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边缘

A Civil Action这本500页厚的英文书，我是昨天下午从图书馆借的；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我读完了，身心疲惫。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评价这部书，也难以把自己的感受转化成文字。

    如书名所示，这是一部记录一起民事诉讼的书。这并不是即便我们很多中国人都相当熟悉的知名律师题材的作家John Grisham的某部小说（好像差不多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且大多数表现不错），而是记录一起真实的官司。作者Jonathan Carr在朋友的鼓励下，于1986年于正式开庭前开始关注这场官司，并得以深入采访控方律师团——事实上，他全程参与了控方此后的几乎所有活动，只不过他的角色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观察家。在书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似乎在刻意地把自己置于一个完全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的位置，但实际上的情况不可能是这样的，这部书，尽管他一定是尽量中立的（作为新闻文学），但是又一定是在感情上倾向于控方的。我觉得这对于完全客观地评价这部书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先讲出来。

    好吧，我们开始谈谈这场官司，以及它的主角们吧。Woburn是Boston市郊的一座人口三万五千人的小城。在1964年，为了解决城市的供水问题，市政府修建了一座新的泵水站，命名Well G。1967年又在离Well G很近的地方兴建了Well H。这两个水站缓解了城市的用水问题，但几乎从它们投入使用的第一天居民们便开始抱怨自来水的质量。他们投诉自来水浑浊发黄，并且有明显的化学品的味道。市政府的几次调研结论是认为水质没有问题，但是在居民的抗议下后来终于同意停用G和H水站，不过当夏季用水高峰来到时又往往不得不恢复这两个水站的工作。

    而与此同时，自60年代末，Woburn开始出现多起儿童白血病案例，且集中在城市东部，而这里是上述G、H井的主要供水对象。（自1964至1986年开庭，共有28起，是统计期望的4倍多。）其中一例的母亲，Anne Anderson太太，开始逐渐觉察到这种反常的情况，并开始怀疑是水质的问题。1979年，市政府意外发现G/H井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并且被迫永久关闭这两处供水站。在这种情况下，Anderson太太不顾强烈的压力（包括她丈夫的置疑）联合了多个受害者家庭寻求法律援助。

    Joe Mulligan律师代表受害者家庭起诉了W.R. Grace和Beatrice Foods公司，控诉他们非法向环境中倾倒含有TCE（一种致癌物）等化学物质的污染物，导致地下水被污染并最终引发了受害者家庭的白血病。这两家都是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在Woburn地区都有下属的分厂。他们的厂房的地理位置，使他们有强烈的污染水质嫌疑。

    但是这起诉讼的复杂性使其成为了无人愿管的无底洞。首先，控方必须证明，两家公司确有使用并向环境中排放含有TCE的废物；其次，控方还必须证明这些废弃物最终进入了G、H井的地下水源并导致了污染；最后，控方还至少要证明，这种被污染的水质和受害家庭的生病情况有直接的关系，而那时关于儿童中白血病的发病因素根本没有定论。

    最终，本书的主角，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律师Jan Schlichtmann决定接手这起诉讼。他是当地律师界的新星，作风潇洒，打官司不吝金钱，平时也挥金如土。他和两位合伙人开的律师行正处在上升期，他本人也刚刚把自己的Porsche 911跑车换成了更高档的Porsche 928。对于这起诉讼的复杂性，他的合伙人Kevin Conway不是没有顾虑的，事实上他一直反对处理这起诉讼，不过在Schlichtmann的坚持下他们开始了工作。

    在1986开庭前的4年多时间里，Schlichtmann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军团，其中不乏医学界、地质学界等各个相关领域的最顶尖的专家。为了确定水质的污染传播情况，他组建了自己的工程师队伍，到现场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从医学角度证明水质对居民的影响，他系统的对所代表的八个家庭进行了详细繁复的医学检查，并建立了非常详细的医学档案。他还聘请来了哈佛法学院的知名教授Charles Nesson给他们出谋划策。

    这一切都需要钱。诉讼的前期准备花去了近三百万美元，而由于Schlichtmann将他们的小律师行的几乎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了这个诉讼中，他们更是没有财源的补充。到开庭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对他们的整个诉讼就是雪上加霜。

    由于法官Skinner的安排，诉讼被强制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将首先讨论两家公司有无向环境中排放TCE，以及他们的排放有无最终污染水质；倘若这部分得出肯定结论，那么将进而诉讼水质有没有影响相关家庭的健康。这种安排对于Schlichtmann是不利的。事实上他的很大一部分筹码是在于这些家庭成员的出庭作证，通过他们的非常悲惨的家庭遭遇博取陪审团的同情。但是他也并不惧怕第一部分的诉讼，他相信他花的钱是对的，他请的专家是最好的，他可以把控方的观点传递给陪审团。

