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击

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战胜法西斯之后，全球人民都陷入反思之中，由此却产生了偏左的思潮。在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运动是由政府发起的，为了让人民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前吃上同一样的饭，大概允许的饭量也是相同的。而西方，以西欧为代表掀起了所谓的狂飙运动，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这场运动是由一群年轻人所引发的，其目的是要走出家门，寻找自己的饭碗。 世界电影向来有两大派系的对峙，即美国的顺从电影与欧洲的反抗电影。在上述的那个年代，这个局面是极为突出的。由于西欧青年学生的反叛精神，使那个时期产生了不少优秀影片。这些影片打破常规，反映的主题也极具个性，我们认为是新浪潮艺术中的代表。其中，具有开山意义的影片就是法国１９５９年出品的《四百下》。 《四百下》又名《胡作非为》，他的编导是科索瓦．特吕弗。接触过电影史的人都会知道，特吕弗是个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度过了很糟糕的少年时代，年轻的特吕弗追随着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并于１９５９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影片《四百下》。这部带有明显自传性质的影片也是他献给自己导师巴赞的礼物。 《四百下》是一部生活流的影片，他并没有一件完整的故事框架，只是以主人公下一步将要做什么为线索来调动观众的兴趣。该片讲述了一个少年人在学校、家庭、流浪、监狱时的生存状态，表现了少年人的反抗心理。主人公最快乐的日子莫过于三次的流浪生活，而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刻则是从监狱逃出的瞬间，看见一片蓝天和望不到尽头的海洋，虽然有些迷茫，但重新拥有自由的感觉毕竟很美，回首想想那压抑的学堂，无能的老师和破败的家庭，仿佛是一场噩梦，当然也可能是地狱，一个摧残人性，灭绝创造力的狭隘的世界。相反，主人公的空间则是广阔的，影片结尾处的碧海蓝天自然不必再说，即便在他那由于各种原因而被迫（被迫只是籍口）流浪的生活中，欢乐，猎奇，自信等充满创造力的情绪始终在体显着，走过街道与跑过楼群都是令人欣慰的，这时的心胸也自然开阔。 《四百下》最突出的特点是镜头的运用。该片运用了相当多的长镜头，当然，这与主人公的天才表演是分不开的。影片开始，镜头就把巴黎的街道就扫拍了一遍，这里的作用是暗示主人公流浪或说离家出走的地点，指出本片的主要情节在于主人公的流浪生活。在影片结束时，有一个著名的跟拍的长镜头，主人公足足跑了几分钟之多。我们在观影时会体会到，人物运动的镜头采用切换的手法比较多，但是若碰到这么一个长镜头的跟拍，观众会从心底提出质疑，我们虽然知道主人公在逃跑，但为什么要拍这么长的时间？此时，观众才会意识到跑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叙述情节的发展，也是表达了主人公奔向自由的那份狂喜。特吕弗打破了观众的习惯，强迫地调动了观众的思考能力，所以这个镜头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经典镜头。另外一个长镜头比较有意思，观众们往往会发出会心的一笑，这个镜头是老师带学生们跑在巴黎的街头，孩子们悄悄地三两成伴地溜走了。这个镜头与主人公的情节走向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被称为单一镜头，但它声明了一种生活状态，具有对环境客观再现的作用。该片的镜头运用似乎达到了苛刻的地步。例如，表现父子关系时，永远用一个画面将人物全包括进去，而表现母子关系时则永远采用对切的镜头，母与子从未出现在一个画面中。这样，人物间情感的远近关系就展现无遗了。一部影片中许多镜头都有关于剧情的深层寓意，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只求叙事，这才是电影艺术的真谛。 总之，《四百下》这部影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拍摄手法上都堪称经典之作，即便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部影片依然是属于非常前卫的先锋派作品，足以伴随着特吕弗的名字一起被载入史册。 2000年于颐和园

