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鸟2018

蜂鸟 观后

#台北电影节#国际新导演评审团特别奖

整部片的气氛让我想到杨德昌导演的《一一》，映后在和导演QA的时候导演也确认了受杨德昌导演影响很深这点。主题就像片尾女老师的独白所说的那样：人生不只有好事，也不只有坏事，而是什么事情都有。

影片内容概述可以说是一个初中小女孩的成长史，在家庭环境压抑、学校环境填鸭甚至变态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有一点开心的友情和爱情如果也出现了问题，小女孩要在哪里找到出口。很幸运的，在汉文补习班的老师那里找到了倾诉的出口，但就像片中那个压抑的社会环境一样，对事情多思考、对自己多探索的女老师成为了补习班老板口中的“怪人”，而这个小女孩也在全班匿名的票选中被评为“全班最混的学生”。两个“怪人”相遇，彼此似乎都获得了一种理解和安慰，但很不幸的在大桥倒塌的事件中，女老师不幸身亡。

影片整体风格细腻而完整，细腻是导演的视角和主角的表演，一个小女孩怎么看待身边发生的事情：被自己亲哥哥打，和同学交流后发现同学被打得更狠，互相交流被打经验，得出结论还是乖乖被打希望早点结束为好；父亲在医院知道自己要开刀，可能会留下面部神经麻痹的后遗症之后抱头痛哭，小女孩眼神中的疑惑和小惊讶；在地下蹦迪的放肆和回到家里的压抑形成完整的对比。完整是影片剪辑利落，美术扎实，镜头摆的很有教科书的感觉，调色调光也都很温和，整体上给我的感觉是Production Value很高。导演和片中的女主角一起前期工作了六个月，互相熟悉，建立信任，这是这位演员的第一部长片，之前只是拍过一些短片，算是半个素人。演员的眼神真的很有戏，爆发力之强我觉得碾压现在正红的一些同年龄演员。

以下是我看到的问题。

1.导演试图想要呈现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下不同的表演，但是这样割裂的表现我有点没反应过来，甚至在地下蹦迪那场我还看了半天确认是不是主角本人；

2.1994年的时间设定有些成为了背景，而不是渗入到主角的生活中，因为主角最长呆在的家里其实平时并没有关心政治问题，只是在大桥倒塌的时候担心自己的小孩有没有遇难，而且可能因为我对韩国的背景不熟悉，对于片中美术上的安排也很难让我回到1994的那个氛围中；

3.利落的剪辑是优点也是缺点，影片前半段经常是一小段故事发展到高潮然后就切掉，切了三五次之后我就知道啊导演要切了，有种小跳戏的感觉（虽然对于情感体会上来讲没造成太大阻碍）

#导演人真的很好，在场内QA结束之后还在外面和观众合影留念继续QA，大概站在那里至少要一个小时吧。

半夜看我已经哭的不行了。这是一部不能用女性主义来定义的电影，我甚至很难去强调所谓的女性视角这个维度，时代背景也并不重要。它只是在极为平淡的表象下灌注生活的本质之痛。说这部电影狗血的人根本就没有心，就算有也是毫无感知力的心。这难道不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家庭状况和生活状况？青春的表象给它蒙上一层柔和的薄纱，但这种薄纱反而更加凸显出背后力量的形状来。这种处理方式的意图恰恰是抹去那种时代的特殊性，而留下的是普遍的痛和迷茫。我觉得其实影片没有必要做到像《请回答1988》那样如此细致而真实的服设和道具设置，它之所以告诉你具体的时间和年代，是为了把真实放进来，是为了让人更有切近感。因为生活必然和社会背景是不可能脱离的，但这种不可能脱离性确实没必要因为具体的设计而转化成一种对主题表达的桎梏。

这种痛从何而来。其实甚至不在于所呈现出来的每段人物关系具体的离合聚散。虽然说关系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所支撑出来的生活本身。它是没有回应的。影片开始，尚且是隔着一扇门呼唤，无人应答。仍然还留有用逻辑去解释这种无人应答的空间——因为找错了，走错了。也就是说至少还存在一条对的路，存在一个对的门，只要你去寻找，总会有回应。在这样的前提下把整部影片铺成开来。到中段的时候，那段无论如何呼唤都没有回应的母亲可以说是全片我最喜欢的设定。恩熙在这里喊的是妈妈，一般来说，是建立在无数次呼唤母亲而母亲对自己的回应的基础上的。但这里的不回应，留下一个空白，是母亲专注自身（自身的视角）而不曾做出回应，不曾做出被这种亲子关系所覆盖的回应，甚至离开了。这可以说充满了精神分析的隐喻性，在主体意识到母亲并没有满足孩子的要求，而孩子独立于母亲的欢愉之外的时候，也就是说母亲在朝向自己而并不回应孩子的时候，母亲是处在大写之物（das Ding）的位置上的。这种隐喻的处理完全消解了存在所谓“对的门”的可能性。因为所谓的大写之物，根本特性就在于它是最原初的，因而是不可能被把握到的。而在这个桥段之后整个电影就开始将这种遭遇大写之物的创伤呈现出来。从具象化地割裂肿瘤开始，到大桥的坍塌，关系的彻底死亡（关系中对象的死去），世界的伤口暴露出来。生活的本质就是痛，生活的本质就是那看似坚强却不可预测地坍塌了的大桥，生活的本质，刨去那些毫无波澜的表面，它就是一道巨大的伤口。这种青春的视角，意义就在于去更敏锐地捕捉这种伤口。我们始终在围绕着这个伤口对它进行想象性的重构。即使不从拉康的升华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想象性的重构，至少我们一直都在想象存在某种关系某个人可以填补生命的这道伤口。可这种想象并没有错，是依靠着这种想象生活才得以维系。即使这种生活的维系让人痛苦，这种痛苦让人想要把自己的灵魂甩出自己的身体来获得彻底的解放。

可这种彻底的解放是不存在的，必须要记住，它是不存在的。即使生活“平静”如常，它依然是千疮百孔的。记住这种解放是不存在的就意味着，记住老师对恩熙所说的最后一番话，“别再挨打了，如果有人打你，无论如何都要奋起反抗，千万不要坐以待毙。”

