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最近上映的《万湖会议》是一部电视电影，它原本是德国电视台反思万湖会议80周年的制作，但也阴差阳错与几年来的“例外状态”及其“纸面对策”形成了现实交错。

万湖位于柏林的最南端，风光秀丽却也臭名昭著，这里的一场会议确立了历史上最邪恶的犹太人大屠杀计划。这种决策的逻辑，按照意大利哲学家埃斯波西托的说法是一种“生物统治”（biocracy）：国家元首要扮演医生的角色，负责祛除寄生虫，保证国家的卫生与健康。

万湖会议由党卫军的二把手莱茵哈德·海德里希操办，与会人员包括总理府、内务部、外交部和战区事务部代表共15人。这次会议的纪录《万湖会议纪要》是一份共计15页的油印密件，后来成为纽伦堡军事法庭的重要指控材料。

纽伦堡审判传达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讯息：即便600万人犹太人被屠杀是一个严肃可靠的事实，大多数的德国人对此事仍不知情，或者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纳粹种族净化论的洗脑后果，更离不开纳粹在执行上的迅速和高效。

《纽伦堡的审判》（1961）

在克劳德·朗兹曼追本溯源的《浩劫》系列当中，所有的证言和证词都指向了纳粹在运输和灭绝过程中的绝对效率。这涉及运输、圈禁、劳作、屠杀以及通向最终的万人坑或焚尸炉的不同环节，然而若没有《万湖会议纪要》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蓝图，纳粹大屠杀的数量和规模绝无可能实现。

或者说，正是万湖会议启动了浩劫（shoah），它作为一种大屠杀的“纸面技术”的邪恶，在任何程度上都要高于党卫军将犹太人送入焚尸炉的“具体技术”。会议的绝对邪恶，在于它的政策制导性和宏观普遍性，它以至高权力的面孔确立了反人类行动的合法化，制造了之后持续性的灾难。

透视这种纸面技术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会议纪要来复原其场景，它的第一个电影改编版本出现在1984年，至今已经默默无闻。2001年好莱坞创作的《阴谋》集合了肯尼斯·布拉纳、科林·费斯等老戏骨，想要将其变成一种互飙演技的辩论式戏剧，但也因为视角刻板和立场先行而错失了还原的精髓。

《阴谋》（2001）

德国人显然比这些散漫的英美同行更接近于这样一种与原始场景共通的纪律或效率，因此2022版的《万湖会议》能够明显达成一种更写实的效果，这不仅是因为拒绝了角色整合的思路，给予每个角色足够的刻画空间，也是因为最大限度发扬了德国室内剧的传统——室内剧是和表现主义同时期的电影类型，它忠实于三一律，讲求极简的布景逻辑和表演上的严肃平实。

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在《阴谋》和《万湖会议》之间足够清晰，好莱坞不厌其烦地通过背景来铺垫会议的细节，并且在事后交代每个与会者的最终结局；德国人则足够郑重地将焦点锁定在会议本身，全片104分钟没有一分钟离开这个场景。除了掐头去尾的会前和会后部分外，会议的内容基本上和历史上的万湖会议等长，以求以严格的字面主义来还原会场的进程以及纪要的内容。

落实到一种空间感，2022版《万湖会议》特别讲究方位，这是一种排座次的逻辑，但也是一种权力的调谐，海德里希与缪勒、霍夫曼几位党卫军召集人独坐一席，左侧是政府部门代表，右侧是东战区事务部代表。这表面上是鸽派和鹰牌的论战，但实际上仍然是一个“统一思想”的规程：计划早已确定，党卫军早已拟定了范本，只等待其通过生效。

然而这不是一个暴力强行通过的问题，而是一个反人类的计划如何通过纳粹德国的理性和法律而获得合法性的问题。就此来说，官员之间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利益差异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布勒博士那里是波兰犹太人过溢而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在路德博士那里是密集人口运输的问题，在施图卡特博士那里是如何“优待”混血德国人的问题，在最年长的克里青格那里是处理海量人口的数学问题。

对这些有着博士头衔的官僚精英来说，问题从来都不是关于人的，而仿佛是关于机器生产的，这些程序可以简化为基因筛别、隔离、运输、消灭，随着这些技术难题被对答如流的阿道夫·艾希曼一一化解，他们之间的渐渐隔阂趋近于无。即便克里青格最后佯装痛苦地提及了大屠杀的道德问题，但这个道德问题的根本落脚点竟然是担心屠杀行为可能影响自己人的精神状态。

