脐带2022

阿鲁斯戴的银耳坏，我小时候也戴过一对。

娜仁左格妈妈熬的咸奶茶，外婆每天都会给我熬。

酒鬼撞破阿鲁斯家墙壁，类似的闹剧时常在我的家乡上演。

塔娜家的桌子上摆满了手把肉、炒米、酥油，主人永远热情洋溢，敬酒之前要先敬天、敬地、敬神灵，我身边的每个蒙古族家庭都如是。

尤其是“赛噜日外冬赛”鄂尔多斯祝酒歌响起时，我激动地心潮澎湃。许许多多生活上的细节都令我倍感亲切。感谢这部色彩浓郁、摄影绝美的电影，让我的乡愁有了两小时的安放。看完电影一查，原来导演乔思雪就是我们隔壁隔壁隔壁两千公里之外的呼伦贝尔人。

半生半死的树

电影里，塔娜有句台词，大意是说，“阿鲁斯，我喜欢你现在做的东西，蒙古草原不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蒙古电影也不该只有草原、蒙古包，贫瘠、原始，这并不是真实的内蒙古。真实的蒙古草原上有巨大的白色风车、有巡视羊群的无人机、有无比精致的服饰，以及更有风味的现代化城市。

电影讲述做音乐的儿子带着患有阿兹海默症的母亲回到草原寻找家园的故事，近两年同类型题材不乏佳作，《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以第一视角展现此类病人混沌的精神世界，《妈妈》讲母女和解、身份互换、相生相死，而《脐带》所展现的是告别。母亲剪短脐带，孩子方能长大。孩子系起绳子，母亲才不会走丢。然而脐带终究要断，我们该如何和亲人告别，电影试图以极度诗意的方式来作答。

导演选择性地规避掉了阿兹海默症残酷的一面，让患病的母亲回到她小女儿的时候。阿爸和额吉总是笑意盈盈地看着她，盛装的姐姐邀请她来共舞。那画面太温暖，让人忍不住一次次地踏进那条河。她总说，这里不是我的家。她的家有一棵树，一半生，一半死，树干交结在一起。为了找到那棵半生半死的树，儿子阿鲁斯重新启动苏式摩托，拉着蒙古包，带着母亲一路向北。途中强拉牧民的绵羊给迷途的小山羊喂奶，惨遭大叔叱骂。试图横穿私人草场，却被无人机一路喊话驱逐，娜仁左格妈妈开心地喊，“长生天在说话！”母子的旅途又惨又好笑，但总是温情脉脉的。毕竟没有哪个骂骂咧咧的老爷们儿可以抵挡阿妈的拥抱。

妈妈也有一把心爱的小键盘

母亲在路上救下一只小羊羔

只是平平无奇的晚霞

很久很久之前，阿妈还是个小姑娘。很久很久之后，孩子就变成了父母。塔娜加入阿鲁斯母子的行列后，娜仁左格妈妈便有了阿爸和额吉。于是她的意识进一步退化，完完全全变回一个小孩，牵着父母的手在河边的篝火堆旁尽情地欢歌悦舞。人来到世界，便是向死而生，走到一生的尽头，又会回到生命的原始形态。也许这就是那颗半生半死的树的寓意，生死交缠，无休无止。

影片的最后，娜仁左格妈妈问阿鲁斯：

“你为什么哭了？”

——“因为我很伤心。”

“是你心爱的姑娘不理你了吗？”

——“不，她很爱我，只是她忘记了。”

深深地感动了，怎么会有演员把母亲的慈爱温柔和少女的娇憨天真同时演得这般好。都给我去看！赛噜日外冬赛！

2023.3.18 新天地 with泳豫

有幸担任了路演的主持，获得与导演对话的机会，有一个我在观看前做功课就预设了的问题，导演的回答给了我很深的触动，特此记录一下。

我的问题是：电影史上绝对不乏父子关系的探讨，日渐崛起的女性导演则愿意选择母女题材，那么作为一个90后女导演，为什么会设置儿子（而且是相对年轻的）与母亲这样一组人物？又是怎样把握这一男性角色？

