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老师上课时给放的。算是不错，但还是差了些。纪录片里讲述的内容多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很好的展现出敦煌曾经的绚烂和辉煌，也没有很好的展现出敦煌经过岁月的洗礼而具有的深沉和给人带来的震撼。真的是即便旅游旺季时去敦煌，给你带来的感受也要比这十集纪录片强烈的多。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时，因为当时政府没有意识到它的历史价值，而没有很好的保护它，导致文物被窃取和破坏，但百年后的我们如果对敦煌的艺术和历史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不免太悲哀了。
除此之外，我还想说，中国的很多佛教遗迹或文物都是由道教人士发现并保护的，但道教——中国的本土宗教却很少受到重视，即便是当今，道教也没有得到和佛教相同的地位、尊重及认识，而历史上的很多道教人士又多被当作反面人物来流传，这实在是讽刺和悲哀。

第十集《守望敦煌》
这段影片记录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重庆的那个令人陶醉的夜晚。多少中国人尽情地流淌着他们压抑了八年的欢笑和泪水。在这些蹦跳的人群里就有国立重庆艺术专科学校的高材生段文杰。
　　战火余生，大批滞留在重庆的外乡人纷纷返回自己的家乡，而身为四川人的段文杰却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随着喧闹的人流，他要向北、向西，去他向往已久的敦煌，与神灵和艺术对话。
　　“并不仅我一个人，去的人是很多的。比如说张大千就去得很早的，他也到那去住，住了很长时间。许多人都去了。”
　　段文杰辗转了一个月到达兰州之后，听到的却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的消息，在兰州他见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对他说，为了研究所的生存，我必须去趟重庆，前途祸福难测，你千万不要等我。
　　1946年的冬天，人们在兰州街头经常看见一个卖水的小伙子，那是段文杰在黄河岸边翘首东望，他在这里已经等候一年了，他坚信常书鸿会回来的。
　　就是这个冬天，他终于等来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的消息，等来了被段文杰的执著感动得满眼泪水的常书鸿。
“到家了，伸手就可以摸到最蓝的天，低头就可以看到风沙吹乱的群山。”从那一刻起，段文杰再也没有离开敦煌。没有一天放下过画笔。成为继常书鸿之后敦煌事业的第二代传人，被人称为“大漠隐士”，成为蜚声世界的敦煌学权威。
“我最喜欢的是，随便哪一幅我都喜欢，在洞子里头都亲近得很好。”
　　“你看从常书鸿先生创办这个所，来的都是一些画画的人，他都抱着什么想法，我到这儿来学习古代绘画。那么学习古代绘画的方法或者说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临摹。”
　　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十几个人，主要的工作就是壁画临摹，和段文杰同时期到来的几位画家大多来自四川，和四川的雨雾天相比，敦煌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太阳。欧阳琳刚来的时候只有23岁。
　　“美丽的天空，白天太阳出来过后，只要有太阳天蓝，蓝得很，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个老工人他会种瓜，种的甜瓜，种的相当好。我们大家虽然是其他的饮食不太好，但是瓜果非常好的。”
　　如果说大漠的风情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忽略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那么他们从事的壁画临摹工作也让人不再有与世隔绝的孤独沉闷。
　　“我一进洞我的精神就来了，里面有好像看不完的东西，什么都想看，我都需要。”
　　这些美轮美奂的艺术形象，让年轻的艺术家们神游物外。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此时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到1948年初，他们绘制了壁画摹本八百多幅。
　　“当时我们就临摹些小的东西，小的图案啦或者飞天啦菩萨啦，菩萨头像啦，当年就是临摹这些小品。”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
　　从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龚祥礼、董希文、张琳英等十二人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1946年又有自愿来敦煌的段文杰、郭世清、沈福文等八人；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敦煌临摹，史苇湘从四川来敦煌。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批批年轻人的到来给敦煌带来了生机，给敦煌艺术的传承带来了希望。