千万不要对生活坐以待毙。

这部片子，去年并不火，但其实已经拿了不少奖。

不仅这次青龙奖收获5项提名，此前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台北电影节，都分别得过大奖。

导演兼编剧金宝拉，还是个80后，《蜂鸟》是她的长片处女座。

但这部情感细腻的长片，已经给人不少惊喜。

01

《蜂鸟》的故事很简单。

1994年，韩国一个普通家庭里，女主角是正在上初二的金银姬。

学习成绩一般的她，在班上人缘也不太好。

班主任让全班投票，选出两个不学习、去ktv、谈恋爱的「混混」，她当选了。

班主任就跑到她父母开的店里告状。

金银姬的家庭，也普普通通。父母开了一家年糕店。

忙的时候，得全家出动，一起帮忙。

父母的感情不算好，也不算坏。

妈妈知道爸爸出轨了，但为了勉强维持家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隐忍不说。

家里的三个孩子，哥哥学习最好，最有希望考上首尔大学。

所以哥哥是家里的中心。父母不在时，他还会偶尔对两个妹妹拳脚相加。

姐姐是个叛逆少女，考不上高中，上补习班也经常逃课，谈恋爱、抽烟、喝酒。

经常半夜回家，喝醉了，和妹妹吐露一句心里话：「我觉得活着真没劲。」

最小的金银姬，在家里，不太受父母重视。

除了让她好好学习之外，忙于生计的父母，没有太多时间关心她的成长。

在晚餐桌上，金银姬终于鼓起勇气，和爸爸告状：「爸，哥哥打我了」。

但爸爸装作没听见，妈妈也只开脱了一句：「你们俩不要打架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在大人的眼里，这只是孩子间的打打闹闹而已，算不上什么大事。

在家庭里，金银姬得不到什么温暖，也没有人告诉她成长是怎么一回事。

但她有一个男朋友。

每天放学等她一起回家。

会和她说：你就像小鹿一样。

在少男少女的恋爱中，金银姬体验着初长成人的兴奋。

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第一次接吻。

第一次试着接吻的时候伸舌头，可马上又觉得恶心，吐了口口水。

她还有一个好闺蜜，两个人一起上补习班，在练习本上一起吐槽老师。

一起在蹦床上宣泄各自的不开心。

或者打扮成大人模样，一起去蹦迪、喝酒、抽烟。

感觉到无聊，想找点刺激时，还一起去文具店偷过东西。

和闺蜜一起的冒险，让她体会着青春期的刺激。

对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崇拜者——一个低年级的学妹。

她说她喜欢她。

她会在放学路上等她，送她玫瑰。

让她把BP机号码，写在自己的手臂上。

她动手术住院时，还会哭红着眼来探望。

但是，慢慢的，她忽然发现，原来这些关系，都不牢靠。

那个说她像小鹿一样的男朋友，几天不见，转眼就跟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了。

无话不说的闺蜜，偷东西被抓时，为了自保，竟然出卖她，说出了她家的地址和电话。

而那个上学期还说着喜欢自己的学妹，过了一个学期，竟然装作不认识自己。

在一次次的背叛中，少女金银姬渐渐发现，原来一切关系都有保质期，没有地久天长的爱情，也没有牢不可破的友谊。

从父母那里得不到重视和关爱，在爱情和友情中，也总是一次次失望。

在艰难的成长中，金银姬充满困惑、充满痛苦、充满喘不过气来的压抑。

幸好，她遇到了一个亦师亦友的知己。

她是中文补习班新来的老师——金英智。

她是一个休学中的大学生。

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满口大道理，也不像一些老师那样照本宣科。

她和学生交流自己的爱好。

上课前，郑重其事地焚香。

金银姬心情沮丧时，她会给她泡乌龙茶。

两个学生闹矛盾时，她会为她们唱歌，和他们谈心。

她还会教他们中文的同时，和他们说那些生活的道理。

她是如此与众不同，金银姬一下就喜欢上了她。

金英智老师，就像银姬成长路上的那个引路人，她愿意花时间倾听她的烦恼、她的痛苦、她的困惑。

但终于，金银姬发现，即使是这个引路人，也不会一直陪伴着自己……

02

从故事上看，《蜂鸟》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也没有什么精妙的冲突设计。

凭什么它就能打败《寄生虫》，拿下「最佳剧本奖」呢？

我想就在于它独特的叙事视角。

整部影片，以少女金银姬的视角展开，充满了敏感、细腻的情感刻画，捕捉了那些被成人世界所忽略，却在少年世界中，影响至深的日常细节。

很多时候，我们会忘了，少年看世界的比例尺，和成人看世界的比例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那些在成人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可能在少年心中，就是一件影响他要不要继续活下去的事情。

在忙于生计的父母心中，孩子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就是最重要的事。

什么闺蜜吵架啦、和男同学的小情小爱啦、最爱的老师离开学校啦，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但在一个少女（少年）心中，这些小事，关于友谊、关于爱情、关于人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情。

老师们、父母说的考上好大学以后的人生，他们想像不到，但眼前的这些小事，却可能是他们无法跨越的障碍。

也正是这些一件一件的小事，塑造着他们的成长，决定了他们长成什么样的大人，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

电影中，有好几处都突出了两种视角的差距，突出了少年对于成人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的不解。

例如，在一次争吵中，妈妈终于忍不住说破爸爸出轨的事，两个人扭打起来，争执中，妈妈用台灯砸伤了爸爸的手臂。

一时间，痛哭声、尖叫声充斥着这个外表和平的家，一家人的日子，似乎终于要过不下去了……

可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金银姬看到的却是，爸爸妈妈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依偎在一起看娱乐节目，一起哈哈大笑。

只有爸爸手臂上包扎的纱布，和那盏破碎的台灯，提醒着金银姬：明明昨晚还濒临破碎的家，怎么一下子，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呢？

对一个14岁、上初二的少女来说，这都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对于成年人来说，经历了太多生存的考验、磨难之后，早已失去了对日常生活敏锐的感受力。

遇到任何事情，如果不影响生存，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夫妻间的感情，也是如此，只要还过得下去，那就凑活过。