    第一部分的诉讼冗长而混乱。由于两个被告之一Beatrice Foods的辩护律师Facher的庭上策略（他是一名经验老道、声誉很高的老律师，在哈佛也有授课），Schlichtmann很难连贯地传递他的观点。Schlichtmann的专家也出了一些错误，但是被告方的专家同样被Schlichtmann抓住了很多错误。最终在70多天的开庭审理之后，陪审团开始商议。Skinner法官对他们的要求，作为一个法律外行，在我看来是很不合适的。由于这部分的诉讼结果会影响下一部分的诉讼（实际上包括确定有无下一部分的诉讼），所以他要求陪审团不能只得出被告有无原告控诉条例的结论，即，陪审团不能只回答“有罪”、“无罪”之类的简单判断，而要回答法官提出的四个非常晦涩的问题。按照作者的评论，这四个问题就好像经历了从英文翻译到日文再从翻译回来的过程，语言上非常蹩脚。陪审团面对他们的这项艰巨任务根本力不从心。

    最终陪审团认定Beatrice Foods没有向环境中排放TCE，而W.R. Grace公司则要面临下一部分的诉讼。但是Schlichtmann及同僚们这个时候也已经在经济上恶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Conway有一天甚至没有钱买票回家。并且，陪审团对那四个晦涩问题的回答给他们下一步的诉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庭外和解。

    他们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开庭前双方的律师便坐到了一起，Schlichtmann一方开出了总额1.75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是哈佛教授Nesson的观点导致的数字：Nesson认为，这是一起关于教育美国大企业的诉讼，他们一定要给大企业敲响警钟，故此Schlichtmann一方才把价格抬到了这个天价（他们原先的计划是三千万美元左右）。这当然遭到了被告的断然否决。现在，面临严峻的形势，并且只剩一个被告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价位又降了回来。当然，他们也面临了更苛刻的条件。Grace公司不想给外界传递他们通过金钱来庭外和解的讯息，以避免更多的类似诉讼以及更多的赔偿。他们的最终计划是，法官推翻第一部分诉讼的结果（因为对那些问题的回答本就混乱），宣布整个诉讼重新开始，而在这个时候宣布他们和控方和解。最终Grace公司连道歉都没有做出，给了八百万美元便了结了官司。

    而讽刺的是，在诉讼结束后，EPA(enviroment protection agency)的冗长调查终于有了结果，认定两家公司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并再次起诉这两家公司。两家公司同时被EPA罚令处理自己的“垃圾”。

    对于Schlichtmann来说，整个诉讼是失败的。他一直觉得自己受到了Skinner法官的不公正对待。诉讼结束后，他们偶然发现被告隐瞒了一些关键的文件和调查报告，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Skinner法官的判定再次令他失望，Skinner法官认定这些文件对于他的案件并无太大帮助，也没有被故意隐瞒。Schlichtmann上诉至上诉法院，上诉法院认定诉讼的审理过程有不公之处，但奇怪的是又把案件打回给了Skinner法官来处理。迫于压力Skinner法官就Schlichtmann的指控进行了开庭审理，但是他的最终认定同样是可笑的。他虽然认定被告方有隐瞒证据的问题，但是在读了Schlichtmann提供的自己当时的调查资料后认定Schlichtmann也有不当行为，二者相抵，维持原判。上诉法庭则驳回了Schlichtmann的进一步上诉。

    Schlichtmann的失望可以想象。他接手这起诉讼的时候一定是野心勃勃的；而九年之后，他不仅彻底输掉了官司，而且在经济上已经破产。他申请了破产保护，在朋友的资助下去了夏威夷。在那里他住了几年，后来又回到了美国本土，在朋友的律师行工作。

    抛开Schlichtmann的个人事业的起伏，这整起诉讼都是令人失望的。虽然，整个诉讼过程都是身处Schlichtmann阵营的作者的观点难免有一些成见在其中，但是Skinner法官多少还是难逃其咎的。他的几次有争议性的认定不谈，单是他对诉讼的一拆为二便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行为。W.R. Grace最终连道歉都逃了过去，这使得他们直至今日还矢口否认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实际上，倘若你google一下这本书的书名，A Civil Action，搜索结果的第一条便是一个叫做Beyond A Civil Action的网站。该网站系统地为Grace公司开脱责任，并且声称该公司自这起诉讼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善Woburn的环境。网站上还分别对A Civil Action这本书以及其同名改编电影进行了反驳和揭批。这个道貌岸然的网站，我最后才发现，原来就是W.R. Grace公司制作的。

    抛开所有的律师不谈，这就是一出悲剧。悲剧的主角是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的活泼可爱的孩子无辜地被剥夺了生命的权利。悲剧的元凶有很多，制造污染的公司当然难逃其责；然而市政府也责任重大，他们在有明确的报告表明该区域水质有严重污染的情况下还是建立了G/H井，并且让这两处井断断续续运行了15年之久。讽刺（也可悲）的是，当时的市政府工程师（负责供水问题），一直辩护说水质没有问题，可他自己最后得了癌症，四十多岁就死了。

    合上这本书，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失落感。如果说整部书的核心都是围绕着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整个悲剧的话，那么，至少这一次，法律显示了其出奇的无能的一面。

        每次看这样的法律片都能把人看得热血沸腾，如同前段时间看的《因父之名》也是一样。但是恰恰法律是不能热血沸腾的，庭审尤其如此，不能因为情感而控制自己的理性思维。律师不能这样，法官更不能这样。而律师尤其永远不是正义的化身。经验丰富的确是律师的一大优势，这是年轻律师无法相比的。

