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赫尔佐格与莫里斯谈《杀戮行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
《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
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2 ) 影片与角色的多向定位。
CPS课上有放,最后一个镜头导演很贴切的给了观众一个长时间的缓冲长镜头并顺利过渡到结尾。整部纪录片想表达的主题前后两部分主题没有延续在同一主线,显得有些分离。但氛围与电影中的部分对白出人意料的优秀。这份优秀表现在电影弥漫出的严肃但又写实的气氛里。
前半段电影着力申明片中人物的政治观点,这时影片呈现出的是其客观冷静的“记录者”角色。
后半段却又将视角一转,着重于角色心理描写。让观众开始怀疑这部影片的定位,“纪录片”或是“电影”?
个人观影时的一些燃点。
1. 镜头对准拍片的人,是对拍电影每个角色定位的分析。
2. 对黑帮如何作用于政治如何影响社会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特有的模式进行扩张进行了记录。但是这里的黑帮不同于以往所了解的纯粹的冷血与暴力,它更夹杂了一些自讽与自嘲的意味(但无关系统的脆弱)。
3. 有趣的是,当这两者结合时,多面的视角被呈现。黑帮本身定位充满争议,但充斥着简单粗暴的元素。镜头本身定位亦非常有趣,它检视被拍摄者,拍摄者本身以及镜头本身所传达的限定范围。当观众站在影片之外的更外一层时(直接的放映出片中人拍摄的影像),影片所传达出的印象和它所引起的反思则更为深刻。
3 ) 好人易做,恶人难当
《杀戮行动》是今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我看过的最棒的一部作品,不仅仅是因为题材的惊世骇俗,也不仅仅是因为导演为了拍这部纪录片在印尼呆了整整七年半,还学会了印尼语。
观影过程中,不停地听见观众席中发出不屑愤怒和讥笑的声音,这还是我第一次碰到:“流氓(gangster),它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自由的人(free man),所以流氓是正义的,他们捍卫着这个国家的自由,不被共产主义侵蚀”,这些手上沾染着无辜者鲜血四十多年还趾高气扬的侩子手,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句荒谬无比的谎言,四处宣扬,在镜头前,在大会中,在电视节目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当年的屠杀行径,“在我们这些遵纪守法的文明人看来,简直荒唐透顶”!
1965-66年,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屠杀,为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当地流氓执行。至今过去四十余年,那些参与屠杀的流氓和他们的家人都成了当地位高权重的要人,称霸一方,权与利双收;而幸存者与受害者的家人,仍对那段往事噤若寒蝉,即便对门就住着当年杀害自己父亲或祖父的凶手,却只有沉默。
当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刚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采访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与受难者家属的时候,却发现大多采访者都不敢谈论那段往事,而拍摄也不断受到政府和警察的阻扰,最后,那些受访者说,你们不如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都很乐意跟你们吹嘘那些事的。然后Joshua就开始一个一个寻访苏门答腊那些臭名昭著的屠杀者,他采访了四十个屠杀者,听他们炫耀往事,带他重游当年施行屠杀的地点,而第四十一个,便是纪录片的主角,喜爱好莱坞黑帮片,崇拜Al Pachino的流氓安瓦尔·冈戈。
其实到这里我想大多人都已经想到导演有两条路径可走,绝对能拍出一部涤荡人心的历史纪录片。一则继续跟随受害者进行惊心动魄的拍摄,伴随着政府和军方的追逼压迫,满是血泪的往事被慢慢揭开,站在这个绝对弱势群体的立场为他们呼吁,让他们被强权压抑紧闭的口第一次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正义又感人肺腑;或者是听从建议转而采访安瓦尔·冈戈和其他的杀人者,展现他们日常普通的生活与那些被害者实则无异,随着拍摄的深入渐渐揭示他们夜晚的噩梦与良心的折磨,在杀人如麻的外表之下也有着一颗肉长的人心,以此来博取观众的同情与历史的谅解。这两种叙述方式都并不少见,想象起来,用在这个黑白分明的题材上无论用哪一个角度效果一定不差。
然而这些思考在导演执镜之前都已经完成,他见识到了受害者们累累伤痕的内心与恐惧,也从那四十个屠杀者的身上了解到,他们不是想象中的恶魔,像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份工作,一个家庭,甚至已经儿孙绕膝,过着平常的日子,即便是流氓混黑道又怎样,不是每个上街收保护费的小混混都下得了手砍了一千多个人的脑袋还心安理得。所以,在他遇见安瓦尔·冈戈的时候,他带着更多的疑问,做了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他把舞台和镜头交给了他们,这些屠杀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表达他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对历史中的自己的想象。一开始,我想安瓦尔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想太多,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己鼓吹的那套,自己所理解的正义,正如年复一年印尼播放的反共宣传电影,共产党是恶魔,当年的屠杀保护了国家,是正义的实施者,所以尽管有时晚上睡不着觉,会发恶梦梦见那些他曾砍下的脑袋,安瓦尔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毕竟他是好人,他的刀下鬼都是恶人。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几乎像是在嬉闹一样,带着些戏谑夸张地表演被他追杀的村民,抱着母亲哭泣的孩子。
