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之光

芬兰第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还是在1939年被称为大象和蚂蚁之战的苏芬战争，打得刚经历了大清洗、自毁长城的苏军狼狈不堪，纳粹德国因此觉得苏联好欺负。时至今日，芬兰为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保障，教育不仅全部免费，大学生每个月还可领取至少680欧元的津贴、补贴和低息贷款。

与人们“高福利养懒汉”的设想相反，毫无后顾之忧的芬兰人勇于冒险和创新，“高税收、高福利”成为国家竞争力最强大的引擎，科技创新能力和国民幸福指数在全球首屈一指。

有人戏言，生在福利优越、风景如画、政府廉洁的芬兰，等于是中了彩票大奖。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福利制度能让你不至于被饿死，却无法保证你获得尊严和幸福。考里斯马基将镜头对准人间天堂的阴影部分，关注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孤独、自闭的人，那些在屠宰场、垃圾桶、火柴厂、贫民窟挣扎求生的失败者。观众惊讶地发现，原来芬兰也存在歧视、犯罪、人情冷漠和官僚作风。

从26岁开始拍电影，考里斯马基就确立了以干瘪的形式呈现丰富内容的风格，如同电影界的海明威和卡佛，让受够了凌厉的剪切、特效、复杂的情感纠葛等视听轰炸的观众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在骄阳如火的沙漠痛饮冰啤。这种有个摄象机就可以拍的片子，要想在汗牛充栋的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荣登艺术殿堂，比拍一部《阿凡达》的难度还要大，因为投入少、门槛低，竞争尤为激烈。

《卡秋莎》、《红莓花儿开》的歌词作者、俄罗斯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1943年4月19日在《真理报》发表的诗作《歌》，后来由佚名曲作者谱写成旋律优美、充满沧桑和浪漫气息的《灯光》。《天堂阴影》、《薄暮之光》均选用了质朴动人的《灯光》作插曲，与影片相得益彰。草根出身的考里斯马基，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1983年的处女作《罪与罚》即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尊重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每一个克制、简洁的镜头都散发着人道主义的高贵气质，此起彼伏的冷幽默更是令人回味无穷。

作为无产阶级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堂阴影》（1986）的情节发展、人物表演和场景简单到了极致，绝无半句废话，也没有任何电影技巧的卖弄，普通芬兰人的友谊和爱情，与北欧坚硬、干冷的雪原一起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为给领导子女腾出位置，超市收银员遭无理开除（一年内3次因别人的原因下岗）；男女主角因穿着寒酸，被高档餐厅拒之门外，只能在路边吃快餐；收垃圾的工友上门借钱，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打起了儿子存钱罐的主意。

《火柴厂女工》（1990）可能是考里斯马基作品中最冷酷的一部，在舞会上坐冷板凳的女工，用薪水买了条裙子，父亲一个耳光就扇了过来：“婊子！”在1989年中国和伊拉克的新闻的衬映下，先被男人玩弄、遗弃，再被家庭抛弃的女工，索性买了包耗子药回报这个比北欧冬天还冷的社会。

考里斯马基镜头里的人物大多性格内向、表情呆板，让一些惯于欣赏大喜大悲的观众很不适应，闷得慌。观众能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考里斯马基的冰山艺术，就是通过冷幽默和人物细微的肢体语言，让你感受海水下面的冰山：奇崛、壮丽，美不胜收。

《波西米亚生活》（1992）与狗抢食的艺术家，《列宁格勒牛仔遇见摩西》（1994）被冻死的乐手，《浮云》（1996）的女主角下岗后，受身份、年龄歧视，贷款、就业无着，几乎山穷水尽，《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更狠，焊工一下火车就被劫匪打得失去了记忆，伤还没好又被治安员敲竹杠。赫尔辛基最坏和最好的人似乎都聚集在贫民窟，善良的邻居和慈善机构帮助焊工开始了新的生活。福利制度在影片里得到了体现，但导演要强调的是：自助者，天助之。

不动声色的讽刺更有力量：《罪与罚》里的警察，蠢得连屁股下面的凶器也发现不了，凶手投案自首，马上扑过去把人家打倒在地，动物果然凶猛；《薄暮之光》（2006）里性格孤僻的保安詹，不幸中了黑社会的美人计。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意味深长：高傲、冷淡，被詹视若珍宝、甘愿相守一生的美人，在黑老大与弟兄们赌牌时，只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奴仆。给傻逼织毛衣没问题，织的过程中感觉到幸福，情何以堪？带有感伤味道的《灯光》，越发衬托出詹内心深处的火热情感，在芬兰的这片天空下，他还没来得及学会抱怨。