也许那个男人会知错悔改，也许那个男人，还是会出去偷腥，但日子不还得过下去吗？还能怎么办呢？ 但在少女的世界里，男朋友的一次背叛，就是天大的事情，闺蜜的一次出卖，就能影响她对友谊的信心，动摇她对全世界的信任。

再比如说，在大人眼里，哥哥打妹妹，只是孩子间的打闹而已，一句「你们别再打架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但在孩子心里，这可能是一个比生命还重要的事情。

金银姬甚至想过，要不要用自杀，来让爸妈和哥哥后悔。

大概每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和少女，都曾认真想过自杀这件事。

后来他们渐渐长大了，能承受的事越来越多，可以让他们动真感情的事，越来越少，但还能回想起来当初那个少年的心事，而不觉得愚蠢、幼稚的人，却不多。

导演金宝拉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把它们写下来，拍出来了。

03

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也是一个让我们的情感越来越迟钝、麻木的过程。

《蜂鸟》正是这样一部电影，带我们重返那个敏感的少年，用那颗敏感、细腻的心，再看一眼我们已经熟悉的成人世界。

但《蜂鸟》的好，又不仅止于此。 《蜂鸟》的另一个亮点，在于敢把时代的脉动变成幕布，成为个人成长的背景。

1994年，对韩国来说，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朝鲜的金日成主席逝世，对于朝韩关系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但对于当时正在上初二的金银姬来说，显然无法理解这些。

那天对于她来说，不过刚好也是她动手术的日子。

第二件事，韩国的圣水大桥垮塌。

这直接影响了金银姬的家庭。

幸运的是，姐姐因为迟到，没有赶上那趟沉没的公交车，捡回一命。

在晚饭桌上，哥哥突然痛哭，也许是害怕失去妹妹，也许是对此前对妹妹的暴力的歉意。

因为这个意外，让一家人第一次感受到，彼此对于各自的重要。

和大多数普通的家庭一样，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在人生的至要关头，总会坚定地站在彼此身边。

也同样是因为圣水大桥的垮塌，金银姬也失去了她人生的引路人，开始学会自己成长。

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也许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也许只是存在于记忆里电视新闻而已。

但是，个人不可能脱离于大时代而生活。

金银姬的成长过程中的压抑、困惑，其实也是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社会动荡、处于巨变中的韩国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正如她的家，镜头推远一点看，也不过是无数平凡无奇的韩国家庭中的普通一个而已。

《蜂鸟》拍出了那个时代青春的迷惘，但又抓住了时代氛围中那些动人的细腻情感。

正是这些共通的情感，让我们中国观众，也能够代入其中，重返那个多愁善感的年纪，问问那个少年，现在的自己，是否能让他满意。

*原载于公众号 深焦DeepFocus

1994年10月21日，首尔圣水大桥垮塌。

导演金宝拉略带自传性的《蜂鸟》，一开始便是以她年少时目睹的这一真实事件为起点发展而来的，当影片临近结尾少女恩熙来到汉江边远望这座破裂的建筑，它凝固成了本片最有标志性的姿态，一道裂痕与伤口。

可这个围绕少女恩熙心事展开的故事绝对不是疼痛青春，相反，它时时将我们浸入一种温柔中，但又不是小清新明快飘忽的不痛不痒。这温柔是一种酥痒的麻痹感：昏黄的房间，苍白的课室，女孩男孩并肩走过的林荫路，暗淡无光的初吻楼道等等，视觉上的低反差和偏灰棕的色调使影片在质感上都呈一种混沌。氛围音乐好像滋滋电流白噪音，交代出的情绪也像是黄昏一个人回家时候的那种恍惚感。

镜头由始至终同步恩熙的感受，即使凝视她，也呈现她的情绪，弥漫于全片的是人处于年少时，无力却又试图自我保护而生出的那种钝感。

时间感也是模糊的，事件大致以时序发生，从夏天到秋天，但剪辑不动声色，常常不能让人明确感到其中究竟间隔多远，因此有的情绪持续而深刻，经过发酵、压抑直至爆发，有的转瞬即逝。

譬如恩熙画着珊瑚色眼影唇膏去地下舞厅，遇到表现好意的女孩子，眼里的那些肆无忌惮。这样一面的她在片中极少出现，仿佛仲夏之梦，但又理所应当——因为在全片如同水雾一般的绵软气氛中，时时都有这样的尖锐包裹其中。

看《蜂鸟》时很容易会想到黄骥的《笨鸟》，同为深刻描绘少女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黄骥将电影设置在当代，比金宝拉稍多的是对于少女生活周遭环境隐晦而独到犀利的社会批判，而《蜂鸟》虽然设置在1994年韩国经济腾飞的大环境中，又有多处直接插入现实事件中的重大事件以及流行元素，但这样一个充满时代感的背景却显得更加抽象，虚焦在人物后面，最终《蜂鸟》更概括地去描绘了一些情感状态，普遍社会环境下人与人的连结如何形成、断裂、重新发现、加固或不朽。

巧合的也是和当年《笨鸟》一样，《蜂鸟》也得以入选本年度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给柏林观众呈现又一个独特的东亚女性视角。而又与安德里亚·阿诺德《鱼缸》、《美国甜心》惯于描绘的欧美少女的横冲直撞与脆弱不同，Kim Bora与黄骥的女主角身上都有一种被动与静止，大多数时候她们承受着许多，在孤独与压抑中茫然打转，小心翼翼的观察，往往又突然地奋起，为反击或为追求孤注一掷。

蜂鸟，渺小辛劳，终其一生碌碌寻觅蜜糖，正是不受父母重视前途未卜的女孩。无论是流连舞池，拥吻男孩女孩，还是将感情寄托在毫不了解却全然信任的女教师身上，寻找的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快乐与温暖，一种求得安慰与解惑的可能。然而影片中最为平静温暖，最让她得到关注的那一段时光，又似乎是以病症和伤疤换来的。

