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1957

前几天马丁斯科塞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说漫威电影不是电影，让我解释》的文章，其中马老提到了一个观点，电影应该是圣三位一体的，应该是塔可夫斯基，费里尼，伯格曼的结合。马老的这句话应该可以翻译成电影应该是时间，空间，蕴涵的结合。伯格曼作为时间控制大师，对于时间的掌握登峰造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应该是这部《野草莓》了。

《野草莓》是伯格曼的代表作了，他的拍摄手法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绝无仅有的。片中使用心理蒙太奇，不仅把梦境和回忆带到了观众的面前，最让人欣喜的在于虚幻与现实的交融，这份灵感可能是来自于渊远艺术的传承。画家喜欢把自己融入画中，例如戈雅之于《查理四世一家》，片中伊萨克与回忆隔空对话，梦境中与故人面面相续，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心理蒙太奇手法的教科书。

在这里我们主要谈一下时间的运用，值得当代众多电影人借鉴学习，在这里插一句李安导演的偶像就是伯格曼，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李安导演讲故事这么好的原因吧。片中以一个梦境贯穿全片，就是伊萨克出发前的第一个梦。一下我捡炼出三点：

1.没有指针的计时工具。

2.孤寂一人走在大街上。

3.在棺材中的另一个伊萨克。

首先第二点和第三点是为了抒发本片的核心思想，伊萨克的冷漠的性格和易于常人的理智造成了自己事业上的成功和生活上的失败，所以孤寂是对伊萨克最残酷的惩罚。另一方面是对死亡的恐惧，时间与成就水火不相融，人们用时间换取成就，但时间枯竭之际难免会对死亡有所恐惧，这是这部电影的主题也是所有人都看的懂的地方。

唯独这个第一点是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没有指针的时钟到底代表了什么呢？

个人认为这是电影技法和时间运用的结合

1.首先人可以感受温度，触觉，气味，声音等众多物质的感受，却唯独少了时间的感官器官，在时间的定义上可以分为心理学时间和宇宙学时间（宇宙学时间好理解就是我们正常的时间计时而心理学时间为扭曲的时间观念，每个人身上的时间是不同的，在不同场景的时间是不同的，比如老人一年如一月，在美女身边时间就会过的很快），没有指针的时钟就是抛弃了宇宙学时间计时法，取而代之的是心理学时间。伯格曼抛出一个没有指针的时钟就是把时间分离出来，把我们的时间转化至伊萨克身上，用伊萨克的时间来叙事。

2.电影技法上，用没有指针的时钟可以作为一个寓意，在本片中时间是混乱的，没有时钟这个辅助机器，人就不知道自己身在那一条时空轨道之中，在片中回忆梦境现实的三方混剪，时间早已变得模糊以及难以理解，伯格曼索性用符号学的方式把时间观念从观众的头脑中移除，时间这个万物的主宰竟倒在伯格曼面前。

伯格曼对时间的掌握，已经成了世界电影的最高峰，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一代代电影人讲述着时间的故事。

7月30日，是两位20世纪电影大师的十年祭：英格玛·伯格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这两位的名字总让我想起我的大学，我猜想“欧洲新浪潮”、“作者电影”、“左岸派”这部分影史和标签总是很多导师的心头好，我的导师也不例外，整个学年，他花了最长的时间，向学生逐帧剖析他光碟里的各种欧洲艺术电影，从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到特吕弗《四百击》、阿伦·雷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到安东尼奥尼的《放大》……虽然底下昏昏欲睡，他依然讲得沉醉。我就是在这种时刻第一次看到了伯格曼的《野草莓》。记得当时快要下课了，于是导师只放了《野草莓》开头五分钟的一段梦境，当即印象非常深刻，仿佛一下被吸入那个狰狞又安宁的白日梦。以至于之后的好几年里，其他授课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一条安达鲁狗》只能记住刀片划过眼球与薄云划过圆月的镜头过渡、《四百击》只能记住最后男孩奔跑的长镜头、《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只能记得它有三层梦境……还能记得全貌的，只有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最爱），和伯格曼《野草莓》开头的5分钟。