然而,随着他们让自己的想象不断丰富展开的时候,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就像是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犹疑与恐惧不断流泻而出,他们笑不出来了。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惨叫凄厉之间,安瓦尔茫然地在镜头前晃过,那些只是群众演员,不过逼真地回应着扮演施暴者的“五戒青年团”的追赶和暴行,但已经足够震撼,拍摄完成之后,赫尔曼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不过是拍戏,也许那一刻安瓦尔想到的是,连做戏都能让人吓破胆,更何况那些经历真实历史的当事人呢?而连抹干一个儿童演员的眼泪都如此之难,更何况堵住那百万失去家人的受害者的口呢?他们一定在诅咒我们,一直在诅咒我们。以往安瓦尔也会这么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最后,他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的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被自己极其高明的发明,钢丝勒脖而死的感受,他根本无法继续拍摄。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他说,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安瓦尔最后这么说。
导演说,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排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从最初活在杀人无罪的好人的想象中,直到想象中他和受害者相差无几,安瓦尔已经被自己想象的演绎逼得步步退让,但是导演却给了最后一击,无论你如何想象,在你的想象与你亲手造成的现实之间,仍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想象中,你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所以你血刃上千性命仍值得歌颂;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这现实不是导演铺垫塑造的现实,而是活在这些人心中的现实,他们知道也许他们才是恶人,或许正因为无法接受这现实,他们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谎言,以想象代替现实。并非是想象建构出现实,而是想象因现实而存在,因不愿面对现实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一再被重复,就显得好像是现实还真实了。
安瓦尔最终是否接受现实,他所接受的现实是怎样的,他又如何面对现实,无从而知。也许我们会简单地想象,他的现实从“我是好人,而他们是恶人”,变成“我是恶人,而他们是好人”,又或者变成“谁都不是好人或恶人,大家都是人”。然而这终究只是我们的想象,无论是煽情还是冷静,促发人的正义感或者同情心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这部纪录片让我惶恐。
“你們有禍了!因為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那先知正是你們的祖宗所殺的。可見你們祖宗所做的事,你們又證明又喜歡;因為他們殺了先知,你們修造先知的墳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說: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們那裡去,有的他們要殺害,有的他們要逼迫,使創世以來所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從亞伯的血起,直到被殺在壇和殿中間撒迦利亞的血為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都要問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路加福音11:47-51)
今日我们在观众席上发出不屑一顾的啧啧声,因为与这些杀人狂魔相比,我们正义凛然,当回顾历史,我们为受难者哀悼。但我怕有一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不一定永远是好人,原来我们和我们以为的恶人一样,不过都是人;我怕有一天我们意识到,原来在我们的想象与现实中间,有着那么大一道鸿沟;而我更怕的是,当我们一路逃避一路合理化直到被逼到墙角的那一天,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4 ) 流氓社会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5 ) 转了一圈的人生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6 ) 应该如何认识纪录片,以及对影像本身的力量如何看待
这篇文章主要想针对九苍老师对《杀戮演绎》的评价(
http://www.douban.com/note/325288552/)讨论一下纪录片的制作者应不应该主动介入到事件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事件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7 ) 壓迫者劇場: 創傷才是普世的
The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paramilitary youth: gangsters slaughtered the "Communist" and ethnic Chinese.