导演说：她父亲这一辈总共有五个男孩，奶奶就是由五兄弟轮流照顾，非常妥帖；恰恰是站在女性视角，她发现男性其实可以温柔细致地关爱自己的妈妈，但是男性导演却总是不愿意表达与母亲的亲密，特别是男性在进行照护活动时流露出的柔软气质。

这让我颇有醍醐灌顶之感——意料之外，细想下来，也许是点破我潜意识中已有察觉又没有抓住的“情理之中”。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也想到了我的父亲。他从来不是我崇拜的英雄、想要成为的人，也不是理想伴侣的模版；他总是像一个大小孩，虽然没有原则性错误，也是外人眼中的爱家好男人，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对于家庭的责任是相当缺失的。转变始于退休的前几年，父亲开始拒绝应酬而爱待在家里做家务；更大的转折则是我的奶奶脑溢血，逐渐失能失智之后，他承担起照顾奶奶的绝大部分工作，虽然也有姑姑和保姆，但他几乎每天都在自己和爷爷奶奶家两边奔波。直到去年奶奶去世，差不多六七年的时间里，父亲的照料工作无可挑剔，令我肃然起敬，自忖将来自己也未必能做到如此程度。

又想到前几日北大三女生那场炒作，她们本应讨论和推销的那本《始于极限》就深刻地辨析了“结构VS个人”的问题。性别理论向我们指出刻板印象源自结构的塑造，但某种程度上也把我们嵌死在这一结构中。如果说女性还被鼓励去“解放”和“颠覆”些什么，男性则更多是持续被批评指控、被要求反省——当然他们反不反省、能反省到什么程度是另一些问题，可是反省然后呢？你期待他们做什么呢？反省和行动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必须有充分的“知”才能有正确的“行”吗）？就像我明明看到父亲每日的付出，却想不起来再多问一层：一个男人会如何照顾他的母亲呢？他如何理解母亲，又如何理解自己的行为？依然父权制的世界里当然充斥着对于女性的种种压迫，但是当男性愿意与女性建立亲密的连接，并一定程度上敞开自己、让自己“像对方/像女性”时，它又会开启何种可能？没看到这一点，也是我的盲视吧。

感谢电影、感谢导演呈现了这种可能，或者说不是尚未浮现的可能，就是生活中时常发生但未被充分表述的那些经验，将它们再现和问题化。在这部电影里，“脐带”是母亲和孩子的连接，在这部电影之外，“脐带”也是这样一种提醒：性别问题的探讨除了主流的“压迫/反抗”模式，还应当容纳对于两性连接关系的思考——不是那种既定的连接（比如婚姻关系已然被当作压迫制度），而是在真正的敞开与接纳、在情感流动中重塑彼此的认知和行动。就像我不能说阿鲁斯是女权主义者，他也未必百分之百地理解和共情母亲，但恰是在与这位女性的连接中，阿鲁斯呈现出不一样的男性气质，在走向对方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

我总觉得，某种流派的女权主义尽可以主张对抗和分离，但广义的性别问题必然包括两性在世的真实相处，甚至说得hard模式和乌托邦一点——女权主义的任务包括改变男性？当儿子照料母亲，这种连接难道不能被看作至少是改变的开始吗？

PS：女性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一言难尽，比如人们常说“人老了会变回小孩”——加上一点性别化的表述就变成了“女人要卸掉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做回女儿or做回她自己”——然而这个所谓本然的自己是什么样？难道就是父母庇护下的小孩，一个单纯而空洞的“自己”？为什么作为母亲妻子的一生被看作“不是自己”、而是一副终将抛弃的枷锁？又为什么女性不能将妻子母亲以及职业身份、将工作家庭及一切生命经验都看作是构成她自己的实在？如果女性能够真正强大，我希望不要有那么多追求轻盈的抛弃与逃离，相反我们能够将悲欣交集的人生都看作自己的行李，在终点迎接一个充盈的、沉甸甸的自己。