此次于纪念日前夕重温《野草莓》，一方面是出稿需求，一方面也是我给大师、给时光、给带我敲开艺术电影之门的导师的一次小小感念。

20世纪初，欧洲现代主义促成了电影艺术的彻底改造，由一种娱乐形式转变为一门独立艺术。

而英格玛·伯格曼以其静默简约的美学风格，首创的意识流式电影手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对自我与现实、存在与死亡、孤独与信仰的探讨，开辟了严肃哲理电影的先河，更影响了后期诸如让-吕克·戈达尔等法国新浪潮导演乃至整个欧洲艺术电影的发展。

英格玛·伯格曼

伯格曼出生在1918年的瑞典小城乌普萨拉，父亲是虔诚的路德教徒，母亲出身上流社会，孤僻、任性，伯格曼的童年充满了宗教浸泡和严厉管教，这些都对他的电影创作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伯格曼开始创作的40年代，正是西方存在主义等思潮的鼎盛时期，受到叔本华、尼采、萨特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的伯格曼，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派哲学，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观性”，构成了他电影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也被称作“主观电影”。

到了50年代，伯格曼的风格以臻成熟，特别是1957年都《第七封印》、1957年的《野草莓》这两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让他跻身世界电影大师之列。

《第七封印》用极具宗教色彩的象征故事，向死神发出质问，尚且还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到了《野草莓》，则已完全是一部意识流作品，伯格曼用梦境——现实——回忆——幻觉相互交织的手法，近乎否定地质疑上帝的存在，又近乎冷酷地剖白自我的丧失感、孤独感和罪恶感。

与他惺惺相惜的费里尼就说：“《野草莓》我只看过一遍,但已经足以认识到伯格曼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了。将我跟他相比是在恭维我。”

不乏有人说这部电影晦涩难懂、故弄玄虚，但用他自己的话，他不过是把电影作为“对同类的说话方式”。

影片叙述一位名叫伊萨克的医学教授即将去参加一个荣誉授衔典礼，但在出发前的早晨，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明明是清晨却亮得刺眼的街道，眼镜店招牌上却是腐烂的眼睛，街上的钟表却没有指针，面容焦虑的男人突然化成黑水，送葬的马车滚落一尊棺材，里面却是教授自己的尸体。

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如果把梦分割，从每个细节推断出其所代表的含义，可以得到做梦者的真实意图。随之我们会发现，伯格曼在这段不到5分钟的梦境里，伊萨克教授的潜意识中，放入了相当多的隐喻象征：

没有指针的钟表

没有指针的时钟，象征时间的丧失，死亡的临近；试图触碰大街上的男人，象征自我的探寻；

男人随后变成黑水消失

随时会化成黑水的人，象征不堪一击、无法把握的生命；而棺材中的自己，则是对自己的判定——我已经死了，象征着一种自我的丧失。

接近生命尽头的伊萨克教授就是带着这种迷茫失落的自我认知，开始了前往典礼的旅程。电影进入现实的部分，也是家庭关系的集中段落。伊萨克教授与儿媳妇玛丽安在车内或交谈或争执，随后来到母亲的偏远住所探望。

我们从中知晓，教授与上一代关系很尴尬，与下一代关系又非常差。他从小丧父，童年的父爱缺失，因此也根本不懂如何对儿子施予爱，家庭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儿子继承了他的冷漠，彻底抗拒这种需要施予爱的家庭关系——试图让玛丽安终止妊娠，拒绝拥有儿子。

儿子与其爱人

童年经历与家庭关系是解读伊萨克教授内心的关键钥匙，也是伯格曼自我的映射。

伯格曼就有一个父爱缺失的童年，由于父亲长期担任神职工作的缘故，教育方式多为教义灌输和严酷管教，这给幼小的伯格曼造成一个上帝在场，而父亲不在场的成长环境，导致了他对上帝既迷恋又反叛的复杂情绪，以及对父亲怨恨的心理。这种对上帝、对父母的复杂心理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主题中。