     看完以后，一边感慨，一边也在警醒自己。很多人在接触法律的时候，都心怀远大理想，可法律实际上呢，真和医生，技工一样只是掌握技术的专业人才而已，把律师来当做救世主，很多时候也许是不行。但是作为民众，作为观众，当然还是希望正义得到伸张。看电影的时候看到许多非常警醒的话，想来编剧竟然如此厉害，最后发现原来也是由原著改编。也许看完原著，会有更深的体会吧。

A civil action，在法律专业的词典里解释为“民事诉讼”，我的专业是新闻学，对法律的了解很有限，但在我看来，这部影片虽然在一些法律程序和相关知识上很专业，但其所反映出的与人性有关的内涵却具有普世的价值。金钱与良知、利润角逐与职业道德，这些二元体的对立在影片中所处可见，所以我认为与其说这是一部法律电影或是环保电影，倒不如说是一部揭示人性的电影。

作为贯穿整部影片的主人公Jan Schlichtmann，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在金钱名利与职业良知间的挣扎和抉择是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最初Jan接下这个案子是因为看到了这背后可能为其带来的巨大的金钱和名声，但随着时间的进展，困难与阻力层层出现，使得现实与预期南辕北辙，Jan和他的公司也因此到了入不敷出甚至是一文不名的地步，这时候Jan的坚持就与金钱和名利毫无关联，他所坚持的是一种道德良知和职业准则，是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一种真正令人感动的人性。我想Jan的转变是一种在现实压力下对职业价值的重新思考和认识，这种转变也成就了Jan作为一个律师所能体现出的真正的职业价值。因此这篇文章我想着重探讨的就是在金钱最大化这种浪潮下律师真正的职业价值。

影片的开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体现了Jan Schlichtmann在一个案件中追求金钱最大化的表现。被告为了求和解一点一点地往上加赔偿价格，而Jan Schlichtmann却一次一次地摇头，直到感觉到对方不会再往上加才喊停。这组镜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基于律师自己的利益与原告利益的捆绑这个基础，Jan Schlichtmann最大化追逐金钱的表现。当然律师作为经纪人的一种，其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在最大化被代理人利益的基础上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润。Jan作为一名负责人身伤害代理的律师，理所应当地会不停地要求被告提高赔偿金，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自己和公司收获高额的利润。这是律师这个职业的一种特殊性。

但在这个案件中Anne等多名丧子的家庭一再地强调他们不在乎钱，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道歉，因此才会出现当四名律师将和解的钱数告知他们时，Anne的转身离席。因为在这里，原告利益的体现不是金钱，而是一种道德上的索取。我想这也是让Jan他们所一直无法协调的地方，因为被告方的金钱和解对追求利润的律师来说可能已经足够，但对于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的家庭来说这根本毫无作用。所以在这里出现了影片中一个最重要的矛盾。继续做下去，Jan则会面临没有后援没有朋友没有经费的窘境；不做，Jan无法面对丧子的家庭，更无法在良心上说服自己。

有些职业注定是与公平和正义捆绑在一起的，比如警察，法官，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因此这些职业的深层价值可以说也是一种普世的道德价值。律师这一职业也是如此，因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公平与正义的制度化，律师作为原告或被告的代理人，他们本身所承担的就是一种正义和公正。尤其在这部影片中，Jan所面对的对手是两个实力雄厚的大集团，但却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论怎么说它们在道德上都是缺失者，因此在这里道德的天平是毫无意义的偏向Jan一方的。但在各方面证据都难以搜集的情况下，如何让道德体现为法律上认可的公正，是Jan的难题。他一直在作出努力，包括对地质和水文等相关专业知识的研究，而且在面对两大集团私下里对他的贿赂，他毫无动容，始终不同意和解。在这里，Jan作为一个律师，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个职业所应具备的道德良知，同时也在启迪着我们思考律师这一职业真正的价值所在：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影片的接近尾声时，Jan在给EPA写的信中这样说道：“我有证据，但是不再有资源，不再有赌博的力量…在指控比亚特里斯公司的案子上，我没有钱，没有搭档。我还能说的是，我也没有客户…我把这些笨拙的东西都转寄给你…我甚至知道你可能不会去采用…不会像我开始时的那样去关心它。如果你决定要采用，我希望你能在我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如果你要用钱来计算我的成功和失败，而完全撇开人们的苦难，这种算法表明…是完全失败的。不能说明的是…如果我能再知道些，现在不知道的东西，知道我失败的地方，如果我卷入这些人之中…知道所有的数字、所有的几率，所有的看法…我还会去做的。”这段话让我至为感动，从这段话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此时的Jan已经开始思考法律的价值和人性的意义，所以，在面对“你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生活质量？”这样略显嘲讽的诘问时，他才会回应出一个坦荡的微笑。
 
Jan最后的微笑和结尾时那首节奏明快幽默的Take me to the river让我从影片开始就十分沉重的心终于放松了下来。我想这才是这部影片所想真正表达的东西，有关人性，有关选择，有关律师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