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武

在贾樟柯的《小武》中，我仿佛是在偷窥。在别人的生活边缘，
注视着一幕幕纷杂混乱的场景。我甚至觉得小武不象一个艺术形象，
而是一个直接从生活中攫取出来的人物。只不过，经过了导演的选
择，将他的某部分生活裁剪下来，给我们呈现出来而已。但是，这
大概正是导演希望达到的目的。他确信，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芜杂
而生动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小武这个形象很熟悉而且可爱。我是
在北方出生长大的，虽然一直在城市中生活，但在我以前生活过的
城市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从农村或小镇上来的一些人们。他们在都
市中用各种方式谋生，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群体。而且，我也曾
去过一些小县城，那种有别于大城市繁荣的粗糙但强烈的气息，令
人记忆深刻。这种气息在《小武》中到处流泻着。那街头录音机里
的流行歌，那嘈杂的人声和车鸣，那些艳俗的卡拉OK和一张张缺乏
生动表情的脸。。。我知道，那是真实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样
的真实就这样呈现出来，有怎样的意义。

　　不过，至少，贾樟柯没有欺骗我们。他没有用伪饰的美丽来雕
琢蒙蔽。而且，我觉得他有一颗懂得关怀的心。关怀我们的生存处
境，关怀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一个小偷的生活，一个小偷的心
灵，是注定要被这个社会忽视和唾弃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一
个人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他，我们有什么资格嘲笑丑陋和罪恶？其
实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们究竟有多少选择的权力？我们究竟
有多少选择的能力？我们生来就打着命运的烙印，我们无法选择正
如我们的生命是随机的结果。而且，我知道，小武的命运就是这样
的，就算他怎样挣扎，他依然只能做小偷。

　　就象一只家蝇，它生下来就是一只家蝇。

　　但就是家蝇，也有它的欢愉苦痛，和爱恨悲欢。难道就因为我
们不是家蝇，就有权力一掌将它拍死，而且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吗？

　　我喜欢《小武》里那种宿命的味道，尤其是那种宿命中的生命
力。我对小武和胡梅梅坐在她宿舍床上的那场戏记忆犹新。一个是
小偷，一个是歌厅里的三陪女孩。她病了，而他来看她，为她专门
买来热水袋。她给他唱歌，而他，将一个可以一打开就响起“献给
爱丽丝”的打火机凑到她的耳边。阳光从窗子里倾泻在他们身上，
他们在彼此的怀里取暖。他们都是没有明天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同
样孱弱的人，也许他们没有爱情，但是远离美好生活的孤独，就这
样将他们牵扯在一起。那一刻，我的眼里有泪。

　　我还喜欢这部影片里面粗糙场面中的细腻情感，小人物的情感。
那小武独自在浴室中放声高歌的场景；那小武在街头呆立的样子；
小武和小勇的对话；那女孩在公用电话里告诉父母自己在京城做了
明星的谎言；还有，小武最后被抓起来时，拼命请求警察给他看看
传呼机，生怕是胡梅梅有了回音的焦急。。。

　　小武用小偷的方式生存着。但是，他更是以人的方式生存着。
当他想改变时，他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学识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后台
关系，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肯接纳他的家都没有，他不继续
做小偷，叫他干什么呢？

　　这叫我想起来，那些出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的一代人。
当他们除了人生经历之外一无所有地走到今天的社会，却发现自己
面临着下岗的命运。因为这已经是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了。他们的困
惑和痛苦被看做是不自强自立，他们被教育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
这样的命运，到底是谁的过错？

　　站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之间，我想，在时尚，在名牌，在昼
夜狂欢的酒吧，在觥酬交错的酒席宴，在穿梭不息的高级轿车，在
闪烁隐晦的霓红背后，那浮华媚俗的泡沫之下，是平凡的，粗糙的，
无力的，实在的人生。脆弱的人们在其中微笑，并舞蹈。也许，这
就是家蝇的翅膀。就算是家蝇，也要飞翔。