同时，《蜂鸟》又并非如此专注深切地只聚焦恩熙一人，常常寥寥几镜轻松地将她周围的女性（母亲、姐姐、朋友、爱慕者、女教师）都凸现出来，而在她们之间有着沉默的理解与怜惜，莫名的疏远与吸引，言传身教，当然还有反复无常。有了这么精妙的女性关系的表现，那么就不难理解《蜂鸟》中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并且不加讨论地去展现女孩的双性恋倾向，将这当成完全自然的事实，没有任何多余的戏剧化。

恩熙与女教师之间的感情的确是影片最柔软的部分，虽然整个发展过程看似平淡无波甚至几乎落入窠臼，但这据说部分来自导演真实经历的故事极其细腻真诚，其中有些过于直白的关于反抗与判断的说教也被细腻的情感打磨得光滑了一些。

她们之间的互动更像自我对话，女教师看似过来人，可其实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郁郁地在楼道抽烟，平时沉默寡言，常常不辞而别，在语言学校校长眼里大概也像个问题青年，和恩熙一样抱着一堆困惑，因此面对她没有什么居高临下，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理解与陪伴。

所以当恩熙给她写信，犹豫地落笔问，“Will I shine？”，注定是得不到答案的。片尾的留言缓缓念出，也并不像寄语，更像未求得论证的自问，“什么才是活下去的正确的方式？有时候我以为我知道，但我其实并不知道……”，最后却只有“世界神秘而又美丽”这样草草的结论。她们因为这样对答案求而不得的姿态而连在一起，这不只是一段仓促而不知所终的感情，更是这一代韩国青年面对一个开始腾飞喧嚣不断风波不断的大时代的不知所措。

另一个层面，金宝拉在这部影片里，缓慢隐秘，却是在用一种非常新颖的方式去描绘家庭关系，这样的东方家庭画像在许多以家庭题材见长的男性导演镜头下也是难见的。影片开始给了大家一幅假象 ，似乎是另一部控诉韩国男权社会、男性家庭暴力与不作为的女权政治影片：

父亲高声呵斥，闲暇时背着母亲出门，不顾家中事务，女儿稍有状况便只有打骂；兄长享有全部头等优待，稍不如意对妹妹拳脚相加；另一边则常常是母亲的沉默与欲言又止，意味深长的眼光，或者歇斯底里的争吵哭喊，还有姐姐无声而持续的叛逆，与妹妹若有如无的疏远。

一开始看起来一切都没有多么微妙，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一幅表象又绝对不是导演要展示的本意。影片过程中好像是冰川消融，流下来的却也不是更加温暖的，而是雪水般绵长复杂又绝不坚硬的情感。这里的家庭关系有时冷冽残酷，有时又温柔包裹，一时嘈杂剧烈，更多时候是无语默然的，看起来乏味无趣，却又深刻亲密。

恩熙生病后本能地并不先告诉父亲，对母亲说，母亲似乎也只是冷淡地让她独自去诊所看病，诊所让她回去拿母亲的家书签名她也十分不愿意。等到必须要转去大医院动手术，她在卧室门口怯生生地对父母说，父亲当即第二天带她去了医院，而听到医生对手术风险描述一番后，父亲在病室门口不禁痛哭流涕。这一系列的发展平静又迅疾，将其中的隔阂与无奈，被迫的懂事，不富裕家庭捉襟见肘的关爱，男性的无力都表达地清清楚楚，并且顺畅无比。

逃课晚归谈恋爱的姐姐犯错，家中父母互相推诿责任吵闹，母亲忍无可忍揭穿父亲的背叛，两人大打出手，举起台灯摔个粉碎，这大概是许多“不会好好说话”的东亚家庭十分常见的场景。

次日，恩熙早饭时父母亲早已和谐地一同在客厅看电视，虽然不言不语，甚至没有眼神交流，却是整部影片最温暖的场景之一。许久之后，恩熙在沙发下找回了台灯的最后一块碎片，仿佛将这样一个场景再拿出来反刍一次。

影片的韩文原名是《蜂鸟》，英文片名则是《蜂鸟之家》（《House of the Hummingbird》）。影片开始后不久，恩熙一家人协力在自家作坊为一个大单子加班赶制年糕，这个忙碌而沉默的真实劳动场景已经昭明题中之义。

《蜂鸟》不仅是少女的碌碌成长，不仅是压抑的青春心事，或是成长的阵痛与惘然，它试图触及的更是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忙乱紧张的真实生活琐碎，是普遍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面对的人生难题。当恩熙向母亲问起舅舅的死，镜头凝视着母亲，她露出了一种少女式的迷惑神情；兄长面对失而复得的妹妹，在饭桌上突然哭泣；恩熙找到老师家里，递出那份礼物，给那位母亲带去的冲击……每个人都面对一个庞然大物，不可抵挡无法扭转，它既带来惊惧也带来解脱，或者它太过迅疾带来了什么让人来不及反应，直到我们看到恩熙面对断裂的大桥，脸上不知该释然还是痛哭的表情，这个庞然大物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形象。

——《蜂鸟》是一部融入了导演您自身经历的作品。被问及它的拍摄契机，您在接受韩国媒体的采访时，曾说：“我二十多岁的后半段在美国读硕士时，总是反复梦见初中那三年的情形。我想，这是当时没有解出来的作业(留给了现在的我)，于是开始自我反思。”您说的“作业”是指？

金：我们长大成人后，总是理想化地认为“小时候真好”。我想不仅是韩国，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遍现象。我遇到的很多人都说，“长大了就不会有朋友了”“小时候的朋友才是真朋友”。但我反而认为，现在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我小时候有很多不好的回忆。比如说，在学校也好家里也好，小孩子都有很多不得不忍耐的事,这些都是我的压力。在韩国，特别是90年代，其实现在也是如此，对女性有很多歧视。我想作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的韩国女性回顾一下90年代。

