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

   说实话，好莱坞那种大制作的史诗片我已经有些厌倦了。但是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这样一部别具一格的史诗片仍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本来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都没有看过南斯拉夫的老电影。前几天听我的室友说他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顿时对他肃然起敬。相信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对南斯拉夫电影有完全不同的印象，因为南斯拉夫电影和印度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一样，是他们年轻时记忆的重要部分。曾几何时，南斯拉夫这个国家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像我们中国一样也同时与美国和苏联交恶。以至于当1998年科索沃战事爆发时，我们很多中国人还是站在社会主义兄弟的立场上为南联盟打抱不平，浑然不觉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南斯拉夫王国到铁托的南联邦，到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和众多前加盟共和国，再到今日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经历的大变革、大动荡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因此，当《地下》的开头打出“从前，曾有一个国家叫南斯拉夫”这样一段字幕时，我们可以想象，库斯图里卡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情去拍摄这样一部浓缩祖国历史的电影。
   今天南斯拉夫电影人的创作风格跟记忆中的那些老电影已经迥然不同。《地下》这部影片荒诞的情节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可能会让观众迷惑。我刚开始看这部片子时，就不断地问自己：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然而，看完之后我不再怀疑。影片的许多细节都让我会心地一笑，让我觉得那就是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因此，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荒诞的。艺术家只不过是揭示出了我们早已看惯的荒谬而已。现代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吧，既然艺术的使命已不再是简单而准确地描摹现实。
   库斯图里卡用这样荒诞不经的形式展现祖国的历史，是需要勇气的。我想正是年轻时对祖国的记忆和多年流浪国外的经历让他不断思考，使他对祖国的感情变得深沉。于是，有米洛舍维奇治下的民族主义的南联盟人士跳出来，指责他把当年铁托手下的革命者丑化成小偷和骗子，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生活在一种框架中的人很难跳出去想问题，所以不管历史还是现实在他们那里都已经经过过滤和变形。当没有过滤加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时，他们往往难以接受。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框架中，相信着一些类似于“战争还没有结束”这样的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是生活在地下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地下》里面那种荒诞的地下生活时，应该想一想，那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地下》的后半部分有一个细节：当库多那个在地下出生的儿子走出地下看到太阳和月亮（他不能辨认这两者）之后，感到沮丧和恐惧，他对父亲说：“我们能回到地下吗？”我也常常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出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框架，看到更接近真实的世界，我们会恐惧吗？我们会希望重新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吗？近些日子的观察，越来越让我倾向于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对于这样一部内涵丰富的电影，我无力作出更多的评论，只能再讲一处印象深刻的细节，那就是库多和他的儿子从地下来到地上，看到正在拍摄关于他自己的电影那场戏。我们通常把关于电影的电影叫做“元电影”。《地下》里面也出现了拍电影的场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也可以叫做元电影。上面提到的这个情节让我想到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开罗紫玫瑰》里的男主角是从电影里来到现实中，遇到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地下》的库多在地上的人们眼里是已经牺牲的英雄，也是电影里的角色；他一直生活在地下的“战争状态”，跟正在拍摄的电影背景也正好一致；当他从地下来到地上时，也是从电影里来到现实中。地下和地上的冲突，加上戏里和戏外的冲突，最终产生了库多杀死一名扮演德军军官的演员这样一个戏剧性的结局。这个细节设计得充满张力，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让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现实，思索现实和荒诞的电影情节的相似性。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在近代苦难深重的国家，我们也有抗击侵略的历史，也曾经在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徘徊。我们能够出现像《地下》这样深沉地思考民族历史的作品吗？当然，我们中国人含蓄的文化性格不利于这种狂放不羁的作品的产生。但是抛开这个不讲，单说我们有勇气用这样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历史吗？我不得不遗憾地回答：恐怕没有。因为我们仍然沉浸在往昔的辉煌和挫折中，自卑和自负两种矛盾的情感仍然占据着我们的心灵。
   《地下》的前半部分关于二战有这样两段字幕：“1941年，德军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1944年，盟军对这个城市进行了轰炸，比三年前德军的轰炸更加猛烈。”在《地下》问世三年之后的1998年，北约军队对南联盟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进行了轰炸，理由是“为了结束在科索沃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而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军队则是对科索沃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和炮击，理由是“清除混在群众中的分裂武装”。对历史的一次次重演，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祝福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存在的国家和它的人民。同时，也祝福我那同样饱经沧桑的祖国和人民，愿历史上的一切噩梦都不再发生。