果子于2000年

[ 白 ] 晃来晃去的人

1

《小武》DVD画质爆烂，理由大概也只能用“地下电影”这个词来搪塞，于是小武就在2003年末这个开始寒冷的晚上对着我这个一点都不地下甚而颇为小资的人晃来晃去。此人把舌头顶在腮帮，斜着脸，手插在兜里很牛B又很猥琐的样子，让我想起那些被我抛在建阳城中已经不知死活的从前一起混的哥们——想当初，他们也是这样晃来晃去，一直晃了快十年啊，才把这种属于小城镇人特有的肢体语言留在我的记忆里，自己一股脑扎进堆满灰尘的生活。

在那十年之后，已经锻炼成一小资的我回到建阳，已经不和这些晃来晃去的人打任何的招呼了。某年春节我曾经看到一个当年啸聚群氓并对我照顾有加的哥们，踩着三轮车，拉一捆捆的劣质面包，诚心诚意地碾过建阳大街。我低下头来继续走路，以过客的姿态穿越过我成长的这个城镇，在心里头把玩回忆的惆怅与温情。我已经胖了许多许多，他认不出的。

当时涌上来的那种不肯相认的情绪我说不上来，也许是不想让自己的小资嘴脸被故乡人审视，也许是不愿意让踩在脚下的过去又重新复活骚扰自己。所以电影中小武昔日“同事”靳小勇的那份尴尬，我想我理解得了：这个人的心里大概还是有温情的，这个人仍然当小武是兄弟的，不过他确实感到了自己的过去和自己得到了的现在和自己将要争取的未来之间的无法调解。面对小武，他气急败坏。小武仍然是一个晃来晃去的人，他却自认为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

2

“市场经济大潮”，嗯，以前的那些哥们没有跟我谈过，但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懂，因为还在初中的时候就曾有人煞有介事地跟我谈过他对“发财机会”的把握。那个人属于过早发育的典型，格外牛高马大，唇边还有让当时的我们足够惊诧的一抹黑毛。和我们这些身体羸弱的书呆子相比，他属于那种“社会上”的人，或许是因为历练得多，在好勇斗狠的街头生涯里，他已经提前想到了怎么利用他跟派出所、纠察队不打不相识的的关系来为自己制造发财的机会。

这样的想法，跟他嘴唇上的一抹黑毛一样，都是当时的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的宏篇大论说完了，我们这些小字辈也就忘了。在若干年后的一次相遇中，他是以失败者的形象出现的，因为他还在建阳街头晃来晃去，怎么看也看不到任何弄潮儿的架势。那次遇见，我们一干人在他根本就没钱装修的寓所里吃了一顿简陋的火锅后便成鸟兽散，他没有机会向我们进一步讲解他是如何在现实中实行他当年那些非常超前的想法的，我也便没有机会向他详细了解一下他那些超前的想法又是如何在现实中碰壁的。

3

我在1993年上大一的时候方知道有“市场经济大潮”这个说法，此前都只能算是晨钟暮鼓、醉生梦死。刚进厦大，就迎来《废都》的风行，有教授开了讲座，拿一支烟，不用讲稿，说的是贾平凹的农民身份加旧文人骚客意识，才创造出《废都》这个怪胎。至于何事何物激得现实中的老贾或者是小说中的庄之蝶如此郁闷呢？教授说，是“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无所适从”。

斯言诚矣。当时我这个山里来的少年已经见识过厦大海边潮水的声威，又听别人说那还只是“小潮”而已，真正的“大潮”，有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钱塘江潮，惊天地泣鬼神。大潮既来，一切琐屑之物不复得存，小贝壳、小鱼、小螃蟹、小瓦片，以及我等小民的小情绪、小智慧、小矛盾，纷纷站不稳脚跟，随泥沙而下，能够如贾平凹那样在脚跟松动身子下沉之际，还气沉丹田提笔记录将死未死感觉的，应该已经是非同凡响之辈了吧？所以听完教授讲演之后，随即找来一本盗版《废都》，致以景仰，就好像这回我买下《小武》的盗版DVD，致以景仰一般。

