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腕

应该是，哪里需要……就变成哪里人。

广告做的大，假的也成了真的了。

愿意掏两千美金买房的业主，根本不在乎再多掏两千。

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

荒诞虽然具有讽刺效果，但常常伴随着失控的危险，适合的文体应当是二十字的段子到两千字的微型小说，适合的影像也至多是影片的某一片段到微电影之间。

行为的结果可以荒唐，故事的形式可以荒诞，设定可以荒诞，但是推动情节的动机总归需要合理，《动物庄园》也不失为一个好看的故事。一旦缺失合理动机，滑向纯粹的闹剧，一部作品也就就此失败。即便是星爷，无厘头能够贯穿的始终也就是段子，推动电影情节发展的还归于角色的诉求，再好笑你也不能忍受一百二十分钟的影片仅仅由如花挖鼻子和四大才子走T台构成。

因为荒诞而失败的例子太多太多，一味追求而导致的意料之中和情理之外很难不让人愤慨。香港的烂片除恐怖片外一大半可以归结于此。

在荒诞的过程中，作者能够表达价值观或者塑造人物情感的空间都很有限（本片中我一直就没明白优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针对盗版的那一段简直就是导演抛弃影片的直接暴力表述），在星爷的电影中，该煽情的地方一定不荒诞，荒诞的地方从来也不曾试图去煽情。在这种意义上说，荒诞本身是一种更需要高级叙事技巧和作者自控能力的表现形式，要收一定要守得住。纵使余华这样的高手，《兄弟》下部也是失控到一塌糊涂。

如前所述，由于荒诞本身挤压了作者对情感和价值观的表达空间，导致荒诞的最终成品虽然有时讨巧，却终难以成为经典，加上荒诞情节本身的高设计难度，可谓吃力不讨好。文青们推崇备至的两杆大烟枪，在故事情节的精彩程度上，终究也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般影片，更悲伤的是，除了故事，这部电影还什么都没剩下。

回到《大腕》，本片一路失控，基本啥都没剩下，最后十来分钟的段子合辑碾压前面的八十分钟，多年过去，段子合辑终成经典。本片故事本身被遗忘在角落。这也是它可以预见的命运。

到了今天，有必要重新回过头再看一遍这个电影，这部冯小刚的巅峰作品。

这是冯小刚第一次尝试摆脱单纯的商业喜剧电影路线，在他的电影中加入严肃主题。他做的相当成功。他描绘了一个商业的疯狂的世界，描绘了在这个世界之中难得的还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追求自己理想的泰勒和尤优。这部电影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唯一一部成功的黑色喜剧。除了这个主旨，它流畅的叙事，冷峻的镜头，都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程度。它拍摄于2001年，对那之后的中国话剧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发现，那之后的中国主流文艺话剧都走的是这个路线，黑色喜剧。可惜的是，它的影响却似乎只停留在了话剧上。票房的惨败让其他制片商和导演不敢再进行类似尝试，也让冯小刚刚刚涉足就放弃了文艺电影的拍摄，开始了他漫长的摸索。

2001年之后，《手机》、《天下无贼》、《夜宴》、《集结号》每一部都好像是冯小刚从没有拍过的类型。频繁地更换创作类型，并不是因为他觉得每个他拍过的类型他都已经拍到极致了不用拍了，而恰恰相反是因为大概他自己也感觉到，在放弃纯粹的《甲方乙方》一样的喜剧贺岁片并且放弃文艺片的尝试之后，他找不到方向和手感了。那四部电影几乎一部不如一部。直到今年的《非诚勿扰》，简直像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拍的。节奏完全失控，情节混乱不堪，镜头毫无意义，象拍马屁一样地去迎合大众对于经济危机的兴趣，早已忘记了他之前的贺岁电影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迎合，而使讽刺。这电影他想说这世界诚恳的人太少了，大家都各怀鬼胎。可他却用不好笑的噱头、世界各地的风景、毫无关联的对白将本来可以用１小时解决的问题拉长成了２个半小时的“东亚国家地理”。梁笑笑的自杀简直像是在开玩笑。被打捞起来则更像是在嘲笑观众的智商。这部电影如果没有葛优努力的表演，那基本就是一坨屎。