在艾希曼提及集中营里能够实现一种“舒适的操作流程，技术化、有效率且完全匿名”之后，克里青格终于松了一口气。此人绝非宅心仁厚，因为他愿意看到所有犹太人凭空蒸发，就如他独自一人在会议纪要的地图上思索良久，思索的仍然是难以“处理”的人头数据，这些数据在地图上被标示为一个个棺材。

因此即便集中营里的很多尸体还没生产出来，这些纳粹官僚就已经在纸面上生产尸体了。就德国人的纪律和执行力来说，一旦纸面上落实，真正的尸体生产也就开始了。

“尸体的生产”是上世纪中期马丁·海德格尔对灭绝营的描述，这被视为他多年沉寂后对纳粹问题的含糊暗示。人们很难理解他当年为何要加入纳粹党，除了传统哲学界所认可的那种“向死而生”的存在论与纳粹思想的潜在共鸣之外（对此阿甘本有着深度的解析），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海德格尔厌恶平庸，而纳粹绝不平庸，他们有着“净化欧洲”的雄心壮志。

如此大概能够明白阿伦特“平庸之恶”给世人造成了多大的误解，这一指控显然不适合套在阿道夫·艾希曼这种优化大屠杀流程的工程师身上，更不适合套在万湖会议的这些80分钟草菅600人命的纳粹官僚身上。“平庸之恶”只适合万湖会议的那位不参与决策的秘书兼速记员莱格博格·维勒曼，她是端茶倒水的“隐形的第16人”，对草菅人命的讨论全程保持着漠然的无动于衷，并且希望“所有的会都在这里开”。

与这位堪比器械的秘书相比，其他人都是缔造恶的“圆桌骑士”，而清洗犹太人塑造新欧洲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圣杯”。他们并非传动链上的一环，而是起草整个反人类计划，以思辨理性将其合法化的罪恶源头。你当然可以说，他们的上面还有一位终极的“元首”，但元首的话不过是圣意的词语，在将之转化为国策的纸面技术维度，他们和元首处在同一个罪恶的阶层。

万湖的方桌犹似是架设在云端，在这种垂直俯瞰之下，犹太人被划定为帝国版图上数百万的垃圾堆，成为阿甘本深度同情的赤裸生命。这种垂直性的会场，原则上是一个可以随意悬置法律的规范机构，让文件、政策成为民众的催命符。而这种俯瞰的视角，则是建立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按照福柯的说法，纳粹正是一种国家种族主义，它决定着谁必须活，而谁又必须死。

这种建立在优生学系统圣的德国极权主义，在后世有着诸多的遗产。在近代各种屠杀、镇压、圈禁的人权或难民危机中，最危险的并非刽子手的火枪和毒气，而是那些云端的操盘手，那些会场上西装革履、手不沾血的高学历高职位官员，那些以章程文件定人生死的纸页。

现实当中，荒诞的文件、规章、制度、条文生产早已屡见不鲜，人们早已见怪不怪，要么于之麻木。或许原因是庙堂很遥远，或许是无力抗拒，或许是已经欣然接受，然而一旦看穿诸多会议本身的荒诞，历史的修辞也就褪去了它自身鼓吹的光环。会议很可能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敌人，是世界上最凶恶之物。

万湖会议的凶险或者会以各种形式重演，它未必会成为一种反思程序，反而可能成为一种重复程序——即便以这部电影本身来说，只需要换一个时代背景也完全可以视作颂扬纳粹的政宣片。而在现实当中，万湖会议是世界各地都一直在发生的事迹（故），都在反复重演。

【虹膜】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历史改编的电影，而且是根据一次会议纪要编写的剧本，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德国的一次制定对犹@太@人政策的高层会议，这样改编对制作一本电影来说，难度非常大。整个影片场景就是一个会议室，通过参会人员的发言来体现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台词来不断推进剧情，参会人员各种观念的戏剧化冲突，都需要通过台词来完成，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这部影片来看，是达到了效果。 类似制作风格的影片，曾经有韩国的《恐$$怖$$直播》，纯粹就是靠台词对话来制造情节的推动力。 万湖会议是制定一个残酷的灭绝人性的计划，但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性质提出过质疑，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历史是每个人创造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对以往历史的错和对负责。

