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

难得看一次老电影，尤其还是所谓“新中国第一部被禁的电影”，值得说道说道。

武训的故事发生在清朝，但是知名度可能不是那么高。我也是当初在高中做文言文阅读题的时候，才得知这位善人的事迹。武训出身贫寒，幼年无法读书。成年以后，他记挂着同样没书读的孩子们，自己行乞讨钱，兴办义学供大家读书。正在做题的我读到这里就肃然起敬，这种胸怀真的堪比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了。

我相信，就算不是黑白片，就算画质变成蓝光，电影放个两分钟，那种老电影的感觉也一定能出来。这种“老电影特质”到底是什么呢？我一边看就在一边默默细数。它可以是富有时代风格、充满斗争精神的BGM；它可以是时不时非要插入正剧进行解说的旁白；甚至可能是不走心的打人动作（鸡毛掸子怎么看都没抡到小桃，对武训的拳打脚踢明显很水，鞭抽武训的时候干脆只放武训痛苦的特写，这个做法倒是聪明。算了，毕竟演电影的都是革命同志，怎么好真的下手呢？而且教坏小朋友也不好嘛）。同时，演员们无论是表情还是眼神，都写满了真诚和澄澈。当武训被举人蒙骗时，脸上历经惊讶、不解、最后再到愤怒。我相信那一刻他真的就是武训，他真的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可以不讲良心。这种淳朴同样是无法矫饰的时代的烙印吧。

电影开篇向学生们阐述，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在旧社会的清朝，农民没有资格读书。有一位叫做武训的人，历尽艰辛才让大家能读到书。然后历史故事正式开讲。片中处处可见黑白的二元对立。举人之流是剥削者，举手投足生怕你看不出他是坏人：篡改卖身契逼小桃为奴，对武训微薄的工钱雁过拔毛，对下人非打即骂；手下的走狗也神气活现、轻薄女性。而劳苦的大众们则是好人，不仅有被剥削的雇工，还包括起义的太平军、小偷之流。太平天国运动至少到改革开放时期都是政治正确，编剧特意加了周大这个角色到剧本里。小偷在气愤之下也喊出一句正义的口号：“我发誓要把它们都偷光！”听得全场都笑了。坏人被好人当面驳斥一定要表现出心虚，还特意给个两三秒的近景镜头。

这片子连三岁小孩都能理解，教育十分到位。然而这却是一部禁片？难以理解的我又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挑来挑去，终于让我发现两个有那么一些可能不太政治正确的地方——当然说的是1951年的政治正确。其一在于爱情。钱大娘跟小桃说到一夫一妻的白头到老时，小桃竟然一反害羞的常态，让钱大娘说下去；钱大娘说到“然后再生几个大胖小子”时，小桃这才娇嗔道“钱大娘你说的什么呀”。另外就是武训在梦中经历的事情了。梦游地府、幻想仙境，对，一定是这些个牛鬼蛇神的东西跟时代主旋律不符。

然而觉悟不够的我没想到，真实原因是这样的。毛泽东于1951年5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其中写道：“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原来如此，简而言之，就是走偏了方向。当初郭沫若也是大力颂扬孔子代表人民利益，却被毛泽东迎头浇了一盆冷水。更后来，“批孔”都跟“批林”合起来搞成了运动。片子里自己也拍出来了，能办实事的好人有两种，一种是武训，还有一种是“长毛”周大。武训们走的路叫做改良，长毛们干的事是革命。1951年的人们看了看这位民办教育家的经历：一个改良者而不是革命者，朝廷要给他赐黄马褂、立牌坊，这不是被同化还是什么！

然而不识字的武训又懂些什么呢？他只知道知识改变命运，然后一辈子怀着跟命运抗争的心气，以己身行乞办学惠及他人。在手下的学生出息以后，他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真相：穷人帮穷人，靠读书，靠做官，靠的也是不再当农民、当穷人。穿过黄马褂的他，不知道会陷入迷茫与后悔，还是微笑着释然呢？

劝退那些对这部片子有所期待的人，不要白白浪费三个小时时间。

《武训传》真可谓是集各种糟粕之大成，包括但不限于愚蠢、愚昧、懦弱、懒惰、忘恩负义、迷信、逢迎等等等等。

我宁可看一部杀富济贫的《周大传》，或者一部飞檐走壁的《李四传》，甚至一部苦难的《小桃外传》都行，在这么多有血有肉饱含人性闪光点的人物里，创作者们愣是从中找出了武七这么一个奇葩来作主角。