“敦煌艺术的魅力我觉得在什么条件之下都可以处下去，就这么简单。”
　　敦煌的石窟艺术究竟是什么，在今天依然享受着智慧果实的人们自然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树开了这花结了这果实。又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艺术家前赴后继，甘愿相守。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日，很多敦煌人会按照他们的世代传统，来到寺院或者莫高窟朝圣礼佛。
　　这一天也是莫高窟聚集敦煌当地人最多的日子。敦煌城的老百姓有很多对佛教怀有信仰，这里面有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原因。
　　在佛教刚刚从印度进入中国河西走廊时开始，敦煌就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算起来，这座古老的城镇经受佛教的洗礼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
　　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地方之一，以及敦煌当时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佛教很快在敦煌生根发展。正是佛教的发展促进了一大批石窟艺术的产生。
　　从公元366年乐僔法师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开始，到唐代已有一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满是壁画和彩塑的洞窟。一个时代它必须要有大作，这个大作在哪呢？
　　“当时的画在寺院里面了，画在那个殿堂里面，当时肯定是有很多宫殿建筑，放在那个里面。然后就是寺院，然后就是石窟。敦煌是幸存的东西。”
　　这些被称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大作的壁画、彩塑，带给观者的震撼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在传记里写道，“神佛们是那样地高深莫测，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我会远涉重洋横越亚美来弄清楚他们的存在。着非凡的美已让我无法使自己带着批判的眼光从事研究。我并非佛教徒，但此时却领受了一次神佛的洗礼。”
　　自从公元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敦煌就一直牵动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很难找到还有第二个地方能像他这般凝聚着连绵的历史和不断中断的文明，像她这般让全世界的学者痴心不改并以身相许。一代人走了又一代人紧紧相随。
　　段文杰先生今年已经90岁高龄了，在他模糊的的记忆里，记得最清楚的永远是洞窟，是他临摹的画。
　　段文杰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半生主要致力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后半生倾尽心血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他为壁画临摹定下的原则是：客观再现原作面貌，要突出原作的神韵，绘画技巧不能低于原作水平。他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2007年9月22日在为段老90岁生日举办的画展上，人们看到了他的身影和他的作品。就是这幅段文杰临摹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于1958年和同事们临摹的上百幅壁画在东京展出，这是敦煌壁画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从此，日本源源不断的赶赴敦煌朝圣礼佛的旅游活动开始了。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著名画家平山郁夫说，敦煌保存着日本文化的精髓，是日本文化的故乡。
　　这里是北京国家图书馆三位来自英国的朋友正在给工作人员传授怎样用电脑技术修复敦煌的经卷。“这是我们来自伦敦的摄影师，他会给你们讲怎么做敦煌文献数字化，整个这个过程。”
　　近年来英国图书馆联络中国、法国、俄国等国家的收藏机构成立了国际敦煌学项目，它是利用高新科技把各个国家收藏的敦煌文书输入电脑，供世界各地的个人和机构使用，广泛进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这些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出自于敦煌藏经洞。
　　当20世纪刚刚揭开序幕的时候，一扇历史之门就在敦煌被一个小人物打开，王道士的偶然发现使石窟宝藏重见天日。他的发现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王道士自己是浑然不知的。
　　1909年北京的一个胡同里，以罗振玉为首的中国学者们在全力以赴地抄写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文物，中国人抄写属于中国的经卷，作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悲凉可想而知。敦煌遗书的精华流失到了海外，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历程，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中国学者追寻海外文物的过程。
　　2007年11月10日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家乡浙江省海宁市正在纪念他在中国历史文化学术上的贡献。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王国维和敦煌遗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老师罗振玉从抄写经卷的第二天就开始写《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的文章，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了敦煌宝藏及发现的情况。