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
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
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
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
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8 ) 有一种永远无法觉醒的罪恶,叫“正确”
《杀戮演绎》这部纪录片可以算是最近最shock到我的一部片子了。
纪录片的故事背景是这样:1965年-1966年,在印尼军政府的“反共清洗运动”中,一百多万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遭到残忍屠杀,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将屠杀任务交给了当地的流氓执行。而在这个屠杀运动的过程当中,许多无辜的民众,包括普通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都被扣上共党的帽子而被残忍杀害,而华人则是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
在看到关于这部纪录片的介绍之前,我甚至从未听闻过这段历史的存在,而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被深深地震撼了——仿佛看到了“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的一个样板间。
纪录片摄制于反共屠杀运动四十多年后的2012年。据说最初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想要拍摄这个题材的纪录片时,首先找的是事件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但他们都对这段历史噤若寒蝉,不愿也不敢提及,甚至有些还遭受到了人身威胁,于是他们建议导演:“去找那些杀人者吧,他们会很乐意跟你们吹嘘这些事的。”
于是约书亚便找到了当时有名的行刑人员,其中之一便是该纪录片的主角——安瓦尔·冈戈。导演告诉他们要帮他们拍摄一部关于当年“反共屠杀”的电影,让他们重现当年杀人的历史。果然他们一听便兴奋了起来,立刻YY起自己即将要成为电影明星受万人敬仰的场面,并且认为这部电影将是他们当“英勇”的行凶行为的绝佳纪念,而后他们便可名留青史。
导演约书亚很聪明,他从一开始便无意主导电影的拍摄,而是把舞台和镜头全部交给这些故事的当事人,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段历史。实际上约书亚想拍的也并不是电影,而是把“这些刽子手拍电影” 的过程呈现出来,成为一个独特视角的纪录片,也就是后来成片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提名的这部《杀戮演绎》。
可或许导演自己也没想到,这些行凶的刽子手在讲起当年的一桩桩暴行时竟会如此坦然自若,仿佛壮士暮年谈起当年的英雄故事一样,不仅毫无悔意,甚至还一脸骄傲。夏夜里,他们聚在一起喝着酒唱着歌快乐地追忆当年,空气中冲斥着油腻的、廉价的感怀。于是镜头下的他们与屏幕前的我们产生了一种超现实的、几近魔幻的感知落差。
安瓦尔是黑帮电影的狂热爱好者,他深深崇拜着阿尔·帕西诺、马龙·白兰度,并且从黑帮电影中获得了许多杀人的灵感——例如,为了避免行凶时血流满地恶臭难当,他发明了用钢丝勒住受害者的脖子,将其慢慢缢死。
当年参与屠杀的很多流氓如今依然做着流氓,但他们生活得并不差,在印尼政府对流氓团体的默许和支持下,暴力似乎也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名利双收、令百姓油然生惧的帮派地位、伊人在侧儿孙饶膝的家庭氛围。