其他很多国家都和韩国一样，总是嘲讽初中生这个年龄层。韩国和日本有“中二病”这样的词，美国也有“初二综合症”这种词。我们一边理想化，一边讽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很有意思。所以我想试着用电影描述一下真正的初中时代，描述一下那时真实的情感。我时常遇到一些成年人，他们没有把小时候做过的事再好好做一次,通过追忆来疗愈自己所受的伤，所以即使长大了,他们心中也残留着中学时的自己。当然也许我就是一个那样的人。承受压力，心理状况不稳定的时候，回溯到孩童时代未曾得到解决的问题上，然后再返回现在。所以我想再一次体验一下、消化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在制作《蜂鸟》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心中遗留学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想，可能也有很多观众在等待一个讲述那个时期的故事。如何看待私人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如何把握那个时代的韩国社会？我画了很大一张饼，想做一部把社会和个人结合起来的作品。

——为什么把主人公设定为初二的学生？

金：比如很多国家都有“中二病”“初二综合症”这种说法，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哪里这个年纪都是有些朦胧，有些微妙的。初一的时候刚入学，还什么都不懂。但到了初二可能就会树立起一些防范，或有些许改变了。初三因为以中考为目标，所以和前两个年级又是很不一样的。韩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用“中二病”这个词来揶揄他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压力。明明大家在初二的时候正应该是感到悲伤、孤独、迷惘的年纪，却在长大成人后假装没有过那些感觉。所以我想好好捕捉一下当时的感情。我想通过初中生，或者说被无视的那些孩子和他们周围人的视角，真挚地凝视那个年纪的孩子的感情。然后，再一次和当时的自己的情绪相遇，和它们和解。我做完这部电影后，心中的积郁荡然无存，豁然开朗。当然，电影的制作过程是很辛苦的。但对于人生来说，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蜂鸟》的故事背景设定为1994年。当时韩国是军事独裁时代，1988年举办了奥运会，1997年又经历经济危机，我在日本也知道，这个时期韩国发生了很多事，1994年就是夹在这些大事之间的一年。这一年对导演您、对韩国的人来说是怎样的一年呢？

金：我比主人公恩熙小一岁，当时在上初一。我把故事设定在1994年，最大的原因是圣水大桥在这一年垮了。这给尚且年幼的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们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地理位置上我家就离圣水大桥很近。这起事故对住在韩国其他地方，比如釜山、济州岛等地的朋友们来说，就只是一个新闻，但是我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后来三丰百货倒塌，我朋友的姨妈因此去世。我始终无法忘记朋友哭泣的背影。88年举办奥运会后，韩国一直处在发展的中心。这些事件却象征着韩国社会的轰然崩塌。

我想把《蜂鸟》拍成少女恩熙的成长故事，同时也是韩国社会的成长故事。恩熙经历了内在的，或是家庭、学校的各种各样的“崩坏”。电影如何把这种个人的“崩坏”和桥的物理“崩坏”，也可以说韩国社会本身的“崩坏”结合起来呢？探究这个结构，把个人的和社会的交织起来的过程是很困难的。我研究了很多，读了很多相关的书，做了很多准备。

——从您开始有了想法到电影制作完成花了七年的时间呢。构思、研究等很花时间吗？

金：准确地说，花了五年左右。2011年冒出这么一个想法，2013年写完剧本的初稿。其实这期间我也在做别的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在大学里讲课。《蜂鸟》没有得到企业的投资，是靠政府的补助金拍完的。但是从一个单位能拿到的补助金很有限，所以就从很多地方一点一点地筹钱。结果等筹集到八所单位的补助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曾给投资公司寄过剧本，但是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商业元素的作品，所以都被投资公司拒绝了。

——您在自上而下观察、描绘中学时的社会情况，搜集资料作为参考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或者在调查过程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金：我虽然亲身经历了1994年，但也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为了考证那个时代，我认真学习了包括小道具、美术等在内的东西。在此期间我看到了圣水大桥垮塌的照片，很受震惊。明明是几十年前的事，但在网上搜出那些照片时，我还是感到迷惑不解。我很吃惊，“明明过了这么久，但身体还是会记住心里的伤。在日本的话，也许也会有听到地震海啸，身体出现应激反应的情况。很多疑问渐次涌上我的心头，“如果不是当事人的我都会有这样的心情，那那些因为这次事故失去家人、朋友的人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对于韩国的每一个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都是在心里留下伤痕的。最终我们可以消除这份伤吗？”

——您在描述经济发展的后遗症给韩国人带来的共通的伤痛时，也涉及到一些对以父亲为中心的家庭关系的反抗，可以看出一些女权主义的思想。您是特意把女性特有的问题当作主题的吗？

金：我不认为电影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带着某些思想或目的去拍电影，电影就会变得俗气，变得像教科书一样。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要把《蜂鸟》拍成女权主义电影。但是，也许因为我自己从二十多岁开始成为了女权主义者，读了很多相关书籍，加入了一些小组，也借此认识了很多朋友，所以可能作品中自然而然地就反应出这些思想。女权主义者如我，也不可能拍出歌颂父权制、赞美大男子主义的电影嘛。（笑）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观众们震惊于“这部电影里女性好多”。我很吃惊大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我的人生里，激发我的总是女性，她们对我来说充满了魅力。我的周围有很多复杂敏感的女性，她们教给我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只是自然地把自己周围的女性的形象，或者我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了这部电影里。观众们“有很多女性真好”“惊了”等等感想，让我重新意识到电影里女性主人公很少。

回顾过去十年的韩国电影，女性大多以辅助性的角色、性感的角色登场，且都是美女。在四个男性中，可能只有一个女性。女性只是次要角色。所以我发现，没有电影在描绘女性。

——我觉得在恩熙身上可以看出您中学时的样子。而且，在恩熙信赖的汉语老师英智身上也可以看出您现在，以及那些您憧憬的女性前辈们的影子。您是如何描绘英智的呢？

金：观众们看了电影有各种想象，我觉得每个都是正确答案。电影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这与制作者的意图无关。不过《蜂鸟》承载了我各种各样的样子。比如，恩熙的爸爸和哥哥是父权制的，我自己的一部分也是如此。有时很利己。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恩熙的男朋友性格优柔寡断，我自己也有类似的地方（笑）。而且我也像喜欢恩熙的学妹友莉一样，曾有过被同性吸引的瞬间。在这些多姿多彩的角色中，我最喜欢恩熙和英智，所以把她们当作故事的主线来描绘。电影的创作者常把自己的视点投射到电影的角色身上，我把我的心情托付给英智，想通过她的台词表现出来。比如，英智最后的旁白说“世界真是神奇又美丽”，我想通过这句话说的是我通过年龄增长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生活中既有悲剧发生，也会有那些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所在的美好事情”。