贾平凹有一个陕西商州，贾樟柯有一个山西汾阳。如今，贾老前辈给人的印象大概只是整天把玩石头、写作美文的“世纪末颓废文人”，小贾却一头迎上一股他也在其中推波助澜的独立电影制作大潮，以“独立导演”的身份拍他的“地下电影”。

其实“独立”和“大潮”本来是水火不容的东西，就好像小武，如果他非得保持“独立”的姿势，就只能在“大潮”的边缘晃来晃去。这种“独立”显然是出自无所适从，因为身边的东西都变了，他找不到方向，于是只好效法贾老前辈，成为一个颓废派。

4

以前读书的时候，经常有一种自卑感。我读的是中文系，成天看些小说诗歌和更加不切实际的哲学书，不知道自己毕业后能做什么。相形之下，那些学经济、学法律的就显得前程远大，很多人甚至在校的时候就开始挣钱了。我常常对学经济的朋友表达我的郁闷，说：你们算是赶上好时代了。

1993年，我开始读本科的那一年，正是“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神州、尽人皆知的时候。

所以我那时很有沦为颓废文人的危险。相当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留着长头发，穿着破牛仔裤，搭拉着拖鞋，成为一个在校园中晃来晃去的家伙。在厦大我游逛了7年，就算后来头发剪短、衣着勉强整齐的研究生时代，晃来晃去的感觉还是没能够从心底除去。我时常感觉到自己和现实的不够协调，对就业充满了恐惧。事实上，也只有在暑假和春节期间，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昔日的哥们仍然在建阳街道上晃来晃去，才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脚踏实地——说什么，也比他们有目的一些，身份也好一些吧？毕竟，我是逃出了这个小城镇。

因此那种和他们不敢相认的情绪，也就有了另一种相应的解释：其实，我和他们一样，都是些晃来晃去的人；我害怕他们，是不愿承认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方向。

《小武》结尾的时候，他被铐在路边，周遭陆陆续续挤了一些旁观者。那些人不知道这是在拍电影，自然都是所有充当了看客的中国人的嘴脸。他们都在笑。相对于一个被逮到的小偷而言，他们明显有尊严很多，他们的生活明显有目的一些。小武把舌头顶在腮帮，斜着脸，却没办法把手插在裤带以掩饰自己心里的荒凉，所以他只能蹲在地上，郁闷地晃来晃去，那些人原来也是在街上晃来晃去的，现在可以站定了，一起来嘲笑这个倒霉的偷儿。


[ 红 ] 霸王心雨

在《小武》电影的行进里基本上找不到配乐的踪迹。我们只能说，《小武》的音乐就是生活里出现的各种声响，比如录像厅播放的《喋血双雄》的枪声，比如夜幕下汾阳街头飘来飘去的卡拉OK歌声，比如自行车铃声、鞭炮声、鸡叫狗叫声等等。所有的电影都有声响，不过我更愿意把《小武》里的这些声响当作配乐般聆听。这样，里头的“通俗歌曲”也许就值得注意。

这些歌曲平时听起来就恶俗得搞笑，这回，贾樟柯甚至让他的老乡用山西腔唱起了屠洪刚的《霸王别姬》，简直形同恶搞。不过，这种歌声飘荡在汾阳街头的夜色里，确实又让人觉得无比真实——就像我们身处的这个真实的中国。

算起来，《小武》的“电影插曲”也有十来首吧，应该都是那个年代（香港回归前夕）最最流行的口水歌，具体歌曲名我是记不大清楚了，因为自己对此实在是陌生得很。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场景的“插曲”，其一，是小武去探望病中的梅梅，给梅梅买了热水袋，梅梅唱了王菲的《天空》。我们知道，《天空》的歌词是台湾人所特有的那种文绉绉的表白，放到这部粗糙的片子里，就有了怪怪的味道，不过因此也相当突出了梅梅心里头的悲哀（她唱着唱着就哭了）。其二，是小武陪梅梅去做头发时，镜头里是师傅给一个男人打泡沫刮胡子的全过程，放的歌曲却是麦克·杰克逊的《Heal the World》。这就很搞笑了，而且有荒诞的效果。