弗洛伊德认为，梦（即便是噩梦）是潜意识欲望和儿时欲望伪装的满足。于是伊萨克教授在一片路边的草莓地停下来，陷入了白日梦。他其实有健忘的毛病，但在白日梦中，儿时的影像却鲜活地出现在面前，他看到年轻时的恋人，看到恋人背着他爱上别人，又看到恋人拿着镜子，唾弃现在垂垂老矣的自己。

镜子是很多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不管是前人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还是后来雅克·拉康的“镜像阶段”，镜子/镜像都通向人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年轻的恋人指控伊萨克冷漠、衰老、无能，其实是伊萨克借助镜子“观看”自己，借恋人之口“听见”自己，是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和指控。

走出白日梦，伊萨克又陷入了一个可怖的幻觉。在幻觉中他看到自己出现在审判庭上，他无法正确使用显微镜，无法读懂黑板上关于医生天职的字句，他看到自己的妻子与情夫交媾，听见别人对他杀妻的指控，以“孤寂”为名判了他的终身死刑。

这一段可以说是孤寂得不能再孤寂了，在听到判决那一刻，伊萨克甚至没有转头看裁定者，只是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不能再求情了吗”，这不是真的问句，只是一句回望过往的叹息，他早已接受了这个判决，因为这个判决本身就是他的人生。

恍惚地走完授衔典礼，伊萨克教授回到家中，也许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句：“人的一生总是在弥补童年的缺失。”他忽然想起去关心儿子的生活，希望与之促膝长谈，或许能弥补当年对他的冷漠，然而儿子却已习惯冷漠，对他突如其来的关照毫不动心，以疏远和礼貌回拒了他。

他转而向玛丽安表达友好，他说：我喜欢你。玛丽安笑着说：我也喜欢你。随后又迫不及待地离开去找爱人欢好了。

他向路上偶遇的三个年轻孩子表达关爱，孩子们为他唱了颂歌，送了鲜花，用热情亲昵的方式与他道别，转身又嘻嘻哈哈地上路，他甚至来不及说出一句：“写信给我。”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可能的吗？对于伯格曼镜头下的人们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就像老人途中遇到的那对不停争吵的夫妻，就像那两个为了争辩上帝是否存在而打起来的青年，就像老人自己的一生。

现代主义对人生的审视，就像一座一座孤岛，岛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就是孤独。

于是老人最终还是一个人躺回小床，用童年的幻影治愈自己。

在幻影中，他又回到了野草莓地，草莓地代表了伊萨克内心所认可的一切美好，象征着故乡，和他渴望中的家人怀抱。在这里，他再次见到了年轻的恋人，他像个孩子一样，说自己找不到父母亲了。这次恋人没有再挖苦他，而是牵着他来到河边，他终于见到了河对岸的父母，父亲对他挥了挥手。

老人就这么静静地遥望着河对岸的父母，刺目的阳光依旧将他们的脸照得模糊无法辨识，但老人淡淡地笑了，他被治愈了，他在自我营造的愉快梦境中，获得了童年的补偿，找回了缺失的父母之爱，重新确定了自我，怀揣着一个新的温暖的人生即将铺开的心情，他死去了。

伯格曼曾说：

“回忆常常会成为一桩锐利的武器，充满杀伤力又残酷血腥。”

《野草莓》通篇就在展示这种静默的、无法修复的、杀人不见血的残酷与血腥，他狡猾地给了一个看似治愈的结局，但结局的温暖却让人生的孤独更加无处遁形。

或许就如伊萨克的老母亲所说：回首往事，惊梦一场。《野草莓》所讨论的自我存在与价值、家庭与沟通、生与死的问题，如今依旧在现代人心头盘桓不散。

请允许我，向用镜头直指人心的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致敬。

本文首发于巴塞电影APP，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