很有幸，先是参加了乔思雪导演的分享会，在映后是导演见面会，听大家提了很多问题，乔导也分享了影片中及影片外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脐带》本身的片名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意象和喻体，那条绳子，就是孩子与妈妈的脐带，只不过有意思的是，小时候是我们因为太小了对妈妈依恋离不开妈妈，当妈妈老了不记得时，也是孩子离不开外去寻家的母亲，其实也是母亲离不开孩子。当妈妈记忆力不好而变成小孩那样时，真的很顽皮很可爱，演得太好！ 几乎没咋看过少数民族的电影，这次还是纯蒙语的，全新体验。影片剧情并不复杂，本来以为是那种很感动的电影，但影片非常克制，同时还有好一些桥段都是一些小细节喜剧，令人想笑但不违和，是影片的加分项。本以为是文艺片会沉闷难懂，比我预想好很多，有一些外部原因吧，一是听了乔导的分享，更多地了解了影片；二是电影院的魅力；三是今天来了200个人将影院坐满了，基本都是爱电影的人，氛围很好。整体上是将本片的观看体验拉满了。 乔导的处女座，小成本电影，摄影和剪辑我都还蛮喜欢的，看好中国青年电影人！

生命存在的意义从来不是保护，是尊重其选择。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人物形象/弟弟阿鲁斯：从自以为保护母亲到认识母亲最后成全母亲。母亲娜仁佐格：在墙上画着蒙古草原（向往着自由不想被束缚）；面对儿子们争斗“你们哪有儿子样，哪有兄弟样”好似站在客观的视点对兄弟二人评价，又好像回光返照一般清醒；阿鲁斯在树林里找到的那只牛就好像他的母亲一般茫然无助；看到车就上，在她的潜意识里，车就是通往家的工具，只要上车就能回家。哥哥：顽固的守护着母亲。女人：阿鲁斯母亲一般的存在，帮助他鼓励他仰慕他爱恋他。 不同于女性，男性对待家庭的意识更像是一种保护和情感上的占有。从大男子主义出发，以保护为由，让失去行动能力的亲属听从自己的所谓的最好的安排。但是却不考虑亲属的感受，只做着自己最以为正确的的决定。 影片最后，具有宗教仪式一般的母亲的父母以及他们带来的随行队伍叫魂一般喊走了娜仁佐格，儿子不同于以往的保护主义而是采取了自由主义，割断了那如脐带一般链接自己和母亲的绳子。在蒙古人眼中，死亡和新生一样重要，母亲割断脐带，儿子诞生，儿子割断如脐带一般的绳子，母亲离去，两者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宗教意义。 现代事物的侵入：传统马头琴和现代电子琴、交通工具马和汽车、马靴和运动鞋、无人机劝退。影片在表现母与子之间的关系之时，也用了一些笔墨描写这些现代事物对于他们本来生活的冲击，致使其茫然的一种社会困境。对于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儿子，母亲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儿子也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一步一步重新接洽传统事物，放弃传统观念，尊重母亲的人格，让其自己选择生命的路。 脐带：母亲和弟弟之间的那条绳子蜿蜒的河和湖（脐带和胎盘）；路；在草原上的房子（如同胎盘孕育新生儿一般保护着他们，直到被撞坏，意味着闯入者的侵入）和塑料布（胎膜一般）。 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影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起到链接作用的事物，他们都是脐带，链接着母亲和儿子、链接着现代和传统、链接着当下和未来。