观众们也很喜欢英智这个角色。其实在写剧本的时候，我还挺担心英智这个人看上去会不会太理想了。但是大家看了电影都说“英智看上去很强势，内心却没那么坚硬，这点很好”，听到大家这么说我很开心。扮演英智的金玺碧演员经常出演洪常秀导演的作品，演技细腻娴熟，正是有了她英智这个角色才活了起来。

——导演您是1981年出生的吧。您读过《82年生的金智英》吗？

金：我还没读呢（笑）。拍《蜂鸟》太忙了，电影也还没来得及看。但总是听说这部作品，所以一直很想读。我想有时间好好读一读。

——《ユリイカ》的同事想拜托我问问您，“恩熙的妈妈的痛苦来自哪里呢？” 恩熙的妈妈和恩熙的爸爸一起经营小店，总是看上去很疲惫。这是令堂平日的样子吗？

金：也有一些我妈妈的影子。但我觉得普通的母亲可能都是这样。放眼世界，女性现在仍是二等公民，并没有获得平等。无论是养孩子，还是和男人一样在外工作，育儿和家务劳动主要还是由女性承担。

承担的工作太多，太忙，注意力就会减弱，精神变得游移。很多女性，尤其是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的女性，都觉得很难把精力集中在某一件事上，因为不得不考虑的事、不得不做的事太多了。这是我小时候发现的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的妈妈们的共通点。和她说话，她要不就是没听到，要不就是答非所问。我当时觉得太奇怪了。但是长大后我就明白了，这和女性遭受的不公有关，女性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劳动如此繁重，收入却那么少。尤其是做家务并不能得到任何报酬。在电影里也有无论恩熙怎么呼喊妈妈，妈妈也没有听到的场景。很多女性看了这个场景都说“我妈妈也是这样的”。为了让电影展现大家共同的经历，我确实下了些功夫。可能运气好的孩子也会得到父母的很多关注，但是普遍来说，孩子和家人之间是有很多问题的。所以目前为止也有很多作品以此为主题。

我通过初中生的视角描绘了孩子在家庭关系中敏感地察觉到的孤独、虚无等感受。比如，恩熙在外面呼叫“妈妈”的场景，我是把此时设定为妈妈的休息时间的。因为妈妈在家里必须一刻不停地做家务，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家，对于父亲来说是休息的场所，但对于母亲来说却是劳动的空间。对于母亲来说，“家”之外的场所更闲适。所以这是恩熙的妈妈从自己家里走出来，脱下母亲这个面具，自己和真正的自己对话的场景。也可以说这是妈妈最健康的样子。但是恩熙不明白那样的妈妈的心情，所以感到很不安。我想给大家看看这两种情景并存时的样子。恩熙可能现在还无法理解，但十多年后自己当了妈妈可能就懂了。

——恩熙脸上长了脓疮，爸爸陪她去医院时突然哽咽，哥哥也在饭桌上突然哭起来。我对此印象很深。您为什么要拍摄男性流泪的场景？

金：虽然这部电影把男性描述为父权般的存在，但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他们看作恶魔或是加害者。这种父权特质，其实来自脆弱。我觉得最弱的人才会变得暴力，想要去压制对方。觉得自己很幸福、自信的人，没必要欺负别人，他们会很自然地表达感情。我尊重女性的理由就是，女性会很自然地通过流泪表达感情，不会觉得向对方表达爱是什么羞耻的事。

与此相反，父权制下的男性们则被禁止流泪。如果两个男生一起去电影院，就会被大家笑“哪有两个男的一起去电影院的啊”。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男人之间表达感情的话，就像小孩子一样”。男性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虚张声势般用不那么亲切的称呼喊自己的家人，或是突然哭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父权 制下男性的特征。

但是，我并不是想表达“男的都是傻逼”这个意思。我想用人的视线来描绘他们不堪一击的脆弱。我对我的每个角色都充满了感情。让大家看到爸爸和哥哥哭泣的场景，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恶魔，我觉得这样角色才更立体。韩国女性们看了这个场景都开玩笑说“人间真实”。好多人都以批判的口吻说“恩熙脸上长了脓疮，明明该担心自己女儿啊，安慰女儿说‘没关系’，她爸爸竟然哭出来”“我身边也有不会看眼色的男的”。我对这些批评也有同感。但是我想描绘的其实是脆弱，我认为这才是人类的样子。我并不认为男性在父权制下真的握有权力。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要去压制别人。我想表达的是这个。

——电影里有恩熙被学妹有莉表白的场景，这对于初中生作为主人公的电影来说是崭新的设定，但其实青春期常常会有这样的事。请说说您设定这个剧情的理由。

金：我并不想把恩熙设定成什么社会楷模。韩国社会对女性是有特定的期待的，如果说90年代的中学女生的话，就是可爱啦，纯情啦这种。其实现在的媒体中的形象也是这样。我不怎么看韩剧，就是因为韩剧描绘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真的人类。我想看不那么可爱不那么漂亮的人物形象。现在社会在变，电视剧里登场的女性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现在媒体给我们看的依然还是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特别是男性向往的女性形象，那种可爱的、什么都不懂的女性。我想通过这部电影展现不是那样的、真实的女性。看了《蜂鸟》的韩国女性们发现，恩熙的表情和自己初中时一样。特别是恩熙落寞、茫然时的表情，和很多女性初高中时常有的情绪重合。

还有一点是女校的同性恋风潮。女性的性取向其实是流动的。初中、高中的时候会憧憬帅气的学姐。虽然大家都不会公开承认，但私下问的话，就会发现大家都会这样。有关这点的小说也很多。我想通过这个电影表达初中女生们的真实经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很多人看了电影竟然觉得有莉只是恩熙的学妹。但是她们明明就是在谈恋爱。我把恩熙写成双性恋，是为了展现她的自由、她的流动性。