放眼世界影坛，惟独考里斯马基能获得电影大师库斯图里卡的赞美：“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与这个歇斯底里的时代完全不同。他的人道观点让人难以置信。在技术、数字堆砌的电影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位置，给那些相信生命是个奇迹的人。”

几乎每部电影都捧得国际大奖的考里斯马基，2006年宣布退隐江湖，此后只拍过一个短片。相信他没看过沈从文的小说，但他含糊其词的告别却和《边城》的结尾一样引人遐想：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看电影》10月）

在欧洲人心目中，芬兰人大半是酒鬼。调侃芬兰人的笑话，都绕着酒精打转。芬兰人喝酒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喝醉。芬兰警察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把醉倒在电车上的民众扛下来。

芬兰政府曾经以官方专卖、并课征全世界最重的87%烈酒税，来加重酗酒的成本。3年前，芬兰遵守欧盟规定，降了44%的烈酒税，酗酒的问题更加恶化。据芬兰福利与健康部去年底统计，酒精首次超越心脏病，成为芬兰成年男性的头号杀手；也有10.5%成年女性死于酒精，为害不亚于乳癌。

芬兰充满了强烈的反差。在欧洲生活质量调查和英国莱斯特大学公布的快乐国排名中，芬兰人的生活满意度排名都是第二。但芬兰也是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35至44岁的自杀率竟是欧盟平均的2倍。

有人说这是北欧人的冬天忧郁现象；也有人说是7.7%失业率惹的祸。不过，和失业率动辄逼近10%的法国、德国相比，芬兰失业问题不算最严重，只是，芬兰人对失业的恐惧感最深。根据欧盟一项调查，有13%的芬兰人强烈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会失业，比率高过许多国家，可算是欧盟里面的悲观一族。

也就是在此寒冷背景下才能造就《薄暮之光》这样的灰色调子，才会创造出芬兰最有名的愤青电影导演郭利斯马基(A.Kaurismaki)以“芬兰三部曲”——《浮云逝事》、《没有过去的男人》、《薄暮之光》扬名国际。“芬兰三部曲”里的冷调、黑暗，呈现的就是快乐与忧郁、希望与绝望并存的双面芬兰。

我们或许会很惊异男主人公的遭遇。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欧洲特别是北欧那块地方，人人平等，生活节奏缓慢，人民福利高，人与人之间不追求竞争，大家都安居乐业，享受各自的美好生活...我举的上述例子就能很好的反驳那些烙印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谁叫乌托邦只存在与小说和中学课本里啊！

卢米斯的《北纬60度，冷酷异境》也是描绘芬兰的忧郁、失业、酗酒和绝望，是去年芬兰最卖座的电影。在首映会上，芬兰驻挪威大使告诉卢米斯，这正是他最不想让外国人看到的电影，虽然这部电影是今年得到最多国际奖项的芬兰电影。

“芬兰成功、福利好、经济竞争力强，并欲展现它既是现代化欧洲国家，又是年轻嬉皮和科技创新者的故乡。但是，它必须接受电影背后隐含的现实：中年失业引起的无助、成瘾、绝望与堕落。”《金融时报》特派员易笔生写道。

芬兰人一向在意别人的眼光。当《金融时报》的芬兰报道刊出后，各界讨论激烈，但没人骂英国人唱衰芬兰，除了自我勉励，需更努力解决这些外人眼中的积弊之外，他们还劝告媒体，下次到芬兰采访，记得选个好天气来，“那个时候，芬兰看起来要快乐得多。”

芬兰人阴沉的那一面，跟天气绝对有关系。Linux创始人托瓦兹在自传《JustforFun》(只为快乐)中解释，只要在芬兰待上一个冬天，就会谅解芬兰人为何嗜酒如命。

三分之一的国土在北极圈、北纬60度以上的人口，有一半是芬兰人；一年有一半时间只看到几小时日光，“早上10点出门天是黑的，下午两点天又黑了，感觉真的很忧郁。”芬兰经济学者恩德坦言，他在冬天很容易疲倦，提不起劲，感觉整个人都“熄火”了。

男主人公的悲惨境遇也在那北国芬兰说得通了，在人与人之间的压迫中，在北国芬兰没有尽头的寒冷中日复一日的绝望，直到失去一切信心和希望，没有翻身之时。说起人与人之间的伤痛身为天朝人民的我们或许更有感触，谁叫我们也不比考斯迪南好得到哪里去呢。