要说这部电影有主题歌的话，我认为是那首《心雨》，而且，是毛宁和杨钰莹这对金童玉女对唱的版本，不是李碧华的那个版本。这首歌在电影里大概出现了3次，都是很随意地出现的，和人物的情境没一点儿关系，最多起的是道具的作用。我把这首歌当作“主题歌”是因为它的做作得要命的歌词，以及这首歌在中国所有的卡拉OK厅里遭受的非同寻常的礼遇，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在电影里透露出来的对小武们的命运的暗示：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的把你想起//我的心是六月的情/沥沥下著心雨/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实在是让人牙酸得不得了的一首歌曲啊！然而这是卡拉OK里点唱率最高的对唱歌曲之一，更为搞怪的是，谁都可以一起唱：男主任和女下属、老板和三陪、老头和少女、将要结婚的恋人、多年的夫妻……谁都是唱得那么投入，尤其一句“因为明天我将成为别人的新娘”，不少人是颇有专业水准地唱出了颤音的。我不知道，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是真的抱着一股为艺术而艺术的境界呢，还是借此宣泄自己隐秘的情绪？

在电影里，爱唱这首歌的梅梅的消失是没什么理由的，她像所有飘荡在中国底层社会的女子那样地消失了，甚至没有跟小武道别。《心雨》首先暗示了她和小武必须分离的命运。

小武属于那种只能被社会抛弃的人。他被自己的过去抛弃（他当年走南闯北的同伙靳小勇上了正道，连婚礼也不通知小武），被所爱的人抛弃（都是身不由己的人），被土地抛弃（老爹拿着一根大棒把他逐出了老家家门），被群氓抛弃（铐在路边，在围观者的目光下彻底异化为社会之外的人员）。更深远一点说，他被这个时代抛弃了，被中国抛弃了。身边的一切都离他而去，都“成为别人的新娘”。

《心雨》这首歌于是成为《霸王别姬》中那种伪壮烈的别离（“我站在猎猎风中……”）下的真实的情绪所在，这种情绪是无奈地只能呢呢喃喃着的，连感伤也算不上，只能说是窃窃的哀怨。山西汾阳尘土街头，小武用口哨吹出这首歌，带着空的灵魂和被拆迁掉的过去，和全中国无所适从的城镇青年一样，晃来晃去。这个不无猥琐的小人物，为我们身处的时代留下了一个告别的身影。


[ 蓝 ] 没有诺言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有时候你感觉到了一点温暖，那实在是因为世界的冰冷已经侵入骨髓。

在没有目的彷徨中迷失的那些家伙多半已经知道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们看见那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抱着赴死的决心奔向最终的虚无却没有一丝回顾的样子只能自惭形秽；如果狂欢的人群涌过来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抱着自己可耻的孤独躲到安静的角落里悄悄地腐烂掉。问题是连他们的自我腐烂，都要被干涉。

我获悉，某某年时的中国突然向所有的子民公开她那张正在肥沃地开放着的面容，近观者窥见面容上每个毛孔蔓生而出的无名菌类如此盛大地聚集着以庆祝狂欢的开始，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惊怖。我知道，最脆弱的一些人已经死了，他们卧轨、溺水、自残，或者在流放的路上被兽类吞食。

后来，存在主义者小武在山西汾阳街头和他的前辈阿Q那样自发地思考，不知道他是不是在乘坐长途火车寻访亚历山大的途中遇见了第欧根尼，反正他决定缩在自己的桶里晃荡一辈子了。由于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的出现——可能是那一场不像恋爱的恋爱，可能是他妄图向坚定不移者展现他的尊严，也可能是他竟然敢对那些丢失了钱包的群众炫耀自己的道德——他的桶碎得一塌糊涂。这个游游逛逛恶意搅乱坚定不移者视线的他者，当然要交给正义的大手改造。

在此我根本不想探讨这个虚构的人的命运。这个夜晚我坐在这里心乱如麻，我试图许出一些诺言，但在小武的沉默中，我看到了他放弃诺言的理由。

“我在拍《小武》之前，看了无数的中国电影。我有非常不满足的地方。从这些影像里面，我们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我想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再看中国电影的时候，他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真实的面貌。影像在九十年代的缺失是令人非常焦灼的。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这种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我从普通的感情出发，希望能拍这样的东西。”（贾樟柯）