真正的喜爱无须理由，因为一切皆可成为原因。但还是要写，这或许是从“入”到“出”必经的环节。 从电影名字出现在草原上道道河曲的旁边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喜欢的风格。以景言情，只有足够宏大又深远的主题才能和这样广袤悠久的蒙古草原相配，含蓄温婉，细腻动人。虽然故事背景在草原，距离我这种现代城市里长大的人太远，可是情绪却轻而易举的随着背景音乐进入了情节的发展。大概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归宿——家园与死亡”，主角是母亲，所以我太熟悉… 很喜欢“脐带”的寓意。影片中将其具象化为儿子和母亲腰上系着的麻绳，那是“安全的保证”，牵挂的精神纽带，也是对母亲自由的束缚，是儿子对母亲的私心——我不愿称其为“自私”，因为我们在未经过这一段“寻家”的旅程前很难懂得放手成全的意义，若无私心，恐怕是无情。于是整部影片的主线就是从亲手系上绳子到亲手斩断绳子的发展，是母亲回家的愿望让儿子从不理解到支持、最后了悟的过程，也是儿子对音乐（马头琴和电子琴）的使用从工具表演到用以交流和抚慰感情，最后听到了母亲的音乐。脐带的形成是因为儿子需要母亲的营养，这营养是物质也是精神的。儿子以安全之名重新连上这人为的脐带，母亲却忘记了她的儿子，只记得自己和她父母的那个家。儿子无法给予母亲渴望的那个家，只得陪她上路，最后亲手斩断自己这“唯一的阻碍”，看着她高兴的远去，孤身去寻找那颗生死树。是复杂又漫长的告别啊，只有找到自我之后的独立个体，才能做到最后的斩断——斩断原始的精神依恋。母亲不是我的归宿，她有她的“家”，当她又变得像个孩子，又需要“精神营养”时，自然会有无形的脐带连着她和她的归宿，牵引她愉快的回归。

我也要找到自己，而不是还像个孩子一样依赖母亲，用脐带束缚她。

何为找到自己？大概是女主角说的“我知道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广阔时空之中的定位。完整独立的主体无须以特定的亲人为精神寄托，无须用脐带捆绑爱人，而依然能与世界以无形的方式连接，依然存在一条连接个体和自然，指向家与归宿的“脐带”，所以我们不至于漂泊无定，孤独无依。我喜欢这种想象，我也希望是这样。

影片中儿子喜欢音乐，在片头就以拉着马头琴的画面出场，在结尾又在篝火旁拉着马头琴，重新听到了“草原上的声音”。不过关于儿子成长这一段处理较少，没有突出“北京”的城市对人物的影响——除了听不到草原上的声音，没有小时候和长大后的联系，缺少明显的推动因素，至少我没捕捉到。片尾停在了儿子坐在“生死树”下，有些意犹未尽。

生死，是永远说不尽的，影片中描绘母亲的死亡，是回家之旅，是美好的音乐和盛装的民族服饰，是群体欢歌中温馨的喜悦。我喜欢篝火旁女主角年轻的面孔和母亲年迈的脸交替出现，时间仿佛一直在一个人身上流逝，母亲又变回了孩子，孩子也长大成为父母，轮回，就像他们围着祭祀的石堆转圈，就像日出日落。生死树，死生一体。归宿是出生的地方，是家，是结束的地方，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我在哪”。最后一幕蒙古牧民们在篝火旁跳舞歌唱，母亲注视着表演着音乐的儿子，旁边是女主，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儿子以这种形式参与了母亲的生命之初和尾声…因为生死与时间乃是在一个个生命身上接连不断轮回，所以无须留恋和悲哀么…欢喜的生，欢喜的去。

我们会不会觉得人的一生“像苍蝇绕了一个圈，又飞回来”是悲哀呢？轮回，佛确实将其视为众生无法逃脱之苦。我们长大后离家出走，又在某一刻踏上归家之路，我们四处寻找的原来是自己不曾回首的身后的起点吗？我说不清，但我不为此悲哀。

当马头琴只能在京城卖艺，当草原装满了发电风车和无人机，塔娜说：草原不应该只有马头琴和呼麦，我们不应该活在过去，草原有那么多好听的声音。阿鲁斯换回了马靴，带回了可爱的蒙古族小帽帽。一部电影，最多的台词是妈/妈妈，阿鲁斯困惑，母亲忘了他却一直提的家到底在哪里，那个家里都有谁。阿鲁斯的家是妈妈，妈妈的家也她妈妈。第一次感受到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巨大的暖意，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个小孩，不用再全心全意做母亲。我们都知道自己生在何方，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往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