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手

整部电影以米歇尔日记的形式展开。他绝非寻常小偷，在他的小阁楼里，他读很多书，并且深受虚无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深深的自恋像一张毯子，使他感觉自己是特殊人类，有权向被人行窃。所以困扰他的，并不是偷窃的罪恶感，而是偷窃的艺术和狂喜。

在巴黎的地铁站，他尽可能站在要行窃人的身后，一边体行窃一边体会别人的呼吸、整个生命。

所以，行窃成为了激动人心的冒险，是手指、脚步、身体和欲望的芭蕾。但他加入的偷窃团伙头目被捕后，他也落网。最后在狱中，当一直照顾她母亲的女孩珍妮来探望他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还有爱的能力。

（初中是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字迹稚嫩。现在看来，也不是很有逻辑 哈哈哈 以后再看一遍哟）

《Pickpocket》

扒窃的手跳指尖上的芭蕾舞蹈，得到金钱奖赏；

爱恋的我赢心尖上的求生赛跑，冲向救赎终点。

内心虚无在填满之前，没有一个小偷认为自己无耻；钓鱼执法在收网之时，没有一个警察回避自己阴险。我深信不疑偷东西是门艺术，小偷自然成为最贴近生活阴暗地面的艺术家，又因深谙路人藏钱习惯算得上半个人类行为学家。画家们可以不着思考痕迹创造画作，我也能神不知鬼不觉钱包到手，甚至在团体艺术的造诣上，偷的艺术更胜一筹，不需天衣无缝的计划，灵感随机出现，场地大概挑选，凭借精准到位的动作，行云流水的配合，旋转跳跃于人潮的腋下和暗袋。我们和其他艺术家一样有着对独特性的追求塑造，风险越大刺激越强，难度越高快乐越多。可是这样优雅的行当终为世俗所弃，我再难从中寻欢作乐，生活里有更值得珍惜的人走近，和更值得经营的爱萌现。

落魄的无能男人有美丽的无私女人救赎，这个结局太梦幻太温情，从他们各自木头状的神情便可知，宗教意味大于现实可能。

1960年4月，《电影之友》 Amis du film

米歇•杜普（Michel d’Hoop）：你是否知道有些人认为《扒手》是多么干巴巴吗？

罗伯特•布列松：他们没有意识到，要想创作，首要地要去修剪、去清除。还有：去选择。一部影片最糟糕的隐患是不纯、过满、失序。太多不相容的东西在同一时刻被展现。戏剧性艺术（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创造物）由此被引进，然后毁掉了一切。我强制自己去捕捉现实——现实的碎片，尽可能纯粹的碎片——然后将其以一定的次序排列。这也许会给一位外行观众一种苦行主义或甚至是一种干巴巴的印象，这是他在一般的影片中找不到的，通过对比这就可能会使他吃惊。

杜普：《扒手》因其角色的台词的极度受束的风格而引人注目，这比你其他影片都更为甚之。你似乎在寻找一种越来越苦行主义的说话术。

布列松：你要知道，人们已将电影书写联系至戏剧。出于方便、懒惰，或想象力的缺乏。如今，电影书写面对的挑战是远离戏剧。只属于它自己的那视觉语言是与通常的言语形式截然相对的。专业演员的那些效果、那些夸张只会使那已然泛滥的东西继续增多。可悲的是，习惯已经形成。我们已经把观众招收进一间学校。要把他们赶走是不容易的。我的角色借用了一种语气，它既不属于戏剧，也不属于一般影片，也不完全属于生活——尽管是非常接近的。有一天我让自己感到惊奇，因为我对我的一个表演者说：像跟自己交谈那样说话。其重点仅仅是强调由外向内的运动，我将此理解为电影书写的核心运动，与戏剧的互为相反（从内到外）。

杜普：在《扒手》中两个注定要相爱的人之间只有很少对白。

布列松：爱并非总是通过大量词语表达自己。它常常是缄默的，实际上。而且，爱在《扒手》里是更为深藏的故事线之一。使其处于刚刚能触及的状态是重要的。

杜普：听了你刚才说的，似乎意味着一切都在你拍摄之前就完全决定好了。然而你又经常谈到即兴创作。

布列松：是的。随着一部部影片，我面向即兴创作的门越来越敞开。不过基础架构是不变的。而且，防止我落入过分预设计的镜头的陷阱的是对非专业演员的使用。尽管我将他们指导向某种含义，我还是会让他们使我惊奇。