安瓦尔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印尼语中的流氓(preman)最初是从英文中的freeman(自由人)衍生而来的。因着这样的解释,他对于自己“流氓”的身份向来引以为傲——你看,是自由啊,一个多么高级的词汇。
“五戒青年团”是印尼最大的流氓团伙,2012年人数已经达到了三百万人,这个团体是被印尼政府肯定和支持的。印尼副总统尤瑟夫·卡拉穿着五戒青年团的制服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流氓就是自由人,这个国家需要自由人···我们的社会需要流氓精神,才不变成官僚主义的国家···”苏门达腊省议员坦诚五戒青年团无恶不作“赌博、走私、夜总会、收保护费···”
由此唤起了我在6月份去巴厘岛旅行时在印尼机场被海关人员索贿的记忆,当时就觉得很诧异——这么流氓的行为竟然成为了他们作为公职人员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现在想来,既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是流氓文化,倒也不意外了。只是暗自决定,以后再也不会去印尼旅行。
他们不相信人权,以残暴为荣,拒绝接受教育,坚信铁拳即是主义。或是混迹于电影院倒卖黄牛票,或是去华人云集的市场收取保护费,或是在需要时被军方利用当做干脆利落的刽子手。
所以当他们谈及那些杀人的经历的流露出的那份坦率,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人正直诚实,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是罪恶。我们认为残忍的,他们津津乐道,我们认为荒唐的,他们理直气壮。印尼军方不断宣传的反共电影,以及对于“五戒青年团”的价值观倡导不断给他们注射着迷幻剂,让他们日复一日活在烈日街头中的亢奋中,活在对于暴力和杀戮行为的合理性确认当中。
刚开始拍摄时,安瓦尔和他的手下赫尔曼完全是怀着新奇和嬉闹的心情,带着初入电影行业的兴奋,乐此不疲地对着镜头演示杀人场景,煞有介事地安排妇女和儿童作为当年的受害者来配合他们演出。嘈杂的印尼民众挤成一团兴奋地围观,在导演喊"cut"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
然而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安瓦尔的内心开始变化。那些冠冕堂皇的杀人理由脚下的泥土开始松动,犹疑和恐惧开始流泻出来,这位老去的行凶者脸上的大笑开始僵滞,眉头偶尔若有所思地皱起。
拍摄屠杀甘榜格南村那一幕场景中,五戒青年团成员如当年般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火光熊熊凄厉惨叫间,我们看到安瓦尔茫然局促地在镜头前晃过。
完成拍摄后,那些青年团和大部分的成年群众演员很快从表演中抽离出来,并且为自己刚才的表演感到满意。可唯有一些女人和孩子,在拍摄结束后仍然止不住地抽泣和颤抖,迟迟无法镇定下来。赫尔曼安慰着受惊的孩子,告诉他们这只是在拍电影。他无法理解,为何他们的恐惧会如此逼真且强烈。
后来,安瓦尔扮演了当年被自己审讯屠杀的共党人,他亲身体验着被虐待、被钢丝勒死的感受,他怔住了,好久都回不过神来,浑身虚汗,失魂落魄,根本无法完成拍摄。由此我发现,安瓦尔身上有个最大的bug,就是“共情能力缺失“,他实际上是无法进入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除非他真的进入对方的局面。他对于别人的痛苦缺乏感受力,因此残暴本性一旦被触发便一发不可收拾。据说,他杀了至少一千人。
后来他带着年幼的孙子一起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这段表演,第一次留下了眼泪。他恐惧了。他问导演约书亚:我当年拷问过的那些人,是不是像我表演的那样痛苦呢?