     消费文化的困局，解构与重建
　　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喜剧片不同，《大腕》中蕴涵了与其形式几不相称的大命题。即对所存身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反思与部分的反动。在其中蕴涵的独特思考使该片有了卓然的气质。
　　泰勒无疑是导演本人理想化的自况（现实中却以尤优的面目出现，借用一句话，冯小刚对泰勒是“社会层面上的认同”对尤优是“个人层面上的认同”）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使他成为一个“被上帝放逐的人”。在孤独的世界中探索，是所谓现代社会中的知识良心。在片中，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全知全能者”的符号而存在。
　　开头所表现的泰勒“因为无法获得灵感而停止拍摄”，象征了在现代文化环境中，从事者面临的匮乏现状－－由于对主流价值过多的消解而导致内容的无以为继。面对“陈腐的过去”，虽然感到了颠覆的必要，却找不到颠覆的武器。唯一的道路，就是否定过去的否定，重新拾回一些价值，在片中的表现就是泰勒重拍《末代皇帝》（修正过去的西方／窥视视角），并问道于尤优－－所谓真正中国人的代表。（其实尤优在片中的作用就是中国当下群体精神的代表。集下岗，没钱，离婚，惟利是图又有种隐藏颇深的义气与血性等所谓普遍特征于一身。典型的当代都市平民，混沌的大多数。）尤优还代表着现世中的另一种匮乏－－“no woman，no money，我的一生才是悲剧的。”自然，无法指望处于基本匮乏中的“大多数”给予在孤独中求索的泰勒太大的支持，这是他所面临的另一重困局。然而他所面临的外界现状逼迫他必须作出超越，否则就会被更加无聊不堪的人和物所替代。“他认识到自己孤立无援，他必须想一个办法，让自己得救，他迈出去了，就必须向前冲，可他对自己毫无信心”
　　随即导演在泰勒的寻找中开始了对现状的突围，首先摆出的是所谓“境界”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导演认识到境界（亦即眼光）一定要远，这样就和一般的“小”的文化划清了界限。这是整个突围行动的思想方针。
泰勒在寺庙中提及的“死亡即新生”，即突围的手段：至之死地，将消费文化中所有的负面一并发挥到极至，以取得一种无比荒诞的效果，从而换取变革的出路。（其实与他们解构正统文化的手段一样，用无比的正经来揭露正经假面下的假正经。）但是在王小柱（即为当下文化环境现状的象征）手下，迅速加上了功利化，全球化等话语痕迹。说明导演一方面希望突围，一方面又无法掩饰自己的悲观倾向。正如片中做出的似乎毫不经意的结论：“王小柱是真疯了…………”，在“疯狂”的现代语境下，一切个人单方面的突围行动无不被其所裹胁，成为又一场三无（无聊，无趣，无望）闹剧。
有一个细节成为本片的转折点，Lucy去教堂祈祷，该教堂正在翻修，围着脚手架。这一幕象征了突围，即精神家园的重建的开始。随后泰勒/精神人开始好转，发现，或者正可以说是导演了接下来的变化。
将“喜剧”与“葬礼”这两件大相径庭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本片的戏剧冲突和叙事张力。从中取得既突破传统又不落窠臼的表达形式。因此，“葬礼”更象是影片的“戏中戏”，有不同于“本片”的表现形式和实际内容。
“葬礼”中，名义上的主导者尤优的动力是“一不做二不休”。由于没有知识分子积压的所谓文化道德和文化使命感，尤优所奉行的就是现实意义下的务实，以想象力为手段，以底线状态的道义为标准。泰勒对此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象做实验一样，让尤优把一切荒诞的可能揭示出来，以开展疗治。
由此出现的各路消费文化符号：大片，明星，无处不在的广告品牌，被改编的严肃文化符号．．．．悉数登场并一一被笑骂。这是一个展示阶段，用列举的方式来论证生活的荒谬（当然，这样拍本身是为了抖包袱）。尤优在不停地为自己与社会找平衡点的过程中，渐渐发掘出生活本身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精神重建的过程是通过对自身的消解完成的。
由泰勒“复活”而导致的众人发疯在叙事上实在突兀，所以我更愿意看作是一种象征（尽管这象征也太明显了一点），即世界的疯狂底色。一众“商界精英”在精神病院汇合，他们的种种言论，既是荒诞无比的疯话，又恰恰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成为直接的现实观照。整部片子中，最有力的就是这个场景。
关于这个场景还有一个细节，精神病院墙上挂着一幅油画------拉斐尔的《雅典学院》。“这副作品中拉斐尔把希腊、罗马、斯巴达以及意大利的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聚于一堂构筑了人类精英的精神殿堂。它代表着人类的理性、自觉和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和向往。但它出现在了疯子中，这种反讽是对时代虚症的最大限度的嘲笑。”这是影片中唯一的超现实镜头，也是点睛之笔。
然而，泰勒/冯小刚毕竟是商业片导演，他反抗的目的即为能让这种消费主义创作继续下去。同时本身《大腕》就是一部供人消费的商业影片，所以他不会，也不能彻底否定一些本质的东西。只能作改良，不能作颠覆性的革命。所以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了尤优对精神病院医生---主流的代表的调侃，和他为电影作出的“I，Lucy，together，go to bed，long time kiss，music，stop”的结尾。因为救赎已经完成，所以心甘情愿地落入窠臼。
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了小皇帝在继续喝他的可乐，消费主义的秩序被恢复，一切还是那个“三无”的老样子，不同的只是泰勒不再为此感到烦恼。这结尾无形中流露出导演的悲观情绪。
　　相对于片中表现的文化整体上的浮躁和肤浅，里面的小人物有时会流露出和他们身份不相称的严肃态度和真诚的使命感。王小柱的“会见国际人士”的正式，尤优维护泰勒尊严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举动，一方面是搞笑，一方面也寄予了导演对这些“小人物”能拥有“大精神”的期望。
    葬礼是场喜剧，而生活是场悲剧，这就是冯小刚要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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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腕指的是大明星或大名人甚至大品牌。