   （关于南斯拉夫历史，参考了秦晖：《民族主义：双刃剑下的血腥悲剧——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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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马莲”在片中起到串连和暗示的作用它的意义就是“这是不真实的”。每当莉莉马莲的音乐响起，地下的人就以为是空袭到来，可作为观众的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被人欺骗的，随后同样是莉莉马莲的音乐但是却分别配合着法西斯入侵南斯拉夫，苏联进入南斯拉夫，铁托建国，铁托逝世的真实影像资料，伯格森说音乐传达延绵和记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伴随莉莉马莲穿透了我，使我想到我们也不过是一群生活在人造真实中的人。
历史可以很容易被改写可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人却永远被自己眼底的错觉召唤，单纯炽热的人们不断的在时间的轮回中上演爱恨情仇的故事，即使是历史的操控者最终也躲不过历史的大潮，因为他们同样生根于某断历史，同样生根于孕育出历史的这片土地。统治者可以随意更换，国家甚至可以消失，但是我们感谢喂养我们的土壤和温暖我们的阳光，田野上的绿草如茵，带着痛苦，悲伤，喜悦，当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讲故事时就用这个童话般的开始：从前，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们喜欢随着音乐跳舞。

库斯杜利卡的《地下》可能是将近10年前，在大学黑乎乎的录像厅里看结束的。什么都不记，只是里面吉普塞式的狂欢令我印象深刻。对了，还有地下室里飞翔的新娘，天使一般，在丰盛的宴席上空来回飞翔。

这部政治隐喻极深的电影，直到昨天重新看，才知晓一点；也直到今天上网查资料，翻了翻南斯拉夫的历史，才算知道点皮毛。对于南联盟、铁托以后的世界，对我这种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存在。

电影开头是1941年贝尔格莱德动物园被轰炸的情形。导演库斯杜利卡有意识把动物园轰炸的血腥场面暴露出来，鸟被囚禁鸟笼，大猩猩焦躁不安，所有动物和人一样在废墟堆里走来走去，不小心，炸弹临头。最让我触目的是老虎吃掉天鹅的场景。一只老虎被炸弹炸伤，奄奄一息，旁边的天鹅不停在啄它的脸，受伤的老虎摆明是被欺负的对象，老虎酝酿很久后，一口气，咬断天鹅的脖子，两只动物在德军轰炸之下最后同归于尽。

电影讲述了南斯拉夫从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95年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电影里的一对好朋友Blacky 和Marko 据说是有真实的人物——Milan Rankovic 和Sreten Zujovic，都是塞维尔亚人，都是铁托的亲信。Milan Rankovic就是电影里的Marko，幕后操纵者，而Milan Rankovic在战争期间负责游击队。电影里面，Marko对着炸弹说了一句话，“炸弹不是德军扔下来的，就会是北约盟军扔下来的。”这部1995年杀青的电影，证明了剧中人物的话：1999年，北约维和部队轰炸南联盟78天，投放下31000枚贫铀弹。

库斯杜利卡因《地下》获得个人的第2座金棕榈奖杯。他是戛纳电影历史上唯一三名获得两次金棕榈大奖的导演，前面一位是《教父》科波拉，后面是达内兄弟。而他无疑是最年轻的，《地下》获奖那年，他41岁。这一年，波黑战争刚刚打响；这一年，另一部政治讽喻大片《阿甘正传》风靡全球，获得奥斯卡大奖。

《地下》最直接的政治隐喻就是象征着整个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据说每个人，每一代人，每一种宗教在地下室都有体现。由于我完全不懂斯拉夫的文化，也就完全无法分辨电影里的文化符号。Blacky被自己共产主义朋友Marko利用，在地下室里活活生产了20年的武器。他想向 Marko 证明，即使他们被外部隔绝，他们也取得伟大的胜利。Blacky 和地下的同志一起建造了M-84坦克。这个坦克是铁托最大的骄傲，他认为这个坦克是全国各个省份团结起来的产物。诗人、革命家、商人的Marko是地下世界唯一的联系人，他放着《莉莉马莲》的歌曲，向阴暗世界的人指示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最感伤和幽默的场面是Blacky和自己在地下室长了20年的儿子到达地上的遭遇。儿子把月亮看作太阳，指着鹿认为是马。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以及更远的可笑的历史。还有人把《地下》看作柏拉图和他的洞穴说。西方哲学最初的东西也可以在电影里找到不健全的影子。