　　1911年的冬天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王国维跟随罗振玉举家东渡扶桑，在日本京都一住就是八年，他们闭门治学，埋首于敦煌遗书和甲骨文的整理研究之中。
　　“那是1912年以后的事情，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国际敦煌学的摇篮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有人说，要想做一部目录索引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网罗齐全几乎不可能。
　　1981年，一位日本学者在兰州作演讲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深深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灵。
　　1978年的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航程，敦煌学的早春天气终于来临。
　　1981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敦煌石窟，问起敦煌文物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所长段文杰回答说，敦煌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护，常书鸿先生带领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今后的工作重点应该转到敦煌学的研究上来。邓小平说，外国人搞了几十年敦煌学，我们落后了，敦煌是中国的敦煌，应该使敦煌学回到中国。
　　人们对敦煌研究院的几代领导人都有一个称谓，常书鸿被称为是“敦煌守护神”。“照相，来，我们俩照个像，老搭档。”段文杰是“大漠隐士”。
　　对这位看上去娇小的上海女性，人们叫她敦煌的女儿，她就是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院长。
　　提起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有很多钦佩也有几分惧怕。“这个樊锦诗就是七情六欲有毛病也有优点，但是工作还应该说是认真的，毛病也不少，就这么一个樊锦诗。”
人们称樊锦诗是敦煌的女儿，不仅因为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度，更是因为她对敦煌投入的情感。樊锦诗说，我们的责任就是看家护院，弘扬敦煌文化，能把这份属于全人类的遗产完好地留给后人。
　　在洞窟几乎天天能看见樊锦诗的身影，对每一个洞窟的壁画和塑像她如数家珍。“正襟危坐专心一致，然后呢特别好的表现就是说他笑。猛一看他并没有笑，仔细一看要我说他的脸上到处都在笑。他就妙在哪儿呢？微笑含蓄地笑，他不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很夸张的，他的笑出自内心的。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眼睛略微有点眯，眉毛有点挑，鼻翼有点张，嘴巴两角有点翘。”
　　六年前，樊锦诗和其他三个同学跟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宿白先生来到敦煌实习，这位地道的上海姑娘却因为严重的水土不服，实习期没到就离开了敦煌。
　　第二年毕业的时候，敦煌来北大考古专业要人，而且指明要去年实习过的同学。当时敦煌莫高窟将开始大规模的加固维修，特别需要考古方面的人才。在那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樊锦诗再次选择了敦煌。只是那时候她并没有打算做一辈子的敦煌人。临走之前她和恋人彭金章约定好三年就回来，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樊锦诗当时来说，三年以后就走嘛，因为当时这个地方条件很差，很艰苦，武汉大城市嘛。”
　　说好三年就走的樊锦诗却没有走，对敦煌莫高窟来说考古学是个新课题，需要她发挥自己专业的领域很多很多。短短几年，樊锦诗和同事们一起对莫高窟早期北凉、北魏中晚期至西魏前期西魏后期和北周四个不同的石窟艺术发展阶段，进行了明确划分，解开了多年来早期石窟分期的疑团。
　　久等等不回来的彭金章决定去敦煌看个究竟。这次的敦煌之行，让他领略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就是这样的魅力，更让他多了一分担心，樊锦诗不走，意味着两人只能分居两地。
　　“武大来了三次人，他们去了三次人，最后都没有结果，就是持久战了。”
　　生活条件气候条件，家庭里的这些困难，都没有使她回心转意变卦，樊锦诗这一待就是二十三年。二十多年的风雨，二十多年的坎坷，当年苗条俊秀的上海姑娘已经面带风霜，成为地道的敦煌女儿了。
　　“咱们总得有个归宿啊，当时她没又说这个话，不然咱们就打离婚，没有。”“对啊，他如果说你不到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想我也乖乖就走了。”“她说反正我走不了，我说那不行就我走吧，真的，我说这有什么假的。”
　　1986年，相隔二十三年后，彭金章来到敦煌和樊锦诗团圆了。当时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在和同事们道别时说，还是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大家心里清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人重新选择一个工作，要做出怎样的牺牲。
　　彭金章到敦煌后，干起了老本行，一头扎进了莫高窟北区洞窟的考古研究中。经过他的认真清理，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做废洞的数百个低矮简陋的洞窟，原来是当年僧人们修行的禅窟，和他们死后埋葬的地方，同时也是僧人和画工们的生活区。经过考古学家的手总是能还以历史本来的面目。
　　1983年8月15日，是中国敦煌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学专家的倡议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正式开幕，苦苦等待了多少个春秋，中国学者终于在这一天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会，它预示着中国敦煌学的崛起。