1.从西到东进行梳理，将犹太人集中到东部集中营。军事斗争和种族斗争是一体两面。

2. 为什么要签资产放弃表？ 因为离境并不是自愿的，履行手续会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走好程序的意义，是为了让犹太人登车时心里仍怀有秩序感。

3. 谁有用、谁就留下来。

4.大多数犹太人从事的是贸易或私营业而不是体力劳动。

5.副总指挥好会拔高问题，画大饼，会讲话，不愧为大领导。

6.针对二分之一犹太血统，施图卡特博士只能想出绝育的办法了，说他稍微有点仁慈吧、但又同意灭犹。

7.但不是整个德国都是这样，人们需要规定和标准，需要明确性和方向感，需要知道，万物皆有秩序。

8.奥斯维辛毒气室焚烧炉都听过看过类似电影，却不知道幕后是这样计划安排的。

《万湖会议》是一部冰冷的电影。

“冷”是故事发生的季节，是电影的基调，是电影中人的态度，也是观影后的感受。

1942年1月的柏林很冷，但是最冷的还是莫斯科的冬天，相信当时的德国士兵深有体会。

正因为那个寒冷的冬天，苏联红军击败了德国军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

“莫斯科保卫战”粉碎了希特勒“闪电战战无不胜”的神话，无论对希特勒本人还是德国军队都是重大的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因素下，被希特勒钦定为继承人的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首领——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国分忧”，于1942年1月20日在柏林万湖召集14个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实施“犹太灭绝计划”。

这部电影并不长，只有108分钟，但是看的过程中，感觉时间很长，因为它所囊括的信息量很大，而这些信息所指向的是600万人的犹太大屠杀，这一惨绝人寰的既定历史很难不让观众动容。

也就是说，作为观众，我们需要时间来消化这冷静的语言背后的残忍含义。

这就不得不提到“语言的粉饰性”。

比如“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犹太人灭绝计划”；比如“生物意义上的消除”就是“犹太大屠杀”；比如“就地解决”就是“立即枪毙”；比如“隔离区”就是“集中营”；比如“舒适的安乐死”实际上是“毒气杀人”……

当这些纳粹高层用如此如此文明、如此优雅、如此中性的词，述说一场毫无人性的种族灭绝计划的时候，肯定会引起人心理上的不适和愤怒，因为这是对600万生命的侮辱和亵渎。

“语言的粉饰性”显然带来了“语言的罪恶感”，语言本身没有罪，是使用语言的人有罪。

不过，这些纳粹高层并不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德国“反犹主义”不仅是政治正确，而且有法律支持，比如1935年通过的“纽伦堡法案”其实就是“反犹太法律”。

不得不说，德国是一个严谨的国家，他们尤其注重秩序感。

哪怕在做如此反人类的事情，他们一切都按照法律来，按照规章制度来。

这种秩序感，不仅使他们的工作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且可以令犹太人心安，以便更好地管理。

比如他们会让犹太人签字自动放弃资产，让他们排队等候那一辆辆即将驶来的“死亡列车”。

可即便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还是会有一定的精神压力，尤其长时间面对“灭绝”、“屠杀”这样的字眼时。

所以，为了避免精神压力和精神负担，他们心照不宣地使用文明语言。

这时“语言的粉饰性”，其实是一种自我洗脑，自我欺骗。

他们使用一些中性的词语，比如“运输” 、“转移”、“解决”、“处理”，好像工作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货物。没错，他们就是一遍遍通过语言洗脑，把犹太人不当人看，当做货物一样处理。

这样，他们就能更加理性地应对自己的工作。

众所周知，德国人对待工作是非常严谨认真的。

电影中，工作最认真的无疑是艾希曼。

它是“犹太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也是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的代表人物。

这位其貌不扬的男人，从他与领导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性格古板，没有幽默感。

整个过程他像个机器人一样面无表情，声音冷硬，没有流露出一丝情感。

但他对工作非常认真，看得出来不管是他的直接上司海因里希·穆勒还是他的大boss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对他都非常重视。

他在讲述“犹太大屠杀计划”的时候，充分展示了他的专业性：不仅能说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能补充很多的细节，比如每车厢容纳多少人，每个毒气室可以杀死多少人，而这一切都是他实地考察后的结果，秉持着经济、高效、可行的原则。