上世纪五十年代，著名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在文章《杰作：温别尔托D》中提出了“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一说，此学说先是对其先前在《摄影摄像本体论和完整电影的神话》一文中提出的“影像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摄物的同一”这一对电影与现实的理解的一次淡化补充（因巴赞意识到了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后而对六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法国新浪潮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作为巴赞的义子以及新浪潮发起人的弗朗索瓦·特吕弗也在其1959年拍摄的《四百击》中通过实践阐述了巴赞这一理论以及其的“长镜头理论”。

一、“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

巴赞所强调的写实主义并非是表面上的真实，而是一种体现事物本质的心理真实。他在追求表现对象的真实、时间和空间的真实以及叙事结构的真实的同时，也在强调社会和心理情感上的真实。

（一）特吕弗的这部影片从全片的开始为这一点渲染了足够的气氛——由八个微仰且与参与者处于同一水平视线的镜头拼接而成，配合带有忧郁且细腻的动听音乐，向观众展开了一幅具有生活气息的巴黎街头景象图。开场的八个镜头通过“蒙太奇”搭建，为这一部“生活流”电影铺好了台阶，自然地且无序地使用摄影机对事物进行拍摄，被摄主体的选择是多样的且能强调真实性的，镜头与镜头之间减少了对于逻辑性和因果关系的强调程度。这也就是《四百击》之所以可以成为在电影语言上处于现实渐近线的代表作，它开创了崭新的电影艺术风格。而特吕弗是如何呈现这样的心理真实？少年的孤独与迷茫在第一次出逃时就已得到了阐述。机器的轰隆声先是作为内部声源出现，随后听到交谈声的安托万迅速离开来到了街上。接着配合轻快的音乐，安托万出现在画面的纵深处，处于画面右侧的屋门打开，女人介入，通过台词可以得知她的狗不见了，又接着女人出画，另一个男人入画，一番交谈后，安托万出画，但摄影机并未跟随着安托万移动，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依次入画出画的男人和女人，直至最后，安托万才入画，但已经被男人赶出了画面，赶出了二人关系，通过电影前面的塑造，此时安托万的孤独感被无限放大。

（二）在上述提到的出逃那场戏中，特吕弗的镜头并未贴近到安托万，而是与安托万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这也是整部影片中的镜头特点之一，镜头只会偶尔聚焦安托万随后迅速弹开。特吕弗没有对安托万的出逃作出任何的评判，他不同情人物。哪怕是又当安托万被囚禁起来之时，他用双手扶住铁杆，将迷茫、困惑的眼神透过两层空间传递给我们，特吕弗也并未通过镜头给予安托万任何的同情，音乐也始终如一，不使用声音元素在“传统电影”中的“对位法”。他只是将少年在权威下的反抗解构后重新在特吕弗温柔感性似柔水般的却又平静、克制、仅做旁观的镜头下颇有现实主义地呈现出来。“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被特吕弗很好地诠释了出来，因为现实不应由作者评说，作者应尽量减少对现实的艺术加工。

二、“长镜头理论”

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非旨在抛弃“蒙太奇”手法，而是将“蒙太奇”作为电影的次要手段以此来辅佐自己推崇的“长镜头”来建构起现实的图景。

（一）电影的第一场戏，是一个长达59秒的镜头，摄影机的移动是随着色情杂志这一物件元素的空间位置转换完成的。景别在前几次的物件元素空间位置改变中也不断变化——特写-近景-小全景，在安托万在讲台上受罚时，一个不同于前面缓慢的横移镜头的快速移动的摇摄镜头将被摄主体转为了老师，接着，第一场戏结束。在这场戏中，有两个“真实”。第一个即表现对象的真实，少年时期的孩子们在课堂上的嬉戏与玩乐；第二个即为社会情感上的真实，这就是通过特吕弗这部影片中的电影语言—即巴赞所推崇的场面调度所展现的真实，镜头不通过蒙太奇的拼接进行表意，单个镜头在复杂的场面调度下利用各种电影元素在一个锁定的空间内（被逐渐展示的空间）完成了结构，行云流水地将六十年代的少年气与老师的严苛的那种真实感展现了出来。这也是巴赞理论中他推崇的“景深镜头”，蒙太奇并不作为主要手段使电影具有表意作用。