据说《小武》在意大利放映时，坐在贾樟柯后面的一个长相粗鲁的男人哭了，他说他就像电影中的小武，这部片子使他想到了自己；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说，看《小武》的时候觉得他自己其实也是小武……
《小武》讲述的是一个小偷的故事，这个小偷并不是《纵横四海》或《偷天陷阱》中的那类通天大盗。他只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小偷，他可能和另一个偷过你钱包的小偷没有任何区别，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为了能给他喜欢的女人买些小东西，你的钱包便成了他的猎物。不过他是那种“盗亦有道”的小偷，他取出你钱包里的钱之后会将你的证件寄还给你。
小武就是这样一个小偷，他出没于中国内地一个由县改市的县城。这样的场景对于我们并不陌生，那里街道肮脏，店铺凌乱。那是1997年山西汾阳——汾阳也是贾樟柯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在影片的开始，小武坐着公共汽车进城，他家是汾阳附近的农村。他自称是干手艺活的，他带着一副与他的脸盘相比大一号的黑框眼睛，穿着和他的身材相比大两号的西服。他就这样在汾阳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游逛着，电视里出现了昔日同他一起做小偷的小勇，他现在已经是汾阳城里的名人，身为暴发户的他正大肆筹办着自己的婚礼。而他没有把自己的结婚的消息告诉小武，这让小武很是生气。小武准备了一份礼钱给小勇，但钱又被小勇的跟班给送了回来……
小武去了一家歌舞厅，认识了一位叫梅梅的小姐，他陪她逛街，做头发，听她给家里打电话。梅梅在电话中骗家里人说自己在北京，刚刚认识了一位可以让她演电影的大导演。
小武显然是爱上了梅梅，他在澡堂里独自一人唱起梅梅喜欢的歌《心雨》。这场澡堂中的戏还是一场国内电影不多见的“裸戏”，我们可以看到小武的身体是那样的虚弱而惨白，而浴室的天花板也是异常肮脏且破败……
小武用偷来的钱买了一枚金戒指，准备送给梅梅，可到了歌舞厅，却被告知梅梅被一辆小车一去不回地接走了。
这时他回了趟家，把戒指给了母亲。而后他被父亲又一次骂出家门。
当小武回到汾阳准备再次偷窃时，当初为了方便梅梅联系他而购置的呼机忽然响了，他也因此当场被抓。
老警察在将小武押送到别处的途中，因为临时有事便将小武随手铐到街边电线竿上，被铐着的小武蹲在那里，这时街上的人群开始围观，他们看着小武的目光有的漠然，有的鄙夷，有的麻木……
“在结尾，我想把观众转换成‘被观察的观察者’。人们最终发现自己处于小武的位置上了，与他的处境相同，感到非常不舒服。我想使观众受到触动，以便每一个人都能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看待别人的方式，主要目的是使观众审视自己，反观自己作为看客的心态，并以这种方式干扰观众。”对于影片的结尾，贾樟柯这样解释道。

“小偷也有一种尊严，不管他的行业是什么，不管他道德上背负着怎样的枷锁，他仍然在思考。这就是他的尊严。”
贾樟柯这样评价着他片中的主人公小武。他说小武是那种不太会适应社会的人，他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情谊、忠诚、义气等等，都在商品化社会被冲击掉了，“我觉得原先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东西没有了，崩塌了”，这让小武这样的小人物无比惶惑。而其认识上的局限，使得他根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在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自生自灭……
《小武》在海外共获得了八个奖，分别是：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第20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第17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奖；第3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奖；比利时电影资料馆98年度大奖：黄金时代奖；第42届旧金山国际电影节首奖：SKYY奖；1999意大利亚的里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关于这些奖项，贾樟柯说：“它获得的奖越多，我心里失落的东西也越多，因为我拍的是一个很当下性、很现代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这种快乐和话题，需要和中国人一同分享，和中国人来讨论，可我没有，我觉得很痛苦……”
（N年前写的，修改一下贴这里当备份了）