一个杰出的导演就在于他的文本的多义性。《地下》海洋里死者的相会，是向让·维果的《亚特兰大电影》致敬的结果，里面猴子Soni和主人尤娜的重逢是卓别林化的喜剧场面，还有费里尼式的大象。导演自己后来有解释，Soni ，一只猴子，贯穿电影中从头到脚的角色，象征着愚蠢、单纯，是它打开了地下室通往外界的通道，也是它找到从迷宫样的地下室的出路。在我看来，猴子Soni ，电影中唯一幸存者很有解释的意味。当它的主人终于上吊自杀，它的那些朋友都已经阵亡时，它还存在。唯一的原因或许在于它的本质，单纯而愚蠢。是不是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幸存下来？

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傻弟弟尤娜拿着拐杖把自己的哥哥、背叛者Marko活活打死的场面。中景背后，是一个十字架耶稣的雕塑，再后面战火纷飞。《圣经》里该隐弑弟的场面马上浮现在我脑海里。

电影里最美丽的场景是我不得不说的，夏加尔的油画。天空中飘荡的新娘直接模仿了俄罗斯画家的意象。夏加尔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飞翔的人是他最经典的符号。导演本人和夏加尔有很多类似处，东正教家庭出身，流放国外，无法驱散的乡愁。电影里很多场面直接是夏加尔画面的复制，人们的结婚、分离，战争场面。库斯杜利卡直接使用夏加尔的《战火》里同样的颜色和布景。夏加尔那种浓郁的梦幻色彩，几乎是整部电影的基调。

最后没有看清楚，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的画面是，一群戴着鲜花的牛度水上岸。看了英文资料，才知道象征着死者的灵魂重新进入了新的躯体内，找寻幸福和遗忘。电影镜头里最后分离的大陆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地图。库斯杜利卡将自己的祖国，和其他欧洲大陆文明分裂开来，在孤岛上一群重生的人们在宴会中酣畅淋漓的狂欢，距离欧洲越来越远……这种以强悍的幽默风格降解痛苦的方式，让我想起电影最初的一句话，“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剧终，导演打上字幕，这个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是的，一个没有国家的导演，能在电影中指明什么方向呢？一切都是没有方向的，他能做的就是将自己厌恶、喜欢的对象都放在巴尔干半岛上，漂流到不知明的宇宙尽头去。

《地下》后面三年，库斯杜利卡因为政治的“不正确性”，“反铁托”，“诬蔑共产主义”、“拥戴法西斯主义之嫌疑”等等原因，心灰意懒，没有新片问世。

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彻底解体，由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4月24日，身在法国的萨拉热窝人，库斯杜利卡在《Le Monde》上发表文章，写下动人的文字——《欧洲，我的城市在燃烧！》，昭告欧洲人一起拯救南斯拉夫。或许此文章可以解释一些他拍摄《地下》的部分原因,摘译如下：

“几百年来，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骚乱没有停歇过：这是一片被伟大帝国们撕裂的土地，这是被罗马帝国一分为东、西两半的土地，这是奥特曼帝国见证其终结的土地，这是奥匈帝国覆灭的土地。欧洲！穆斯林的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之间的对抗是不可信的，是人为制造的，这些对抗矗立在那些死去帝国遗留的灰烬中。这些对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毫无理由地继续下去。欧洲！这是你的战火，需要你去扑灭它。欧洲！如果你存在过的话，是需要检验你的良知的时候了。”