影片带给人的是无限的绝望，就和芬兰糟糕的天气一样。

最幸福的北国芬兰的夏天的白夜又是另一番景象。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亚拉亚斯齐向美国企业家推销芬兰时，最喜欢这样介绍：“晚上10点去打球，可一直打到半夜，两个小时内可同时看到日落日出，这地方到哪里去找？”

一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它的特质何在？这是每一位观众在观影结束后都会自动浮现于脑际的问题。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无法忽视它的风格。

布封名言：“风格即人”。于是慢慢地，随着影片的放映，我们脑海里自然浮现起一个胖大叔形象，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会把一部电影里的主角当作导演化身（就像在费里尼的电影里一样）：无产阶级，满脸严肃，正义，温暖，还有点小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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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49岁就决定息影的阿基•考里斯马基看起来比这位主角玩世不恭多了。他说《薄暮之光》后不想再拍电影了，要去实现年轻时热衷的梦想——写作，这是要置才华与荣誉于不顾！蔡明亮不是也说《郊游》是他从影生涯的最后一部吗，近来还能不断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影展。费里尼直言“拍片就像做爱”，让一个电影人放弃这份乐趣，太难了。大概谁也没有查尔斯•劳顿来得有种，不拍就不拍！
阿基•考里斯马基还是拍了，2011年的《勒阿弗尔》据说将重新开启三部曲（有望在十年完成，第二部在葡萄牙，第三部在德国，听起来跟阿巴斯的“异域三部曲”蛮像的）。这么不靠谱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实在也没啥好大惊小怪的，在此插一句：贝拉•塔尔可别学劳顿，像考里斯马基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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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薄暮之光》原初只有59分钟，为了上映，硬生生地加到了78分钟，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很多与叙事无关的空镜都是后期补拍进去的。拍这么短，一个传说是卡里斯马基觉得影片一长，他的烟瘾就犯了。不知道有意无意，男主角一根又一根地吸着烟，好像是在代替影院里无福消受的广大观众。

虽然影片时长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心理时间无疑被绵长了。一方面，基于观众对一个完整的故事的体验：通过一个小人物被排挤、陷害、入狱等一系列事件的安排；另一方面，来自于电影自身的节奏，而这正是我想讲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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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种节奏把一部电影拍出来也就只有阿基•考里斯马基一人了。机位的放置、每个镜头的长度控制，都在遵循同一种模式。

洗劫珠宝店，是慢吞吞的；警察入室抓人，是慢吞吞的；男主持刀刺人，也是慢吞吞的。这些镜头跟约会、喝酒、吃饭等这些日常活动没有任何节奏上的差别。观众好像接受了这种反差，他们很清楚一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它的标准组成是什么。

但这种模式却不像尤里西•塞德尔的规则用镜（《天堂：爱》），那往往流露机械、冷漠的特质；也不像布列松（“模特”理论无疑启发了一批电影人）的电影那般抽离；考里斯马基的镜头里隐藏的默默温情。

作为一位保安，他有责任不惧强暴与坏人硬碰；作为男人，他有责任照顾好一同约会的女士；虽然看见把珠宝偷藏在靠垫下的动作，却没有揭发她的恶行，反而束手让警察把自己抓走；即便最后发现被骗真相，也没有把怨气发在女人身上。

那个爱他的女人，通过一个转身向观众表露了心意。信被撕，但爱还在。就像海报上那朵插在啤酒瓶里的玫瑰，这是来自考里斯马基的独特温暖。

据说阿基的片子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因为芬兰人民认为他把芬兰拍得很穷很落后。确实，在阿基的片子里，芬兰人民的日子真不好过，动不动下岗，动不动无辜入狱，动不动流落街头，动不动被流氓打得鼻青脸肿。看完几部片子我一度很纳闷，北欧不是一向以高福利生活优越著称么？芬兰人怎么混得比当年的苏联人还惨？百度一下才知道，芬兰虽然在近现代受制于俄罗斯，但在苏联解体后它就彻底自由了，后来入了欧盟。作为一个多党制国家，从生活水平到民主法制方面应该都不落后。由此看来，阿基的电影反映的并非芬兰的全貌，他只是拍自己感兴趣的侧面，反映自己想反映的部分。但是面对一个干过各行各业的土生土长的芬兰导演，我不能不把他的芬兰当参考。在阿基的片子里，芬兰人都是什么性格呢？