●“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曾有一段话让我深感触动，他在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之后突然说：在我看来，摄影机越接近现实越有可能接近虚假。由纪实技术生产出来的所谓真实，很可能遮蔽隐藏在现实秩序中的真实。而方言、非职业演员、实景、同期录音直至长镜头并不代表真实本身，有人完全有可能用以上元素按方配制一副迷幻药，让你迷失于鬼话世界。事实上电影中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对我来说，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我内心经验到的真实世界。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的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就像在我的电影中，穿过社会问题的是个人的存在危机，因为终究你是一个导演而非一个社会学家。”（贾樟柯）

●“我中学时的很多朋友都遇到了人际关系方面的纠纷，尤其是亲友关系方面发纠纷。他们与父母发生着冲突，或经受着夫妻之间的危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像从前。我发现，经济改革浪潮确实冲击到了社会的基层。这种危机普遍存在，不少人感到失落，同时又在期盼着什么，相信会有某些事情使他们摆脱困境，我也处在同样的精神状态中。我拍摄此片的初衷是想表明，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中国人失去了太多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我编写了电影剧本，在征得那家香港公司的同意之后，我就开始拍摄了。”（贾樟柯）

貌似很多人都没发现？

前面小勇结婚时接受汾阳电视台采访，记者说的是，我县著名企业家；
而后来小武在派出所里时，电视新闻里说的是，汾阳市。

根据网上的资料，1996年8月，撤消汾阳县，设立汾阳市。

比起《站台》里那些广播中隔三岔五传出的历史事件，个人觉得这是个很巧妙的时间暗示，自然得多。不动声色的叙述，贾同学最爱玩的就是这一手。

“来！
点就有呀六六六呀 哥跟小妹的感情厚呀
五魁手呀莫松扣呀 孤独寂寞多难受呀
四喜四喜两将就呀 让我一次爱个够呀
哥俩好啊，八路通啊，革命的小酒整三盅啊
天天醉啊，顿顿蒙啊 喝出一个亚洲雄风呀
高高山上一头牛啊 跳舞干摩我胯骨轴啊
两眼王八瞅绿豆啊 我大手弄你的腚后头啊
……”
——片首作为画外音的赵本山二人转