   曾经看过库斯图里卡的那部《生命是个奇迹》，当时就对导演那种荒诞的叙事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论荒诞，无疑这部更早时候拍摄的《地下》更加荒诞，更加疯狂，也显得更加苦涩，更加令人回味，库斯图里卡以另类的角度表现了南斯拉夫人从二战以来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体会他们苦难历史中的辛酸。
    片子的开始便是一场狂欢，酒醉的马高和佩塔两位好友纵情狂欢，似乎南斯拉夫正处在一个太平盛世中，而很快现实被战火打乱，二战爆发了，人们的生活一片混乱，甚至只能躲避在地下的世界中斗争，从事真正的地下工作。真正的荒诞发生在战后，当战争结束后，马高出人头地成为上层人物，而他只是带着心爱的女人娜塔莉在地上享受这一切，他给予佩塔等朋友的却是一个谎言，一个战争仍在继续，让朋友们在地下继续生产军火的谎言，这样，当地下的朋友们沉醉于为抗击侵略者而进行伟大奉献的时候，马高却将军火贩卖，成为了富有的军火贩子。马高是片中一个复杂的人物，在二战中他显得非常勇敢，协助朋友“抢走”心爱的女人，冒着危险解救佩塔。但是这位外表看上去就很精明的前剧作家战后的诗人又是投机的，当胜利到来，他仍要把朋友留在地下。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利益最大化，将佩塔留在地下，他就可以安心与心爱的娜塔莉相爱；将朋友们留在地下，他就可以将朋友们的爱国豪情转化成军火的利润；将朋友们留在地下，她就可以将战友的事迹广为传播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他得意的从地上观察着地下人们的生活，仿佛在看一场肥皂剧一般不时发出笑声，或许这样的主宰的感觉也是他乐于享受的。
    娜塔莉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给人也是一种投机的印象，时而倾心于粗鲁却充满了英雄主义豪情的佩塔，时而又挡不住掌握权势的变节军官，最后又投身于“太会撒谎”的马高，成为风光无限的英雄之妻。她显得幼稚而又世故，清秀而又粗俗，但是，看罢影片，我们很难有指责她的理由，在几乎从未平静过的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柔弱女子，这似乎也是不得已的生存之道。正如解放前夕的炮声中，马高对娜塔莉说的，“德军走了，盟军来了”，在这片大陆上，主宰地上世界的似乎总是他人，德国人走了，苏联人来了；苏联人走了，维和部队来了。纳粹主义走了，共产主义来了；共产主义走了，资本主义来了；二战走了，冷战来了；冷战走了，内战来了。南斯拉夫人永远处于动荡的年代中，他们要生存就要舍弃一些东西，作为南斯拉夫人，库斯图里卡是理解同胞的，也只有真正体会过那种动荡带来的不安全感的南斯拉夫人才能描绘出如此具有感染力的生存之道。
    佩塔是片中一个给人很强的悲凉感觉的人物，他显得很粗俗，一心追求的似乎只是金钱、女人、酒精，但是这样粗俗的人信仰也往往是单纯而执着的。就如他的革命豪情一样，在地下他领导着人们为南斯拉夫的解放生产军火，又压制不出到地上战斗，为民族解放奋战的激情。终于，他带着孩子来到地上，却只能与拍摄二战电影的虚幻敌人战斗，更讽刺的是这是部关于他的电影，剧中人突然由虚构走入现实，一如他自身的命运，由地下的虚构走入地上的现实，面对的却又是一场虚构的景象，而他却乐在其中，这样的人生无疑带着悲凉。更悲剧的是他的孩子，那出生于地下的孩子，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地上的风景，甚至分不清月亮与太阳，马与鹿，但是很快就死在大河中，在看到地上的世界时，这个孩子笑的那么天真，但是当他陷入水中的险境时，父亲依然在革命豪情下忙于“杀敌”，而他却沉入水下，与新婚妻子沉入另一个世界。
    这就是几个南斯拉夫人的命运，也是南斯拉夫民族的缩影，他们不是地上世界的主宰者，奥匈帝国，第三帝国，苏联相继征服这里，一次次的“解放”让南斯拉夫人有些麻木，因为他们的命运没有改变。就如在铁托逝世的那段画面背景中播放的竟然是二战那首脍炙人口的《莉莉玛莲》（看过法斯宾德的《莉莉玛莲》的观众想必对这首歌和背后的故事不会陌生），仿佛要继续将这支曲子放给已经被出逃的马高炸死在地下世界的战友们听，提醒他们时代没有太大变化，二战仍在继续。最后，在意外中走出地下的马高的弟弟伊万在精神病院得到了真相，他才知道哥哥一直在营造一个谎言，他无力面对地上世界带给他的残酷现实，他要回到地下，回到那革命豪情的单纯世界，却又得到了国家分裂的消息，“南斯拉夫没了”，维和部队的士兵说得很轻松，却再一次打击了伊万的心灵。最后在一阵战场的混乱中，回到战乱的南斯拉夫的伊万痛心的将自己偶遇的哥哥打的半死，又自杀身亡，显然知道实情了的已成为一个军阀的佩塔下达了杀死所有抓获的军火商的命令，却发现杀害的是曾经的战友马高和心爱的女人娜塔莉，随后在精神恍惚中回到了被遗弃的当年地下世界的废墟中，失神坠入井下而死。如果说电影在前面还有荒诞的淡淡的喜剧色彩的话，那么在这里则是彻底的令人痛心的悲剧了，库斯图里卡似乎也不忍，在佩塔跌入的井下，当年的战友们又相互在一起相亲相爱，在阳光下，他们忘却了那些恩怨情愁，继续热闹的庆典，这一次，是在一个虚幻世界的地上，阳光普照，歌舞升平，不再有战争和谎言。甚至连口吃的伊万也流利的独白，叙述一个美丽的生活场景，房屋，绿野，宽敞的大门，美丽的大自然，没有痛苦和悲哀。但是，这仍然只是一个虚幻的地上世界，死去的人都已经在地下。正如伊万最后的话，“就不能向孩子这样传颂，过去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国家”，伴随着最后的独白，载歌载舞的人们脚踏的大地从大陆分裂飘向未知的远方，这也是南斯拉夫的命运，地上已无南斯拉夫，昔日的故事都已经埋藏于地下，那悲伤的故事或许真的不该再向孩子们传颂，就让人民在分裂的土地上狂欢，好好享受地上世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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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马高同志是个masochist，得让纳塔利亚时不时用高跟鞋给他头上来一下子才过瘾。可他又自称是个老实人：“老实人没法呆在这个国家”，哪怕已身居高位，最后还得收拾细软跑路。他的下场是与纳塔利亚一起被黑仔“率领”的民兵处决，两人的尸身在旋转的轮椅上燃烧－难道这也是火中的涅槃？其中相隔的，是整整一个国家－“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要说“拼贴”、“政治波普”，至今没见过谁比导演Kusturica在《地下》中玩得更娴熟的。铁托葬礼上，阿拉法特、勃列日涅夫、华国锋鱼贯而过，背景音乐好像忘了换似的，还是《莉莉.玛莲》，反讽吗？不反讽吗？鬼才知道。