从武七母亲告诉武七义学这个名字开始，我看着这部电影一路往奇怪的方向去了。

成为孤儿后，是大娘在照顾武七。等到武七能干活挣钱了，他想到的不是回馈大娘，而是一走了之，这不是白眼狼是什么？

武七到了张举人家，勤恳老实，经常吃亏，这个人设其实并不合适。如果一个从小跟着父母长大的农家孩子，没接触过社会，去给人做工时老实吃亏很正常，但是武七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五六年了，就一点长进都没有？

电影中间变故发生时，武七被张举人赖账吊起来打，小桃被卖掉，周大入狱。武七醒来后第一句话是他要办义学？

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脑回路，完全没有逻辑。如果说武七根据小桃父母因不识字被骗在卖身契上画押，那说得过去，但是片中武七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或者说武七领了工钱画了押，只是张举人利用武七不识字在帐本上做了手脚，得出这个结论也合理。但是片中武七是被强行昧下了工钱，这跟识字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没钱没势没武力做后盾啊！得出的结论应该是跟着周大反抗才对。

周大入狱，是因为救武七所致，李四上下奔走营救，这时候武七在干什么？他有想到过这个恩人么？

小时候照顾了他好几年的大娘病了，武七没支到工钱，等他病好了有再想过法子吗？他好像再也没想到过大娘。真的是白眼狼啊。

小桃上吊那一刻我是痛心的，然而等看完全片我意识到，在上吊和跟着武七这两件事上，也许上吊是一个更优解，毕竟武七从来不会为自己人着想。当然小桃其实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跟着李四甚至去找武七的大娘转圜一下（有小茂的关系这应该也是一种思路），可惜了。

武七第二次被骗钱，冤吗？我觉得不冤，进了社会半辈子，即便不识字，社会经验总该有的吧？

讨饭办义学，这个操作我也是没想到，他不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女人，也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有两膀子力气，怎么会走了讨饭这条路？当时太平军消退后逐渐进入同治中兴，是清末为数不多的好时候，讨饭有什么可值得说道的吗？

接着，机械降神。讨饭？不重要。举人进士们捐点就是了。所以真正的话事人是谁呢？有没有觉得武七不过是个书胆，主角其实并不是他？

接下来就是古典艺术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结局，又是皇封又是赏赐。放在建国初的大环境下，真不知创作者们是何居心了。