——请说说您喜欢的导演。

金：我喜欢台湾的杨德昌，喜欢他的《一一》。韩国导演里我特别喜欢李沧东。我还非常喜欢郑在恩导演的《猫样少女》，这部作品对我影响很大。

——和《蜂鸟》设定的1994年相比，现在的韩国经济更发达，也可以看到女性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变化。导演您觉得这26年间，韩国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没变呢？

金：当然我肯定韩国社会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但女性的人权（困境）没有变。这不仅是韩国，全世界的女性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我觉得作为拍电影的人，应该直面这个问题，让它明了。除此之外，很多成果正在通过努力实现，尤其是文化方面，我也受到很多启发。

译：lisp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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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BI：《蜂鸟》让我觉得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 ，所需经验恰恰必须截然相反，你在创作中掌控一切，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在影片中，这让我一度感到力量的极端丧失，因为恩熙很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心血来潮的影响，那些人又比她强势。在拍这部片子的最初，你是否想要探索某种特定的核心情感和经验？

金宝拉：我在纽约的时候，重新回溯了自己的青春期。我出生在韩国，来纽约读硕士，在这一期间，我在情绪上很难感到快乐和满足，所以我那时常常做关于青春期的噩梦。那是我电影的起点。我开始做很多关于重返初中的噩梦。在我的梦里，我不得不再去读三年初中，这真是灾难。你知道的，韩国年轻人即便结束了服兵役也还是会做必须再回军队的噩梦，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这样的状态。于是，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回溯一下那个阶段吧，因为其中隐藏了一些什么。”所以，我开始写我当时经历的一些事件、场景和对话，一开始并不像剧本，更像我散乱笔记的集合，2013年，我开始写故事大纲。这花了我很长时间。我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冥想，然后开始写剧本。

MUBI：当你开始写完整的剧本以及选角时，你的情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的情绪有具体的呈现吗？会指引你执导影片吗？

金宝拉：创作、执导一部关于14岁女孩的电影与真正成为一个14岁女孩之间是矛盾的，这方面你说到点子上了，不过，我意识到即便身体成熟了，我们依然背负着来自那一时期（需要我们重访）的情绪重担。一度，我以为自己是英智这个角色，是成熟的。我以为自己成熟了，但是在创作和选角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心里依然有一部分是恩熙。这对我的创作很有帮助。我也对初中女孩做了调查，我和我的女主演跟很多女孩聊天，聊她们正经历的情绪。我和我的主演工作关系融洽，我们谈天说地，聊了好几天，不仅仅是为了排练。我们试着不要排练太多遍，因我我不想扼杀新鲜感。那些日子，我们聊成长、聊她关心的事。

MUBI：影片的第一场戏建立了摄影机和恩熙之间亲密的关系，在那里，只有摄影机和恩熙，再无他者，这似乎建构了摄影机在这个影像世界里的存在方式。恩熙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遗弃、误解和无视，但是摄影机从不会忽视她。我很好奇，将摄影机和恩熙置于角落而世界在另一边，就此而言，你在摄影上是否有特定意图。

金宝拉：当然，我的摄影师（Kang Guk-hyun）和我讨论过如何聚焦在恩熙的情绪上。就摄影机运动和景别而言，我们跟拍她的脸、情绪和身体运动。恩熙看待生活的方式是我们的意图，因为这是一部写实的电影，所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尽己所能地诚实，我们不想为了时髦而拉近或推进摄影机。我们想聚焦在情绪上。我们必须就摄影机移动与否做好决定，每个决定都是慎重的，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何时该移动。我很高兴我和我的摄影指导都有很好的直觉。

MUBI：这似乎也适用于声音设计。这部片子不依赖配乐去达到特定的情绪。成长电影（尤其是美国的）常常很依赖配乐去达到情绪高点，有可能是这部影片不用煽情配乐就不太自信。这部电影的音乐感觉很独特，似乎回应着电影的情绪，而不只是烘托情绪。

金宝拉：我的作曲师（Matija Strniša）跟我讨论过如何进行音乐表达，他真的非常厉害，我有意要他做电子类音乐，也就是有当下气息的氛围类电子乐，因为这是部反映另一时代的作品，所以我希望音乐现代一点——不要赶时髦，而要有点古典。我要他制作古典、灵气的电子乐。

MUBI：说到你为恩熙这个角色选的女演员，我在一篇访谈中读到，恩熙的选角花了你三年时间。这很需要耐心。你有担心过自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演员吗？

金宝拉：这是我最大的恐惧，真的。我很感谢恩熙的扮演者智厚。她把这部电影当作自己的初恋。最终能找到她，真的很幸运。这三年，我也不是每天都在选角，但是只要有机会我就会不时地安排试镜。开拍那年，我遇到了这个女孩，她甚至没有经纪人。她是从大邱来首尔的，那里不是乡下，但也不是时髦的大城市。从最开始，她就表现很好。念台词和台词间的潜台词的时候，少年演员常常读不出潜台词，但是她可以，她悟性很高。这是一次极其幸福的相遇。

MUBI：我留意到有两处恩熙拿起小说的细节，先是黑塞《漂泊的灵魂》，后来是司汤达《红与黑》。这部影片关注恩熙内心生活的方式非常小说。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有没有参考小说？

金宝拉：有的。

MUBI：哪些小说启发你了？

金宝拉：我很爱读小说，创作这部电影也的确受到小说启发。尤其是黑塞的书，他其他作品要比《漂泊的灵魂》更流行，但是《漂泊的灵魂》的主角跟英智很像，因为克努尔普（《漂泊的灵魂》主角）是一个不遵循社会标准或规则的人物。他没结婚，没有孩子。我喜欢他的一点就是他不遵循社会规则，但是又不会批评那些遵循的人。有时人们会批评过正常生活的人，但我不认同，因为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英智是积极分子、女权主义者，但她不会给跟她不同的人贴上愚蠢或平庸的标签，他们只是不同而已。