      南斯拉夫，这是欧洲不愈的溃疡。前南战犯法庭还在，米诺舍维奇却先死了－前不久，还有人发雄文为他讨公道*。可到底谁欠了前南斯拉夫一个公道？又该由谁来偿还？这是一笔烂帐。
这笔烂帐，只有电影《地下》这般大手笔，才能描绘得如此哀而不淫、魔幻瑰丽。

      二战期间，同为共党游击队员的马高、黑仔两个朋友，为了抵抗纳粹对他们共同的家园和女人的侵略，怎么说呢，奋起反击吧。一场《虎口脱险》般的疯狂打闹后，马高救了黑仔，却把他和整帮战友（包括马高弟弟－已被炸毁的动物园的饲养员和他的猩猩，还有纳塔利亚轮椅上的弟弟）安置在地窖；纳塔利亚留在地面，为他独享。胜利了，马高，铁托的战友，前剧作家兼诗人，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的妻子是不改轻佻的前演员纳塔利亚。他们优游自如地生活在新国家里：参加阅兵，为“牺牲”的黑仔铜像揭幕致辞，出席黑仔传记电影的开机仪式，…除了纳塔利亚贪恋杯中物，而马高需要让高跟鞋敲他的头。黑仔他们则被告知战争尚未结束（马高不时为他们播放空袭警报），在地下为“抵抗运动”生产枪支－其实供马高走私销往国外。时钟被马高的眼线拨快了，20年缩短为15年－这“15”年间，他们甚至在地下捣鼓出一辆坦克。

      黑仔儿子的婚宴，热闹中透着不祥：悬空飘浮、美艳洁白如奥菲利亚的新娘，地下众人的狂欢，三个老友计的聚首。黑仔乘众人滥饮，带儿子逃向地面，准备对该死的纳粹发动奇袭；新娘找不到新郎，投井而死；猩猩钻进坦克，开炮，炸毁了地窖；马高弟弟一路寻找逃走的猩猩，沿下水道走到德国，进了精神病院；马高和纳塔利亚，如本文开头所说，也匆匆逃离这个国家，继续他们的军火贩子生意。