导演回答他:实际上,被你拷问的人要感觉比这更糟。因为你知道你这是在拍电影,而他们知道他们要被杀死了。
安瓦尔曾多年被噩梦折磨,但他仍坚定地相信自己的正义,而当他真的身处受害者的处境时,他终于对自己发出了罪恶的质疑,可讽刺的是,他并不是良心觉醒,只是害怕受到报应。
与安瓦尔不同的是另外一个行凶者——阿迪·祖卡德里。他劝慰被噩梦困扰的安瓦尔:“你会感到不安是因为你意志不坚定。去除罪恶感的方法就是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阿迪的残暴一点也不输安瓦尔,他在街头坐着敞篷车兜风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讲起自己当年如何杀掉自己女友的父亲,只因为他是华人。
他说自己从不会感到惭愧,更不会被罪恶感困扰,他用来解脱自己的方式,便是不断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正当的”,因为杀戮行为是被政府允许的,并且自己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
赫尔曼是安瓦尔的手下,一个大腹便便满脑肥肠的混混头子,他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电影的演出,穿着滑稽的戏服,扮成被调戏奸污的妇女,谈论起下流猥琐的事情便及其亢奋。他实在是看起来又丑又蠢,也是无比的坦白。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去参选议员,并开始畅想自己成为建设委员会的议员后,可以如何利用职权来捞金。于是他跑去街头派发名片,喊着口号邀请众人投他一票,然而去时常忘记自己的竞选宣言是什么。当然,我们发现印尼的民众实际上也并不关心他的竞选宣言是什么,而是纷纷询问投票的话有什么礼品赠送。
赫尔曼坦言贿选是所有竞选议员心照不宣的套路,并且屡试不爽。他们在竞选活动上请来歌手和舞女助兴,一起肆意扭动着腰肢,当然下面捧场喝彩的群众也都要花钱来雇,否则便无人问津。“现在没有人相信政党竞选那一套了。我们都成了肥皂剧里的演员,我们的灵魂早就像肥皂剧演员一样,表面上看起来乐在其中,可实际上心里不屑得很,心里面会说:去他妈的。”
纪录片中,整个印尼人民总是呈现出一种混乱而亢奋的气氛,街道杂乱污秽,黑帮横行霸道,可所有人都不明所以地亢奋。突然觉得,一个国家永远呆在夏天,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电影拍摄的深入,安瓦尔的恐惧和罪恶感逐渐萌生和壮大。积攒压抑了数十年的罪恶无处葬身,从灵魂深处猛然回溯,狼狈不堪地要从口中冲出。于是,在一个晚上,安瓦尔在当年行凶的地方呕吐起来,但最终,他只是干呕了一阵,什么也没吐出来。
最后,作为消除自己罪恶感的方式,安瓦尔在那部他参与拍摄的电影里安排了一个最为荒诞的情节:其中一个受害者把钢丝从脖颈间摘除,转身为安瓦尔戴上了荣誉勋章,口中念着台词:感谢你处决我,把我送入了天堂。
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在接受采访时称:“我想探讨的是集体想象的失败如何支撑起这一切的免罪心态和公开庆祝。我的电影是关于一个棘手的问题:以大屠杀取乐到底意味着什么?”
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在印尼呆了近十年,为了取得安瓦尔们的信任,他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并且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尝试“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这无疑是艰难而值敬佩的。
约书亚在谈到他接触的那些杀人者时,说 "归根到底他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他,是两个核心问题。而这两个问题也正是关于想象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导致当今印尼始终没有一个彻底改变面貌的突破口,而历史的阴霾依然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笼罩着今日。"
有一种永远永不觉醒的罪恶,他的名字叫“正确”。刽子手们对自己的行为永远感到正确,因为他身边生活着的都是刽子手。他们不会反思,便永远无法得以矫正,而周遭其他的声音,都沉默了,包括受害者。而善良,无从被觉知,便不会存在。
由此我突然发现我为何会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地雷区》、《钢琴师》这样的二战题材电影久久感动着,因为那些故事里,在宏大的帝国主义背景下,有作为个体的人性觉醒和小小反叛,即便是身着戎装、刻板严肃的军官,也会感情用事。人是有弱点,也是有温度的。