至于司汤达，《红与黑》主角于连很像我作品里的初中生。他思考很深，对自己感到羞耻。对我来说，追随他的旅程是很有趣的。回到电影的小说气质这个问题，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更有兴致读小说，几乎不看电影。我想从绘画、摄影等其他媒介获取灵感。我写作的时候读了大量小说，我觉得这在我的电影里有所呈现。我更习惯以小说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MUBI：我想问问关于男人哭泣的情节。这有点让我想起洪尚秀的电影，他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告诉我怎么看——捕捉到了男人如何哭泣。丑陋的哭泣，因为他电影里的男人不常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哭，所以哭哭停停，非常不雅。你电影中也有两处男人哭泣的细节。

金宝拉：（笑）是的。

MUBI：你电影中的情感既因强烈的即刻危险性而不去表达，又因太过琐碎而难以提及。这很矛盾，尤其表现在男性身上。

金宝拉：我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电影跟洪尚秀电影之间的联系，但也很有道理，因为总的来说，洪尚秀也在他的作品里嘲笑男人，不过我在这方面比他温暖。他更冷。他是位男性，所以我的方式有不同的语境。你是韩裔美国人，所以你知道韩国男性的行事方式。

MUBI：是的。

金宝拉：我的确看到过一些韩国男人突然哭泣，蛮荒诞的。每次看到，我都很惊讶。这很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哭的时候就很不明所以，没来由。他们哭的时候会很沉浸，有时很遗憾，他们因为太过关注自己的情绪，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不想在影片中把这些表现得太滑稽或太消极。我想展现的是这些人也是人类，他们是三维立体的。我想表现男人不同的一面，或许是大多数男人的，而不仅是韩国男人。我当时在思考，圣水大桥倒塌之后的晚餐，谁会哭得最厉害？有可能是哥哥，因为他对一切都心怀愧疚。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得到了一切，也得到了所有的关注，但其实他没有。他也是受害者，他没有好好地被爱，他被爱的方式是有毒性的。

MUBI：有条件的爱。

金宝拉：有条件的爱，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对这个家里的男性角色很有感情，因为这个家庭反映出我自己的家（我深爱着的），所以我尽己所能，仁慈地描绘他们。

MUBI：你刚刚谈到圣水大桥倒塌后的晚餐。韩国人极其重视食物，这也占据了电影很大一部分。食物成了情绪能安全改道的方式，在那里，情绪安全着陆。韩国人和食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金宝拉：你说到点子上了，总的来说，食物对亚洲家庭很重要。我小时候对我妈做的饭很满意。她不知该如何表达情绪，但她能做出很美味的饭。我现在是她养育家庭时的年纪，现在我觉得：哇，她那时太伟大了！她那时很会做饭，我现在就不会做。我想表现这个家很温暖的那一面，即便他们各自混乱，每个家庭成员都在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不意味着他们总是不开心。

MUBI：你刚刚提到一个场景：恩熙吃韩式土豆饼，母亲在旁静静看着。作为一个韩裔，我也有那样关于妈妈的回忆。

金宝拉：没人会再那样为你做饭。

MUBI：我猜想，你会被问到或许已经被问到，这部电影是否是你的个人故事抑或个人传记。我对这个问题没兴趣。相反，我好奇的是，你现在与自己的电影之间是否有了不同的关系？这部影片先是在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首映（被视作“本土电影”），接着去了柏林电影节，现在到了翠贝卡电影节（被视作“外语电影”）。

金宝拉：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得想一想。最开始，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我。完全就是我。但是，在写剧本的这五年，我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现在，翠贝卡电影节首映之后，我真的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集体情绪的，关于每个人的情绪和过去。超出了我的经验。鉴于观众的反应真的很情绪化。在釜山，每个人都哭了。在柏林，就很不同，他们很平静。他们的表达反馈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在釜山首映式上，我真的觉得这是关于九十年代集体创伤的，作为欠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曾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作为一个曾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女人。就男权而言，韩国依然如此。很多观众在电影里发现了自己。所以我不再觉得这部电影是关于我的，它变得更广阔。它的确有关我的过去，但现在不止于此。

MUBI：韩国影评人对电影中同性或双性恋身份呈现的讨论，和柏林或美国有何不同？

金宝拉：稍微有点不一样。韩国观众不太问恩熙的双性倾向。在韩国初高中，女孩常常对彼此心动。这蛮普遍。对于双性恋，她们是流动而开放的，因为她们不会去定义。但是进了大学，就变了。在西方，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描写双性恋。我总是会回答：没有原因。双性恋存在，于是我写下。一些人觉得恩熙的双性倾向只是暂时的或者就是尝试。我不觉得是尝试。最终，有新意的原因就是，恩熙既喜欢男孩也喜欢女孩是为了表现她不爱评判的品质。她自由而反叛，就像少年英智。在这个语境中，恩熙的双性倾向非常自然，也符合她的角色设定。

MUBI：如果恩熙真实存在，那她现在应该37还是38岁了？

金宝拉：（笑）37岁。

MUBI：在韩国电影史上，女性电影人没有男性多。但是最近有一些出色的电影出自韩国女性电影人之手，比如全高云《小公女》、李贤珠《恋爱谈》，这些片子似乎能反映韩国年轻女性的现状，三十几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这似乎是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

金宝拉：女性电影人处理过很多此类话题，因为我们自己就财务很不稳定，所以我们会在作品中反映自己。很多影片都是男性主导，女导演的电影很难筹钱。对于女性来说，即便是觉得自己能拍电影，都很困难。但是，韩国电影人（不管男性还是女性）的确通过制作好的电影，掀起了新浪潮。说回资本主义这个话题——韩国女性正处于艰难期。男性也艰难，但是女性尤甚，因为我们依然遭受着IMF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不过，由于性别不平等，女性总是处于双重压力之下。

MUBI：这让我想起李沧东《燃烧》的一个片段，一个角色说“没有一个国家是为女人而建立的”。你在另一个采访里也说道，并没有太多女性电影人可以仰望。哪些电影人给你带来灵感？

金宝拉：我喜欢李沧东。尽管他对女性人物的看法很保守，但我还是很欣赏他的艺术作品。韩国女性导演并不多，但我真的很爱韩国小说家吴贞姬（Oh Jung-hee）。韩国女性的成长是艰难的，但同时也是礼物。如果我是韩国男性或是美国白人男性，那我就拍不出这部电影。需要去体会复杂的人类情感，因为你正经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