      地面多么美！鹿是鹿而不是马；太阳不是月亮，它红彤彤地升起－这一切，黑仔的儿子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撞上了黑仔传记片的拍摄现场，黑仔力毙扮演仇人纳粹军官的演员，导演对赶来的党干部惊惶质问：“谁来保护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在军方的围捕中，黑仔光顾着追击直升飞机，他那不谙水性的儿子，却为溺死新娘的头纱所吸引，往水底而去。

      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年，南斯拉夫解体的乱战中，黑仔是个脑筋不大清楚、不忘寻找儿子的残暴的游击队（！）头目，只不过这次枪口转向了前同胞、现在的异族仇人。

      战争正如马高的谎言所坚称，从未结束。马高的弟弟却回来了，他找到了他的猩猩，也痛殴了已坐在轮椅上的哥哥，然后把自己挂在钟楼大钟的绳子上，凌空摇荡。接下来，就是马高与纳塔利亚被处决一幕。然后，猪在废墟和尸体间拱土寻食，象纳粹空袭过后那样。然后，黑仔重返地窖，走过长满青苔的坦克，走向吞没了儿媳妇的井，纵身而入。

      他浮出到另一个世界－一片漂泊的乐土。有他刚下地窖时难产而死的妻子－还是那么善妒专横，有地窖里的所有居民－当然包括儿子和他的新娘，还有马高和纳塔利亚。马高请求原谅，黑仔只肯忘却。

      乐土裂解，载着众人漂移远去。影片在贯串全片的喧闹的爵士铜管乐声中结束，画面之外，有人说，“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影片包含了太多象征、隐喻，千头万绪－比如猩猩，井，坦克，还有《莉莉.玛莲》－不然怎么说是“大手笔”呢？在此，就不一一梳理。印象里法国人最喜欢在电影中作下水道文章，可没有一部能如本片般地上地下道路纵横令人眼花缭乱。它是荒诞剧，又是史诗。而史诗本就是荒诞剧，每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滑稽演员。

      不要为南斯拉夫痛惜、悲伤，它的裂解未必不是新生，而有的国家还在“沦陷”之中。只是个人的命运相对于时代如此微不足道。马高是邪恶的？他僭居高位、贪图钱财、欺骗了战友？可他们走上地面，面对的何尝不是一个骗局？骗局之后，我们见证了，是更为不堪的乱局。黑仔如果不被困于地下，也许早就成为出笼的恶兽－又也许早被“清洗”了之。地下的众人固然可悲－看着他们苦捱暗无天日的日夜、以涓滴之水“洗澡”，我会不忍。但是个人通常是渺小无力任人播弄，被谁，这里或那里，这样或那样，并无本质区别。象影片一开始就被炸毁的动物园，作鸟兽散之前，动物们有食物而不自由；之后，有自由而没食物，它们能选么？这些，都是走向新生之前，不得不经历的。可以说，没有人欠米诺舍维奇一个公道－虽然他也是南斯拉夫这个“从前的国家”遗留的悲剧之一；至于谁欠曾经的南斯拉夫一个公道，因为乱局未终，还要等未来的胜利者来说－向来是胜利者说谁就是谁的。

      据说“斯拉夫”本意为“奴隶”，“南斯拉夫”就是“南方的奴隶”。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仆从军是“纳粹的帮凶”，克罗地亚人铁托却是抗击法西斯的英雄、南斯拉夫联盟国家的缔造者，他在苏联与西方之间走平衡木，捍卫了这个短命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内压制“大塞尔维亚主义”，保持几大民族脆弱的团结数十年。穷尽个人心力，在他身后，他一手缔造的国家依然逃不了一片废墟一片萧条。影片就是在这片废墟上诞生，只有自嘲，没有怨恨。

      我不讨厌油滑冷酷而仍有自谴和诗情的马高，甚至还欣赏轻浮放荡却内心苦楚的纳塔利亚。他们是心灵无根的族类，他们的一切作为我都可以原谅－甚至不需忘却。而历史就是这么地上地下包罗万象，鹿是鹿不是马，红的太阳不是白的月亮，空袭在响或真或假，影片在影片中被拍摄，老游击队员重返地面还是游击队员，猩猩的主人终于找回他的猩猩，地窖里有井通往天堂。
也许，导演Kusturica是在用《地下》这只高跟鞋给大伙的头顶来一下，因为他怕我们忘了，“从前，有个国家，它叫南斯拉夫”。

      在我的私人兵器榜上，《地下》名列西片第一。



*（雅科夫：《愿历史还你一个公道——悼念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