看完这部纪录片,感觉想说的很多,却深陷疲惫中,感到如鲠在喉,不知从何说起。希望有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去看看,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
生活本身比电影荒诞多了,如果我们觉得生活平淡,那大抵有两个原因,要么我们其实很幸运地远离了罪恶,要么我们已经习惯了周遭的罪恶并陷入麻木,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成为后者。
愿世界和平。
她们从巨大的鱼的身体里走出来,然后欢歌跳舞。
一个西方人才能拍到的题材,但认知较肤浅,且导演功力不够,实属浪费。导演剪辑版凌乱松散。
横竖睡不着,点开历史的U盘来看,每种主义都写着——杀杀杀。杀人狂是天堂电影院放映员,最爱的演员是阿尔帕西诺。杀人狂是水晶琉璃收藏家,保护湿地和水鸟。杀人狂是女装大佬变装皇后粉红色的火烈鸟,排演恐怖秀艳光四射。他们通过大鱼嘴从马孔多穿越而来。导演拍了一堆索多玛的素材,却没能剪成一部《族长的没落》,沦为一场豚鼠的实验,像猴子贪吃蜜糖调的人血。应该把《红色高棉杀人机器》《杀戮演绎》剧组和《暴风骤雨》里一切善良的中国农民关在一起炼蛊。相对于《华氏911》,这种纪录片才应该获金棕榈大奖
导演是共谋
四星半,牛逼闪闪又让人觉得很悲伤。戏中戏,刽子手自编自演,荒诞诡异。毫无悔意,或者自欺欺人,最终戴上金牌勋章,被自己恶心得吐了。多么震撼而让人不寒而栗的价值观,多么扭曲的人格和政权。
事件本身真的很可怕。导演很吃得开,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如此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纪录片自身还是有点混乱。
可看性略差,但实验性太牛逼了
沉闷
鱼嘴前方的柔光舞蹈段落犹如神助般充满残忍的荒诞、天真的存在主义哲学、真诚的扭曲,那么不可置信不可理喻,这群当年的屠杀者坦然无谓地、几乎虔诚狂热地自导自演了一部“非虚构纪录片”,叫人不寒而栗;就形式来说很独到,“真实”“虚构”间的模糊化,也无就此片讨论道德观的必要。
表演欲如此强烈的人……最后那段干呕会不会太假了点?
杀人狂魔曼德拉重演历史换位思考忏悔录。
刽子手演绎当年的杀人者与被杀者,在时空交错中恍惚了人性的归属。导演很厉害,影片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成片还是有些混乱,不够流畅。
導演明明意識到了最關鍵的問題(他在訪談時說的:犯罪者沒有認罪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失去權力被迫認罪,他們仍是既得利益者)卻沒拍到或者剪輯出來,僅止於人性反思階段,略遺憾
野蛮民族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是灭绝人性的,敢说要是共产主义上台这国家照样不死几百万人都不甘休。耶和华的镜头下怪诞出生于暴世,简陋搭景上每点夸张的演技源自心底的兽性与麻木。恐怖场景,虚假的血浆,搂着孙儿观看爷爷受刑的片段,教导孩子善待小动物,干呕在刑场里,迎接他的是浮夸的天堂与仙姑。
看来刽子手有点文艺追求是好事,起码他们会有倾吐思考的追求。PS:真想替导演重剪一遍。。。【8】
看完就一句话,印尼这个国家完蛋了,全部是一帮疯子和变态掌权,全都不是人。
《“他们对谎言上瘾”》http://www.infzm.com/content/88278 - 电影最诗意的场景是杀戮者安瓦尔的歌舞片:曼妙舞女从鱼嘴中吐出。导演奥本海默认为四层楼高的大鱼代表了人类的幻想:“有的幻想引导我们去杀戮,并在杀戮之上建立起恐怖政权。”
今年看过最震撼心灵的一部纪录片,片中片的形式让纪录本身带上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透着一股荒诞的喜感,既黑色,又讽刺,当年印尼屠华事件的刽子手一边演绎杀戮本职,一边演被杀的受害者,他们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但内心依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价值观扭曲到悲哀。★★★★
杀戮即罪恶,权力即道德,忏悔必得换位而心有畏惧。真相并非都是正确,判定的宏观与微观又如何跨越。表演为虚构,但演出者和事件为真实,act结束后的欢庆在虚实交错间人性一览无余。纪录片总让观者愤怒与反思却无能为力,当事人依旧在自己的运作轨道里延续。人种和文明确有优劣之分。
扭曲,病态,荒诞而夸张的形式让残酷可怖的事实变得飘渺和模糊起来,纪实还是戏说,估计着连主创们自己都已经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