由拍大腕拍戲到為大腕舉行充斥無數大腕品牌廣告的喪禮派對，電影可算把握住所有的機會盡其嘲諷之大任。編導全程以幽默的筆觸、誇張的情節構建出極端荒誕的氣氛，對電影拍攝、走資賺錢與廣告的十面埋伏進行多方位的揭露與評擊。

大腕本身的故事性不強，說成是凌碎也不為過。電影以下崗攝影師為大腕導演拍攝影紀錄片開始，其後因大腕導演的昏迷而轉折到為他攪喜劇莽禮，及至大腕導演重新醒來又中斷了難以收科的大腕廣告莽禮派對，走向瘋人院電影攝製的終幕。我們從中可見，要說好一個故事並非編導與於本片的著眼點，他們不過是串連起多過具噱頭的題目於電影內諷刺攪笑一番。甚至《大腕》這一片名也與《手機》一樣，不過是促進劇情的工具而斷不是電影的母題。

唯筆者不以為上述的薄弱故事性是本片的不足，原因是世上專注說好一個故事的電影經已太多，甚至電影是否必定要說好故事這點筆者也質疑，事關戲劇和小說等不就是既有的說故事媒介了嗎？電影有別於這些既有媒介，自有其理所當為的根本著眼點，比如影象、聲音與劇情交融的電影韻律和氣氛於本片就攪得相當精彩，荒誕孛謬的氣氛完整統一地充斥全片每個角落，使筆者看畢電影後輕鬆過瘾得難以筆墨簡單形容。

本片能有這個整體效果，第一靠的是以馮小剛為首的編劇班底成功避重就輕，對幾個嘲諷主題沒有太嚴肅的批判而只浮光掠影地跟普羅觀眾開些通俗的玩笑。

再者，本片具十足玩味，如創造了無限商機化作廣告發佈會的葬禮與假發瘋真拍戲分不清真假也無所謂的戲中有戲等，雖則外語片早有相類橋段，唯放諸於國片又倍感親切過瘾，最少這是國片罕有放得下負擔，盡情玩又玩得熱鬧的喜劇。

筆者先看《手機》再看《大腕》，想來後來拍攝的《手機》實在差了前者一截，馮導還是專心去攪嘲諷攪笑的好。《大腕》確實令筆者對國產喜劇另眼相看，同時對本地喜劇的不進反退添了不少的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