杜普：难道你不害怕他们会做出一些与你的意图相悖的事吗？

布列松：如果我之所以选择了他们不是出于外形类型上的而是出于道德上的与我的角色的相似性，如果我在选择他们时没有出错，那么就没有那样的风险。拍摄期间，我变得了解他们，他们也变得了解我。

杜普：你对相似的举止的解构非常出色。那是诗。你成功地让我们对你的主角米歇尔（Michel）感到亲近，因为他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显得自然、非常真实。

布列松：那是因为诗与真实是姐妹。与我们一般认为的相反，银幕上的诗并不诞生自一组诗意的图像或者一段诗意的文本，而是来自一组真实的细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们的一种组合。

杜普：你已经谈过拍摄方面了，能否谈谈剪辑方面？

布列松：剪辑是影片的每一个视觉的与声音的元素的放置——极为精确的放置。这些元素是被单独记录下来的，在我的系统里，它们要直到我将其安排得互相接触时才获得生命。到那时，它们应当看起来像是永远不想被重新分开的样子。

杜普：你是否赋予声音大量重要性？

布列松：声音元素具有强大的暗示能力。但它们必须先被分解（decomposed）（我在想的是《扒手》里街上的声音，或里昂火车站 [Gare de Lyon] 的声音）然后被重组（recomposed）。如果你不那么做，只会得到糟糕的喧嚣声。我们认为我们所听到的，其实并非我们所听到的。在人群中（真实的人群中）拍摄的镜头也同样地具挑战性。要在那些环境中保持精确对我来说非常困难。从其中产生了几乎不可克服的问题。

杜普：是什么使你想要追求如此大的困难？

布列松：捕捉真实的需求。一次再现，就算被良好地指导，会产生十分不同的结果。

杜普：作为关于技术方面的总结语，我必须因那些全景式摇摄与运动镜头恭喜你……

布列松：……而我们并没有察觉到它们。

杜普：为什么你不希望我们看见摄影机的运动？

布列松：首先，因为这并非关于一只眼睛的移动轨迹，而是关于一种眼识。其次，因为所有的技巧都应该保持隐而不现。

杜普：你是从一个戏剧性的角度构思你的主题吗？

布列松：戏剧是由戏剧家创造的。在《扒手》里，正如在我前一部影片《死囚越狱》里，其戏剧在于没有戏剧。监狱中毫无戏剧，至少是没有看得见的戏剧。表面上看什么都没有。戏剧变成了一种内在的东西。一部影片的主题并非必须以一部小说的主题所被构思的方式被构思。并且，我对一部完全没有主题的，或者是同时拥有一千个主题的影片持有一种强烈的愿景。向一部影片强加那种我们期待在戏剧或小说中得到的情节的做法是无意中限制了它的活动场，而它是广阔的。

杜普：然而，在《扒手》中，有着关于自负的戏剧……

布列松：……它并不可见。它从角色与其行动中流淌而出。它不是这影片的主题。

杜普：《扒手》的宗教性与精神性方面从何而来？

布列松：它里面的物件与生灵，绝对地，以我独有的一种特定角度被看见。

杜普：在《扒手》中，你展现出一种对手部的钟爱，这让人回想起《死囚越狱》。

布列松：手就像人。它们有自己的智力，自己的意志。它们（常常）将自己带到我们并没有指使它们去的地方。* 它们也许将扒手带到他不想去的地方。

杜普：你似乎着迷于某些场景：楼梯间……

布列松：一个楼梯间作为一个地方，不亚于一间卧室。在街上的混乱过后，你是从楼梯间开始进入那安静的居家空间的。它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杜普：为何你的影片都有着省略的性质？

布列松：是剪辑将观众邀请进来的。理想情况该是让观众看见、感受到、理解影片，每个人以其自己的方式。

杜普：然而，你似乎发展出某些具体的主题——比如说，一个人是不可能独自地获得幸福的。

布列松：我不发展出任何东西；我不去证明任何东西。我设想出一个角色，将他安置在某个情境，然后观看他的行为（从内在的角度去看）。

注释：

里昂火车站（Gare de Lyon）1849年建成的位于巴黎东偏南的十二区的火车站，1855年建成第二代站屋之前只是叫里昂月台（L'embarcadère de Lyon），在为迎接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重建中建成了标志性的大钟塔。

* 引用自法国散文家、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可见于其身后最早出版的新一版《随笔集》（Essais）：“La main se porte souvent où nous ne l’envoyons pas”，第一卷第二十一章《谈想象力》（De la force de l’imagination），波尔多：Marie de Gournay，1595年，第35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