的，对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游民”来说，活着是没什么乐趣，但生而为人，活下去就是一种本能。
他们没有想过自杀，也没想过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些都是已经不需要为生存忧虑的人想的事。
当一个人很早开始，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下一顿饭，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他能想到的，只有如何活下去，而不是活下去有什么意义。
他们没时间去哀怨生活没有乐趣、没有意义，也没想过去抱怨命运的不公，社会的残忍，他们唯一想到的事，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
04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老唐头》，纪录的是老唐头的一家，主要是唐小雁，和她的父亲，唐希信。
先来说唐小雁，她是来找厉百程算命的人之一。
唐小雁是一个按摩房的老板。但她入这行，也是“误入歧途”。
17岁那年，唐小雁被一个黑老大带到田里强奸，20几岁时，她被人拿刀架着强奸。后来还被人骗到按摩房当小姐……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做过各种职业之后，没什么文化，也没啥生存技能，只认识了一些道上混的人。后来，唐小雁干脆自己开了一家按摩房。
在社会上混，她必须让自己看上去强悍一些，对上门来挑事的无赖汉，她会放狠话：“我他妈能在北京开这个店，我就不惧你。”
对纠缠她的男人，她拳打脚踢，把人赶出按摩房，把人头打破，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在清醒的时候，她会对干女儿说：不要对任何男人太上心，没用，都靠不住。
但喝多了之后，她却抱着干女儿哭：“我非常非常需要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我很孤独，没有人保护我，我只能靠自己。”
这个外表凶蛮，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只是从年轻时就被强奸、被欺负，又没什么文化、技能，所以只能用凶悍的外表伪装自己，闯荡“江湖”。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游民”，他们生存与社会的夹缝之中，平时很少被看见，但他们确实和我们活在同一片土地之上。
05
而唐小雁的爸爸唐希信，也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游民”，
因为穷，也因为脾气倔，他和全家儿女、媳妇、女婿都处不来。
老唐头和大女儿、女婿住在一个屋檐下，因为穷，只有一间房，晚上只能隔着一个帘子睡。
女儿、女婿嫌老人晚上“撸管”，吵得睡不着觉，第二天和老唐头闹得天翻地覆，女儿、女婿气走了。
儿子，嫌爸爸没本事，说了一句爸爸这辈子“白活了”，老唐头不干了，父子俩又吵起来，大闹一番，儿子一家也气走了。
过个年，把一家人全气走了，剩下老唐头和唐小雁两个人，冷冷清清。
人们常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同样如此。
穷，最大的代价之一，可能就是不体面。
因为穷，一家人，儿子都结婚生崽了，只是只能睡在一张炕上，中间拉块布就算两张床了，没有任何隐私。
因为穷，吵起架来，子女对父母没有任何忌惮，你又给不了我什么钱，说你一句“白活了”，你还有脾气了？
因为穷，所以你必须忍受这样的生活，还必须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乐趣，那可能是遥远的回忆，也可能是来自女儿的仅有的一点温情。
这就是老唐头的生活。
06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像牛洪苗、厉百程、石珍珠、唐小雁、老唐头这样的人。
只不过他们不会出现在新闻里，不会出现在电视剧中，也不会出现在电影院里。
他们是被忽视的一群人，蝼蚁一般，匍匐在地上，活着，没有人知道他们来过，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哪天会死去，悄无声息地，只是活着。
只是通过徐童的镜头，才让更多人看到了他们。
通过徐童的纪录片，我们才知道，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只有欢乐祥和，并不是只有美满幸福。
原来真正的底层，生活可以不堪到如此地步，原来活着，可以是件这么卑微的事。
如果这些纪录片，这些卑微地活着的人，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
或许，他们的生活有被改善的可能，或至少，他们的子女，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只是可惜，这样的纪录片，和这些“流民”一样，在这片的大地上，同样是不被看见的，它们真实存在着，却仿佛透明一样，继续卑微、悄无声息地活着。
6 ) 社会底层的真实状态，不丧！
本来是不喜欢看纪录片的！
总觉得大多数纪录片都是枯燥无味，味同嚼蜡！
就在刚刚，这么短的时间内，我竟然忘记了从哪里看到了徐童的简介，对于这个导演创作的独立电影《麦收》产生了浓烈的猎奇心理！