这种人在和平年代是工作非常可靠的员工，在纳粹德国是非常得力的“帮凶”。

如果说，“语言的粉饰性”是一种思想上的自我欺骗，一种自我合理化，那么“技术的高效性”则是一种行为上的自我欺骗。

人毕竟是人。哪怕他再冷血，如果长时间地做一个刽子手，面对着鲜血和断臂残躯，也会引发生理不适和精神疾患。

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用毒气室，一是这样高效省时省力省子弹，不给前线增加负担。

二是这样可以避免刽子手和受害者直接接触，也就是刽子手可以在空间上实现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远程控制别人的生死，只需要按下开关按钮。这样不用看被屠杀者死前的痛苦惨状了，也就没那么大的精神负担，也就尽可能地减少精神疾患问题。

总之，不管是“语言的粉饰性”还是“技术的高效性”，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对人的异化。它只会让人变得更冷漠、更残忍、更疯狂。

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对犹太人残忍冷漠，对自己人却细心体贴。

影片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那个牧师家庭出身的博士。

他习惯性地悲天悯人，看起来最富有同情心。为此，他被年轻士兵所反感，认为他总想让人陷入到道德困境。

后来，他解释道，他关心的不是犹太人，他关心的是担任刽子手的年轻士兵会有精神疾病。

他看起来最为年长，甚至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和犹太战友并肩作战，但他也是一位坚定地反犹主义者。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犹太人凭空消失。这可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而只是不想给自己国家的士兵带来精神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

我想说的这些高层领导，如此坚定一致地“反犹”，才是最恐怖的。

他们如此坚定、如此认真、如此冷静去做这样一件种族灭绝的事情，把他当成一种理想去实现，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利于千秋外代的事，并因为能够参与其中而由衷地感到自豪。

他们的一致性可以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强大和疯狂。当集体作恶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自己有罪。

因为哪怕二战结束后他们被抓捕、被审讯，他们也不认为自己做错了。

正如《朗读者》中的安娜一样，她在监狱里待了几十年，都没有觉得自己有罪。

他们如此冷静地处理，说明他们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人做的事，肯定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

所以，尽管摄影机最后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特写镜头，你依然会觉得这种谴责和批判是无力的。因为你知道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会议。

这是影片最后给人带来的冰冷。

电影《十二怒汉》和《万湖会议》，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的古典故事结构，一个让人愤怒，一个让人不寒而栗。

1957年，年轻导演西德尼·吕美特受到当时的舞台和电影红星亨利方达邀请，导演了12个陪审员讨论少年弑父案件的电影。

这部除了头尾之外，所有场景集中在会议室里的《十二怒汉》，获得同年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奖。之后，这部影片被改编成舞台剧，还陆续被美国和俄罗斯等国翻拍。

1942年的1月20日，德国的国安局局长海德里希召集了14个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柏林近郊万湖这个地方，开会讨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方案》。

「万湖会议」只花了85分鐘，就决定好抓捕，运输，执行的基本原则。1984年德国先拍了同名电影，片场就是85分钟，除了头尾，所有场景都在会议室里。

2001年，肯尼思·布拉纳饰演海德里希的英国电影版本叫《阴谋》。今年年初，德国拍摄了这个历史事件的第三个电影版本。

有抖包袱也有托，精采无比

《十二怒汉》的故事发生在夏天，最后决定少年无罪。《万湖会议》的季节发生在冬季，最本来就被认定天生有罪的人，全部都得被最后处理。

陪审员为什么会变成「怒汉」呢？我們邊看也邊發現，我们的愤怒也在加温。因为，少年被定罪的基础根本就建立在偏见之上。

《万湖会议》为什么可以这么高效？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元首已经射出的箭必须正中红心，大家只是各自使力让标靶摆对位置。

12个陪审员，每个人都被设定特质，并做出相对应的动作跟神情。有人整理出来：

1号懦弱伪善，2号难以捉摸，3号私情浓烈，4号谨言慎行，5号内敛同情，6号落落大方，7号混头混脑，8号正义绅士，9号外柔内刚，10号狂躁激动，11号振振有词，12号左摇右摆。