片中还穿插着不知所谓的地狱景象，不知道加这么一景又是图的什么？

首尾的说教更是不知所谓，拿一个跪着的疯子去逢迎新政权，不是缘木求鱼吗？

但凡脑子好使的，谁会喜欢这么又臭又长的东西呢？伟人震怒，也是可以想见的了。

《武训传》在1950年开拍前后一共对剧本进行过三次较大的改动。（更详细的介绍请参见：http://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15-200811001.pdf） 第一次的改动属于艺术范畴。在采纳一些电影人的意见后，导演改“正剧”为“悲剧”。从成片来看，这次改动是非常合理的，悲剧色彩或曰导演的“人道主义”立场，是这部电影能够调动观众情感的内核。而且如导演所言，这一改动并未影响到电影的主题：“他的那种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仍然应在电影的主题思想里予以肯定和衷心歌颂。” 第二次的改动属于意识形态。原来的开头是由一个“老布贩”在武训出殡时对他孙儿讲武训兴学的故事，结尾是这个老人勉励孙辈们好好念书。改动之后，背景成了1949年的武训诞辰111周年纪念会，讲故事的人成了女教员，听众则是新时代的小学生。为了达到“用今天的观点对武训加以批判”的目的，藉由女教员在片尾进行一番总结。“这也是1950年初《武训传》剧本之所以得到通过并进行拍摄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头一尾的改动就像硬生生贴在正片上的广告。不过，以今之视角反观，尽管女教员的总结用的是典型的时代话语，其中有两句却实实在在点出了电影的死结：“武训老先生为了穷孩子们争取受教育的机会，和封建势力不屈服地、坚韧地斗争了一辈子。可是他这种个人的反抗是不够的。他亲手办了三个‘义学’，后来都给地主们抢去了。所以，单纯念书，也是解放不了穷人。还有周大呢，单凭农民的报复心理去除霸报仇，也没有把广大群众给组织起来。”——这部三个小时的电影全部要讲的就是这两句话。以至于我还没看到结尾时，脑海里就翻腾起了大大的问号：导演花这么大工夫来表现一位农民办教育的失败和另外一位农民搞暴动的失败，是想要干嘛呢？ 第三次的改动属于经济因素。在拍摄过程中，由于昆仑影业公司发不出工资，要求导演将此片拍成上下两集。于是孙瑜花了半个月时间添加了大量情节：一，武训昏睡中幻入地狱、天堂的梦境。二，李四和王牢头协助周大越狱，周大逼上梁山，和官府恶绅们展开斗争。三，官僚们为了收揽人心，奏请朝廷嘉奖武训。 其中将周大发展成与武训平行又交织的“一武一文”两条线，是源自郑君里的建议，这些补充的情节确实丰富了故事。可以猜想，如果没有拍成上下两集的要求，导演应该会在此基础上删减掉大量其他情节，使故事变得紧凑。而残酷的现实则是，无论当年上映时，抑或今日得见后，拖沓且冗长的剧情成了不少观众对本片的最大感受。片长可谓本片的最大败笔。 交代清楚这三次改动，是为下文就导演塑造的武训（及周大）这个人物展开讨论作铺垫的。在此之前附上我昨晚看完本片后写的短评：“如同我们喜欢给文革中遭受磨难的知识分子过高的赞誉一样，我们也会给囿于意识形态而遭到打压的电影过度的赞美，何况这是成为第一棵大毒草的《武训传》。但它的确是部艺术上很平庸的电影，剧情拖沓而冗长，也算不得赵丹最牛逼的表演。技术上拟音做得很糙，配音独独让赵丹（等两三个人）操山东话，滥用叠印及象征手法。” 这段话便是我对本片的全部评价，也无意在此展开。尽管平心而论，本片是有那么几处情节、那么几段表演、那么几句台词、那么几个场景、那么几条剪辑让人可圈可点，但这些加起来并不能构成一部优秀的作品，因为最要紧的灵魂缺失了。下面就来说道。 电影里讲了这样一位武训：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因家贫读书无门，只能以做苦力为生。在张举人（贯穿全片的大反派）家做了三年工却吃了不识字的亏，讨不着半分工钱反被暴打。在之后三天的昏睡中于梦中得到启示，决心从此开始攒钱办义学，让天底下的穷孩子都读书。而初恋情人被迫自杀更坚定了他的信念。通过乞讨、卖艺、做苦力攒下的第一笔钱不幸被奸人偷走。在经过三十年攒下了可以办义学的钱后，他又通过下跪来求得乡绅支持、通过下跪请来私塾先生、通过下跪请穷人家的孩子来上学。此后他继续攒钱办义学，不仅得到了乡民的理解和乡绅、官僚的称道，最终还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这看上去确实是一个特别值得立传的故事，武训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但若是具体到故事的背景，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武训所处的正是晚清国门洞开内忧外患的时代。在那个为了寻求救国出路，举国上下都逐渐开始师夷长技办新学的时代，一个乞丐辛辛苦苦一辈子办几个只读圣贤书的旧学堂意义何在？这种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旧学堂办再多有何用？ 对于这样一个实质问题，片中有几场戏触及。 在乡绅们讨论办义学那场戏里，张举人不支持，认为农民没有资格读书（“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了书会造反、有违三纲五常。娄进士则从“民为邦本”的角度予以反驳。注意，他们都是在引用儒家学说进行辩论。这时，另一个乡绅打圆场，说了句话里有话的话：“我觉得办义学念的是圣贤的书，学的也是圣贤的道理，办义学，也总算是做好事啊。”