芬兰人比较孤僻保守，不喜欢呼朋唤友夜夜笙歌。《火柴厂女工》里的老姑娘，《薄暮之光》里的单身汉，都闷得很，生活单调缺乏娱乐精神。

芬兰人比较实心眼，闷，但不闷骚。爱你没商量，要来就来真的，这辈子非你不娶非你不嫁，愿意跟你浪迹天涯吃糠咽菜，就算被伤害得遍体鳞伤也学不聪明。这点除了《火柴厂女工》里的老姑娘，《薄暮之光》里的单身汉，还有《天堂孤影》里的收垃圾工，《升空号》里的单身母亲，《我雇了一个合约杀手》里的卖花姑娘，《没有过去的男人》里的失忆男人等等。

芬兰人不乏正义感和热肠心。这一点在《没有过去的男人》中体现尤为明显。虽然男人被几个坏蛋洗劫一空并打得只剩半条命，但是这个世界好心人大有人在。自己都吃不饱的一家人愿意收留可怜的失忆男人，社会福利机构愿意提供工作给他，女人愿意和一穷二白来路不明的他交往，街坊邻里会对坏蛋们群起而攻之，说明芬兰人的心并不像天气一样冷。

在《薄暮之光》中，明知自己人单势孤的落魄男人，为了替拴在路边的狗伸张正义，也不惜鸡蛋碰石头。
 
芬兰人喜欢冷幽默。在阿基片子里那些傻憨傻憨的直来直往的人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他们越是煞有介事一本正经，你越觉得他们好笑又可爱。他们并不高高在上，并不崇高伟大，但最后你不得不服他们，你会渐渐喜欢他们。比如《浮云》中那群曾经深陷生活泥沼的失业者重拾信心朝梦想进发的时候，比如《天堂孤影》里垃圾工人板着脸对心爱的女人说“我们去蜜月旅行吧，因为我不能一个人去”的时候，比如《升空号》里那个爱吃蛋糕的黑道中人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时候。

我姑且先把以上特征视为芬兰人的普遍性格吧！芬兰离我很远的好处是，不容易因为现实中接触到一两个讨厌的芬兰人而对这个国度产生坏印象。

PS：阿基的片子画面一直很美，忧郁的蓝、清冷的绿、纯粹的红，放在静止的镜头中，构图很经得起推敲，这是北欧的极简美学~

《薄暮之光》中有几处场面调度，类似地，都是先从主人公考斯迪南的面部镜头切换至人物群像，然后镜头慢慢向人群推进，像是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在代替主人公，用镜头去端详和审视，镜头运动过程中，观感也从主人公对相关者的视觉印象迫入心理境况。还有几个“半主观镜头”，交代过现场人物关系后，就停留在男主身上，这时，呆板的面部表情不再具有独立存在的基础，静态镜头下是翻滚的情绪状态……然而，在感叹阿基·考里斯马基精湛的技术表现手法的同时，它也只是沦为导演关怀人物的手段，深情却不动神色，或许只有充分地理解芬兰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才有自信用自己的镜头去代替人物视角。吝啬的对话，细微的肢体动作，静物绘画般的构图所呈现出来的平静感，让人感觉这个影像世界张开了双臂静止在原地，随时准备给小保安代表的所谓具有薄弱社会地位的群体以拥抱。这是影片给我传达的人文主义精神，本该乒乒乓乓的珠宝抢劫事件，以及社会对男主人公残忍地心理侵犯和侮辱过程，始终是不悲不喜的视觉传递。导演没有想通过角色个人处境的强化去激起愤怒，反而是在弱化个体象征，悠长地描述芬兰的社会现状：芬兰这个高度发达的北欧国家，差距悬殊的社会结构，为人性留足了变幻空间，歧视，敌意，伤害随时都在打磨一个人，从价值观到行为模式，这样再回想影片开头持伏特加的夜行人，就能更好的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契诃夫，托尔斯泰多过普希金，为什么他们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了。本来心怀骄傲感，有未来设想的保安，一直在被动接受来自周围的纠葛，这是发达的福利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从监狱出来后，得到安置，考斯迪南以为可以重新开始，却落入更大的社会困境。
影片人物是一出恢宏悲剧的承受者，所以观看过程一直保持着被压抑状态，但这种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向上的，从保安考斯迪南的主观镜头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所经受的，心存疑惑，这种疑惑不需要答案，至少当他拿起水果刀的时候还不需要，影片中仅有的“激烈”镜头隐含着对阴暗人性的反抗，基于的是保安自身对光明的认识和坚持，就像影片的插曲《灯光》，流淌着忧伤中略带浪漫色彩的旋律。导演让镜头结束在这里，受伤斜倚在车轮旁的考斯迪南，眼神开始坚定，像极了一幅革命者的肖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