首映50年后发行的《超出合理怀疑：十二怒汉的制作》纪录片，让我们发现全片竟然只用了不到35万美金预算，在19天内拍完。

《十二怒汉》里的长长台词，有抖包袱也有托，彼此攻防，精采无比。

到了真实历史事件的《万湖会议》，会议室里的14个人也你来我往，不同的是，我们看完之后不是愤怒而是不寒而栗。

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

外交部希望命令不能挑战法律，内政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的区分要明确，波兰等地来的军官则觉得文职人员只是在发表没有建设性的看法。

负责执行的艾希曼（就是《平庸之恶》的那位），是会议的资料提供与汇整者。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

最新版的《万湖会议》跟另外两部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看到做出结论的海德里希，如何彬彬有礼，如何不威而怒。其他人各有盘算，却都高效。

在这两个「三一律」（空间统一，时间统一，事件统一）故事里，十二个人决定了一个人的自由，十四个人决定了六百万人的命运。

不管导演用的是特写，近景或中景的交替拍摄，都让演员跟故事一气呵成的完成精采的演出。

所谓的戏剧张力跟演员魅力，俱全。所谓的细思极恐跟后怕，都在。

从电影里来看，犹太问题是元首的心头肉，但是处理起来又问题重重，所以只能由最坚定、最狂热、最简单化的人，也就是党卫队来实施。万湖会议本质上是党卫队根据已经蹚出来的道路、试验出来的方法，事前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用元首“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意志，在会上压服柏林的那帮前魏玛政府的柏林老爷们，让他们服从指挥，消除顾虑，接受“全欧的一盘大棋”。政府老爷们心领神会，也就提一提“要不要保留犹太人里的军工技术工人”、“会不会搞出之前清除残疾人行动惹出来的乱子”、“会不会影响执行人员的士气和精神健康”、“半犹太人、老年犹太人怎么处理”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

整部片子都在开会，但在对话、神情的刻画上十分入骨。党卫军方面，会议主持人上将海德里希时时面带笑容，面对质疑也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霍夫曼中将总是满怀憧憬地大谈种族净化；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少将阴沉着脸，说话简短扼要，时时用审视的目光看人；不喜欢开会的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舍恩加特，怼柏林老爷说“我看谁的鼻子不顺眼，谁就是犹太人”，在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也会不耐烦地说“我早就跟不上了”；还有那个“平庸的恶”艾希曼中校，从电影中可以看出，此人工作态度确实一丝不苟，从会议的筹备、资料的准备到会上的答疑都有条不紊，会上无论被问到什么数据都能立刻给出，面对各种疑问他也早有方案，而且都十分巧妙、熨帖，多次获得与会者称赞。

东部方面，有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整个会议都在抱怨他的波兰辖区成了“帝国的垃圾堆”，抱怨帝国不优先为他们解决波兰境内的200万犹太人，最后在获得“优先解决波兰犹太人”的承诺后满意而归。

政府方面，有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此人是唯一在会上轻微地抗议、嘲弄、干扰了一下会议的人，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维护了他参与编写的帝国犹太法律，但也大概也不过是为了端一端架子。有意思的一幕出现在他围绕“半犹太人”的问题跟众人辩论了一番后，被问及他自己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他先是提出什么都不做，引来全场安静，接下来他又提出“强制绝育半犹太人”的折中方案，这倒是获得了众人的附议，海德里希眼看方案要越讨论越复杂，就立刻休会，把他拉出来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顺便还互相问候了一下妻儿，用“我们应该做邻居”套了套磁，拉近了距离，也就放弃了对抗的态度。毕竟“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嘛。

会议开到最后，15个人中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克里钦格终于在犹豫中提出了他对于“根本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的疑虑，立刻被舍恩加特反驳说“我没有必要听这些”，“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会因为尽职而被泼脏水”，还有人轻蔑地说：“我们居然还在讨论残酷不残酷的问题。我们是在进行自卫，如果我们不自卫，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克里钦格只能赶紧解释说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人，担心最终解决方案会给执行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而已。于是，艾希曼向众人详细介绍了“更高效、对参与者的精神伤害更小的办法”——毒气室。克里钦格也不再抱有异议，只表示“我还是希望犹太人凭空消失”，他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

至此，在高效的70分钟内，所有的疑问都被回答，所有的难题都被解决，接下来，随着帝国机器的开动，杀戮的大幕拉开，数百万犹太人即将迎来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