等义学办起来后，有人说武训很得人心，张绅士接了句：“那有什么了不起呀，他们所教的书，还不是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吗？” 另外一场戏，是义学里有个学生考了第一名，武训给他下跪表示感谢：“咱们穷人往后就全靠着你们啦。”之后武训让这个学生讲圣贤书给自己听，听到“学而优则仕”时，武训疑惑了：“穷人念好了书（应该）给穷人想办法。做官？做官那怎么办啊？” 可以说，武训的办学动机，终其一生都是未变的，即多次从武训口中说出的台词：“报仇！”报张举人欺诈、暴打他的仇。但很显然武训并不懂报仇为何意，因为他从未在片中表现任何形式上的报仇（他本质上是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人），且办义学是丝毫报不了仇的。如若真要报仇，在当时固化的社会形态中，只能由读书做了官的穷孩子通过官大一级来伸张正义、惩治坏人。可“做官”是与武训的办学目的相悖的。 如果说“报仇”是一种本能的动机，那么让“穷人念好了书给穷人想办法”就是这一动机的内化，也是更为核心的动机。这里依然存在“办学—读书—做官”的悖论。那么，即便不从史观角度考量，武训的办学也显得很盲动，甚至是比“精卫填海”或者“愚公移山”更没有可行性和实现性的做法。后者至少在逻辑上存在实现的可能，而且是通过神话或者寓言的载体来表达一种精神。当同样的精神通过一个真实的人物来表达时，残酷的现实只剩下俩字：愚昧。 退一步讲，假设他那崇高的办学目的是理论上可以实现的，但武训作为一个文盲，就算能攒再多的钱、办再多的义学，他也没有能力来落实办学目的、把握办学方向。那么办学的结果就好比当下，那些勤劳致富却缺乏文化的商人家里养出的富二代。从一种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同样是攒这么多钱，还不如拿去种树修路，也包括片中讲到的赈济难民。——既然改良不了思想，那不如办点实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义学最后是不是被无良乡绅占为己有，但教育权却从一开始就由乡绅们把持着，由“吃人的礼教”把持着，由一种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文化”把持着。武训注定了要失败。若导演是在隐喻西西弗斯的神话来展示这出悲剧，那他一定忘了，武训可没有西西弗斯那样的脑瓜子。 至于周大这个角色，只消从一句台词便可判断导演的意图：武训被赐黄马褂的同时，周大来村子里打劫张家，家丁给张举人描述时说“他们一冲进来就乱抢乱杀”。一个“乱”字点出了导演对这种蟊贼式的农民暴动的态度。这么搞下去救不了穷人，往大了说，更救不了中国。在片中多次被点名的洪秀全正是前车之鉴。 无论武训还是周大，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做法实现不了自己的目的。可导演你应该是个明白人啊，作为一个留美归来的导演，给观众看这么一出不合时宜的悲剧意义何在？如果单纯出于人道主义的个人偏好，那导演的境界和格局就太小了。如果他的诉求主要是想表现“舍己为人的、艰苦奋斗到底的精神”，大可以换一个故事来讲。而武训，值得后人景仰的也只能是从他身上抽象出来的那种精神，一旦还原成具象的事实，所谓精神就变得疲软无力了。 最后来说结尾。成片的结尾虽然生硬，但上文提到的那两句台词好歹能点题，若是按原先设定为老布贩在结尾教导孙辈们好好念书，就未免太迂腐了。假使将武训走在乡间小路上望着打完劫的周大们疾驰远去的场景当作导演最初预设的结尾。那么，作为一个传记片，这样的开放式结尾所反映出的导演态度又太暧昧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道德和价值观，假如电影的发明早上一千年，北宋有位导演来拍这么一部电影为武训立传，那无论正片还是老布贩的结尾都是合时宜的。可到了孙瑜所处的时代，进步的观念已经不在于“好好念书”，而在于“念好好书”。一位辛辛苦苦让后辈都念上“坏”书的老人值得立传吗？新的时代如果要立传，那应该立陶行知这样的人物。 其实本片的拍摄最早就是陶行知提议的。立志“要使全体中国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陶先生和武训自然是有相通之处的，但两者的办学理念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陶先生有能力来实践自己的理念。或许如前所述，武训的故事听起来确实很能打动人，于是没人意识到经由影像还原后才会看出的荒诞（我早先通过余世存著《中国男》读到武训生平时，是完全没有在意武训所存之世和办义学所读之书的）。 本片的拍摄始于1948年，由于资金困难而中断，直到1950年才得以完成。回首1949年前后的中国，最好的电影是《小城之春》《清宫秘史》《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乌鸦与麻雀》，这四部电影从编到导到演到摄，汇聚了彼时中国最一流的电影人，是全方位的优秀。它们甚至代表了中国电影到目前为止都没能逾越的整体最高水准。而同为大导演的孙瑜，显然未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于本片惨遭政治上无情的批判，固然是值得同情的（《小城之春》和《清宫秘史》的命运亦多舛），只是事过境迁之后，我们还是应该从电影本身出发来看待它，随着它的重见天日来还原它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