　　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大为敦煌研究院，由段文杰担任院长。对石窟保护、美术研究、历史考古，敦煌遗书等项目分别成立了研究所。随后，全国也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和学术团体。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敦煌学家跨出国门，先后出现在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国家的学术研讨会上。
　　1987年9月20日，敦煌学终于回到了她的故乡，“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汇聚在敦煌。当季羡林说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各国的学者报以长时间的掌声。季羡林先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在佛典语言、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等领域有深厚造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研究学问这个一般不能分国界，物理化学怎么分国界，中国的物理，中国的化学那不是滑稽了。说学问呢是天下之公器。”
　　“我们有个优势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认识汉字认识汉语。这个外国汉学家他再高明的不会超过中国人，因为他的母语是另外一种语言。这一点我们是优势。而且还有一个优势呢，我们研究佛教的专家跟敦煌学比较多，外国这样的一个也没有，这又是我们的优势。”“现在国际上研究敦煌遗书的人，敦煌遗书学者的人数，我可以说中国学者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如果说让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回家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那么敦煌学家们有着更深的期望，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全人类来共同保护、继承和发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敦煌学终于迎来了一个世纪以来最为辉煌的时刻，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四大收藏都在中国陆续出版，一件件寻宝的时代结束了。
　　在中国的敦煌学者们致力于敦煌学术研究的同时，对敦煌石窟本体的保护敦煌研究院一直没有懈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曾经投入巨资对莫高窟危崖进行了抢救性的加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洞窟内的壁画正在逐渐发生这变化。
　　“现在人们看到的壁画早已不是它原来应该有的色彩了。你们俩都说对了，那个崖面不是平的，有的时候是个弯的，你现在看，看那边，那边就弯过来了吧。另外，这个地方保护有三大问题，一个就是崖体的裂缝，一旦有裂缝，如果来点儿地震，它就震塌了。第二个就是水……”
　　莫高窟断崖顶部是一片平坦的戈壁，紧接戈壁的就是连绵四五十公里的鸣沙山，每当大风吹起，沙子平飞而来，沿崖顶斜坡像瀑布一样流落下来，在千百年的历程中，敦煌壁画被大自然风吹沙侵、阳光曝晒及人为的破坏，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各种的病害。
　　她曾经是那样的满腹才华身披着盛装的少女，今天，她老了，因为年老更有魅力，更需要人们小心呵护。没有人知道她的生命还有多久，也许一千年，也许一百年。
　　段文杰先生临摹的一个(莫高窟)130洞有一个都督夫人(礼佛图)，这个画现在看不见了，五十年代还清清楚楚的，虽然已经残破，但是，还是非常清清楚楚的。当时，段文杰先生根据残画给复原起来了。那么这幅画要是没有这个临本，没有这个画，谁能现在知道莫高窟还有这么一幅画。
守望敦煌，“守望”两个字，让人看到了坚持和无悔。在这片土地的下面埋葬的也是敦煌的守护者，他们爱敦煌直到停止呼吸，他们早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从不曾分开。
　　墓碑上的名字多么年轻啊，这些名字是：1964年来帮助工作的李仁章，敦煌研究院前任院长段文杰的妻子龙时英。
　　常书鸿，在敦煌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1994年7月，他的骨灰从遥远的北京飞回到敦煌，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要与莫高窟永远相伴。
　　还有毕可、窦占魁、许安、赵友贤……等等。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
　　雨过天晴了，就在墓地和莫高窟之间搭起了一座清晰的彩虹，仿佛要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在墓地的对面正是莫高窟北区僧侣们修行的狭小洞窟，它们也曾是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无名的大师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居住在这低矮的洞子里，病了，伤了，老了，直到默默的死去。千百年来，他们的魂灵同样守护者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
　　2008年1月的北京，中国美术馆俨然就是一个别出处的敦煌。巨幅莫高窟景色的喷绘让人有刹那间的恍惚，产生身在沙漠之感，敦煌艺术大展正在这里展出。
　　2008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世界关注北京的目光里，更多的人走进了敦煌，世世代代有多少人从这里走过，又曾发生过多少故事，敦煌见证着这一切，敦煌石窟记载了这一切。
　　敦煌艺术，依然默默地穿越历史时空释放着耀眼光芒。