找不到下载，索性在线看了，毕竟这样的电影是不需要关注视觉效果和音响效果的！
一部好电影，首先得引人入胜吧！它做到了！
即便它是“枯燥无味”的纪录片，也让我看得津津有味！
看完这部电影，首先联想到的是《小武》，但是《小武》不管从剧情到拍摄到表演，毕竟都加入了“演”的成分，不像《麦收》是纯粹的纪录片！
而与此相类似还有国外的2019年的《悲惨世界》和2021年的《红色火箭》，还有今年，不对，应该是去年，2022年，国内的高分电影《隐入尘烟》…
虽然这些电影和本片相类似，但是总觉得是那种“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文艺片，而本片是纪录片，所以，它给我最大的感受是——真实！
本片上映于2008年，我到现在也没弄懂是不是拍摄于2008年，虽然有人说是拍摄于2008，但是我这个生活在5线小城市的观众记忆中的2008年也不像片中的场景那么破败不堪吧！
毕竟人家拍摄的可是帝都和周边河北，特别是片中“保定第一中心医院”让我这个同行都感觉穿越了！
按照我的记忆和片中有些消费的价格，我推断，这应该是2000年前95年后！
但是片中的一个镜头又完全推翻了我的记忆，其中汇款的时候提到了汶川地震，那必须是08年以后啊！
算了，不纠结这些细节了！
这一部纪录片描述了社会最底层的X工作者，但是从头到尾竟然没有传递一丝丝的负能量！
虽然你能从电影里的各个人物感受到他们在社会底层的压力，却看不到他们愁容，反而大多数的是笑而面对，特别是女主！
她一方面厌恶现在老板的贪财，一方面又开开心心的为她庆生；她即使是离开了前任老板，一年多后，她还能去看望他；姐妹间貌合神离，但是不妨碍她们一起开心找乐（这里让我找到了“鸡同鸭讲”的出处！）；和“男友”从没有提到情和爱，俩人在一起却一直快快乐乐，连打电话都随时打情骂俏；即便是父亲的疾病从村医看到市级医院，对于如此重的病情，她也是只有背着别人的时候才面露愁容！
影片以麦田开篇，以麦田收尾，是不是寓意着，哪来哪去，过程只是浮云！
本片作为独立电影，作为描述社会底层的纪录片，是万万没有可能过了广D总局的审查的，所以本片是没有院线公映的可能的！
但是，不能公映不代表它不是好电影，有机会您可以网上搜来感受一下，回想一下你当年那个时候你在哪！
本片应该不能称为“演员”吧？！“本色出演”这样的词也不能用吧？！毕竟，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生活的过客，他们努力的生活，却不是表演，细想一下，您何尝不是其中一员呢！
推荐指数⭐️⭐️⭐️🌟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无视那些道德不道德的讨论吧。。。贴着拍，就像贴着写。。。多年之后想修改下：大概还记得当年的纷争。主要是麦收的女主角之一，认为片子的拍摄和放映对她造成伤害，要求不要放映，其实这个要求完全合理。想起来纪录片界有一种观点，大概是电影无罪论，我不能同意。虽然作为电影放映员，和导演们喝出了感情。不管导演以何身份进入她们的生活环境，（无意对p客这个身份进行judge，但是这个身份，确实影响了性工作者对摄像机的态度，是存在权力关系的。至于导演后来如何尽力花钱捞唐小雁，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唐小雁的生命力很强悍，跟徐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也可以说这是个“救风尘”的故事。毕竟婚姻不是什么值得追寻的事物，如果这是唐小雁想要的，那徐童这个行为也算完成了一点对摄像机原罪的救赎。只是麦收里的女孩子，就真的依然在尘埃里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 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 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 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 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 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 心酸 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我靠 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 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 笑着看 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 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 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 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 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 都是多好的人啊 太残酷了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