无论是屠洪纲唱“我——站在猎猎风中”，还是杨钰莹和毛宁对唱“想你想你想你、最后一次想你”，或是叶倩文和林子祥唱“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都迫使我一万分地确定——这就是我的90年代。是村政府院子里的大喇叭广播，是电视上千篇一律的女声重复着单调的广告词，是爷爷一水儿靛色的中山装和军工帽，是爸爸的藏蓝西服里面套的鸡心领毛衣，是男人们后脑勺永远不能老实趴下的一撮头发，是女人们的“烫头热”，是巷子里女孩们跳“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是稚气未脱的男孩双手插兜敞胸露怀，带着面目乖巧穿粉色条绒衣的女孩走街串巷……胡同里的劣质音响让“卡拉ok”声音传出来有点扭曲，“暴发户”新买的家庭VCD，全家人手一只话筒，跟着电视上逐字变色的歌词，不惮指摘地从早唱到晚。
        这是我们并不遥远的集体记忆。是流行歌曲第一次成为大众主旋律并齐头转向爱情主题，甚而不避俚俗地唱“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是汾阳县的梁老汉在老二即将把城里媳妇娶进门时在聘礼上感到的自卑——“不能让老二结了婚，啊，在这事儿上低人一等”，是胡梅梅被太原客人接走前后，歌厅老鸨对小武的前恭后倨。是“普法活动”中一个法官模样的干部接受地方电视台记者街头采访，很不熟练地对着话筒回答：“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普及新刑法，这个新刑法……” 十六年并不长，然而这对中国来说就是沧海桑田。
在公共澡堂里游泳，扯着脖子唱跑调的歌——享受天然的回音效果。大黑框眼镜后乜斜的眼，黑西服里的大红鸡心领毛衣，插进裤兜里两只手，走路一歪一歪的西服垫肩下的肩膀，以及那痞子式的狡黠的笑和睥睨众生的高傲，今天看来，这是“酷”，是“嬉皮士”，是拒绝主流的先锋。然而它们之于90年代却代表着一种 “破罐子破摔”的行为模式。梁小武不懂得城乡差距、特色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制，却以这种行为模式将他们逐一解构，破除种种伪饰。这其中不夹带任何英雄主义，却本身成就了一种英雄主义。
他是一个“多余人”。他对歌厅小姐胡梅梅倾诉衷肠时，他似乎已意识到自己作为另类“手艺人”的尴尬：“大家贩烟的贩烟，开歌厅的开歌厅，我是个笨人。”
亦如小勇派人给小武带的话，“卖烟不是走私，那叫贸易。开歌厅不是挣歌女的钱，那叫娱乐业。”一起闯荡北京一起进局子的哥们儿今日成了“企业家”，娶了比倪萍还漂亮的老婆，花钱上电视宣传自己的婚礼。
那个时代的可怕在于“讳”盗不“讳”淫。以及，对金钱无以复加的崇拜。
他笨拙地搂着胡梅梅，在她生病的时候送去暖水袋，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他们之间完全可以一夜风流——然而这并未发生。未成长的小武似乎并未产生对女性肉体的渴望，而只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抚慰。而这是对梅梅的一个吻的报答，第一次分别时那不经意的一吻完成了对小武在人格尊严上的启蒙，而不是性。然而小武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表面同病相怜，但终究不一样。
丛林法则教人们回归兽性，而小武却着意走向更完整的人性。他经历了比其他人更长的青春期，作为逆反的形象与社会规则格格不入，却因此免于堕落。

《醒世姻缘传》第一回写：“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苦绷苦拽，或当借了银钱，或损折了器服，买了礼，都来与晁大舍接风，希图沾他些资补。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洽浃的模样……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这些故友不得上门，这还是贵易交的常情，又寻思富易妻起来。”
靳小勇发财办事儿，连当年逮捕了自己派出所“郝老师”都没忘送去张请柬，唯独把小武忘了。小武找上门去，屋里的卡拉OK走调地唱着“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春药店老板更胜边帮小武包礼钱边问小武：“那你也犯不上冒这个险，靳小勇又不缺你这几个钱。 ”
 “那年我俩身上带着四毛一分钱，从汾阳一直逃到北京。我俩晚上瞎聊，我说等他结婚，我要送给他两斤十块一张的钱。那时候没有一百的大票，大团结就是最大的了。 ”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俩不一样。”
天真的小武不知道人心的易变，他不理解小勇的反目，也不理解答应做他“傍家”的胡梅梅为何不辞而别只留下BP机上一个“万事如意”。而那枚买给她的金戒指，也最终成了老母给新过门的老二媳妇的聘礼。
当然，给小勇的红包和给梅梅的戒指，都是他做“手艺活”、冒着再次进局子的风险换来的。
小武是一个小偷。
很少有电影如此细致的笔墨去塑造一个小偷，让观众不由自主对他产生同情，而让旁观者清的围观者如此丑陋。贾樟柯一个汾阳县城浓缩了一个90年代的中国。
        就像后来廖亦武写《中国边缘人采访录》，徐童拍《算命》——这是种独立的姿态。

十六年，杨钰莹经历了一次在歌坛长久的沉寂重又复出，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再一次掀起一阵不小的骚动，被新一代歌迷和猎奇者消费。唱黄段子哗众取宠的赵本山被主流媒体收编，与央视合而又分，搭戏台子、带徒弟、拍电视剧，成为中国综艺界最成功的演员和企业家。
我们离90年代越来越远。
越来越多 “不法分子”在新闻里落入法网，他们的“手艺”比“小武”高强太多，但得到的是和“小武”别无二致的媒体修辞。
我们仍未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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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胡梅梅的饰演者左百韬大概是迄今为止北师大影视系出产的最成功的演员了。
祝北影北师友谊地久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