最近看了纪录片《敦煌》，拍的很用心很规整的一部纪录片。看的时候小小地感动了一下：因为题材本身，因为许巍的主题歌，因为张楚何勇的配乐，因为镜头的整洁，因为周兵许巍张楚何勇都生长于古时的丝路上……更是因为：周兵一直在做纪录片，张楚许巍他们一直在做音乐。

 导演周兵是原《纪事》的制片人，所以积累了大量拍纪录片的经验。在此怀念下《纪事》，它是《东方时空》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子栏目，每期都会播出一个纪录片或专题片。但是，《东方时空》先是改版又是改主持人最后改播出时间，把自己改的渐渐淹没于荧屏里。我在台里听到改版就头疼，我们做电视的为什么总要改版呢？是观众浮燥还是我们更浮燥？寿命很长的《动物世界》正是因为不改才屹立不败，连音乐都是十几年前的那个音乐，大家还是很喜欢看。

 
我喜欢做电视，却越来越少看电视。现在，屏幕上玩过选秀之后玩明星，玩过明星之后玩相亲，一浪高过一浪。纪录片，越来越难看到了。我承认我也是其中做无聊节目的一员，尤其是娱乐节目，做的时候很热闹很刺激，特别是直播前精神昂扬，调光时的一束追光或对讲耳机里同事的对话都能激起对工作的热情，如果某次，哪个机位换了摄像或者导播换了人我都会觉的没谱，庞大的舞台和同事团队仿佛泰坦尼克，和灯光音响一样变幻多彩。但是节目结束之后，音乐还在耳边挥之不去，舞台上瞬间人去楼空，听着同事们一声声收工的声音，看着黑暗的舞台，心里比舞台更加空洞，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幻觉般的过眼云烟。

 这个时候电视吸引我的，不是因为作品的问世感，而只是它不可或缺的团队精神。同时，我也无限怀念起纪录片。

 
拍摄一个纪录片周期很长，拍摄过程较闷。拍摄周期从最短的几天到几个月甚至几年，需要一定的沉淀和耐心。前期对画面质量和镜头语言要求较高，所以摄像要扛大机器，以拍出小机器拍不出的景深感，一个大摄像机的重量有二十多斤，每次摄像需要一扛几个小时，天天如此。而回来后素材的选取率基本是1/10或者更低。现在我还能记起原来那些炎热的夏天，我们出差很多天到一个地方，装着满满BT带和充电器，带着沉重的大摄像机和三角架拍摄纪录片的日子。

 

 相比前期的劳累，纪录片的后期也颇费功夫。首先对稿子的要求很高，因为镜头太多，需要一个个记镜头、同期声。我们做后期时都喜欢开夜车，因为白天编辑室里人多静不下心，到了夜晚，没人抢编辑机，没有声音打扰，干起活儿来很有感觉。我喜欢这个过程，说不准原因，虽然很累，但是真的很喜欢。等到片子做完时，差不多眼皮都睁不开了，但这时也是最兴奋的时刻，因为可以坐下来一遍一遍观赏劳动成果了。

 敲完这些字的时候，仿佛时光回到了十年前。的确，找一个有意义的选题，搭档一个默契的摄像，再加上一个幽默的司机，一起艰苦而专心地拍些日子，再经过我们的手变成一个个片子，给它们起一个个名字 ，这样的工作再累也有意思。

 和同事交流时他说：“年纪越大越爱看纪录片了，安静下来看纪录片是一种享受。”我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喜欢纪录片了。”只是现在，哪家电视台还会把更多的时间让给纪录片呢？

 
我想到了阳光卫视，想到了杨澜。别的不想多说，只想说：不管怎么样，杨澜创办的阳光卫视给我们开创了一个人文地理纪录片频道的先河，也许她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频道在中国会是什么命运，但是她的确是一个徇道者。在今天，谁还会像《小鸭的故事》那样，对着一只小鸭不停地拍下去呢？

所以，周兵他们只要一直在做电视纪录片，就足够了。

 尽管《敦煌》里重复镜头过多，有些空镜头会莫名其妙，但是在强大的电视纪录片精神面前，这些都无足挂齿。就像《敦煌》第二集最后彭金章说的那样：

“如果不是喜欢这里，

我不会来；

如果不是喜欢这里，

我来了也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