（二）在安托万第一次出逃时，特吕弗运用了若干个镜头的蒙太奇拼接，将安托万的出逃写成了一首首短诗——偷牛奶、喝牛奶、洗脸。尽管蒙太奇介入了这场戏，但时空的完整性并未遭到破坏，安托万完成所有事件的叙事时间是统一完整的，在这里蒙太奇仅仅起到了省略不必要叙事的作用，而非加快时间叙事的作用。

（三）《四百击》的结尾，那是特吕弗为自己的童年所构造的堪称完美的经典结尾。结尾由四个长镜头组成：①高机位拍摄下的全景镜头，无音乐，安托万的出逃；②安托万的奔跑，无音乐，作为主体的观众与安托万一同在自然声下体会自由的快乐；③叠化转场后安托万入画，接着摄影机横移展现大海的全貌，反复出现的音乐响起，主体与安托万共同享受这代表自由的海洋；④摄影机随着安托万在沙滩上的奔跑移动，当安托万抵达海面，摄影机停止运动，安托万向摄影机走来，接着摄影机快速向前推进，将安托万迷茫的表情定格在那一瞬。这四个镜头尽管有着蒙太奇的加持，但与前文一样，并未破坏时空完整性。特吕弗利用裹挟影片内外时间流动性统一的长镜头将主体/观众与安托万的情绪在时间的流动下舒展开来。如果说前面的镜头无法撑起巴赞对于蒙太奇和长镜头间关系的看法，那么这最后一下定格前那组接起的镜头便是对巴赞该理论观点实践的集大成产物。

结尾语：

特吕弗用极具私人化的影像开创了新浪潮之先河，前卫的视听语言也颠覆了当时的电影界，而这一切离不开其恩师安德烈·巴赞的指导，只可惜在影片拍摄的前一天巴赞离世了，并未看到这部伟大的作品。特吕弗在最后一分钟长镜头的绵延中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当少年抵达那作为终极麦格芬的海洋时，画面定格在了少年那无助的神情上，少年，你该去往何处？安托万将迷茫留给了我们，同样地也留给了电影。巴赞所提出的理论，也都在这最后一组镜头后完成了整部影片的结构，被特吕弗完美地以实践的影像呈现给了所有人。

《400 击》果然名不虚传，在此之上，杨德昌拍出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姜文拍出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它们都是很好的电影，然以真诚论，《400击》最好，和它比《阳光灿烂的日子》都略显做作了，姜文太想表达他的聪明了，不够真诚。

通过安托万在不同情形下的口述，他是母亲未婚先孕的孩子，先是在外祖母照顾下长大，后来和母亲继父生活在巴黎逼仄的高层公寓里，一家人过着紧巴巴的生活，继父对他不错，但贫贱夫妻百事哀，她们经常吵架，妈妈也在外面有情人（他逃学时看到了），在学校他调皮捣蛋，老师不喜欢他，于是他更频繁的逃学，拿自己的餐费去玩游戏。有天他撒谎妈妈死了逃学被爸爸当着同学面打了一巴掌，他离家出走，住在同学亲戚家开的工厂里，后来偷爸爸公司的打印机去卖被抓，送进了少年训诫所，经过评估释放，妈妈把他送进职业训练学校，他逃跑了，跑到他一直向往的大海。电影到此结束。

《400击》讲一个淘气孩子的一段生活，虽然相隔万里，但这些故事，是我们每个人都无处安放的青春：戏弄同学，撒谎骗假，逃学去游荡，偷偷抽烟喝酒，顶撞老师。这生活充满了冒险，惩罚，无可奈何，但它热烈，自由，无忧无虑。是我们永生都会怀念的自由的日子。片中多次出现安托万睡着的镜头--是啊，少年心事算什么呢？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无论是躺在破旧的沙发床还是拘留所的硬地上，都能香甜的睡上一觉再说。

艺术品最打动人心的品质肯定是真诚，这部电影和《单车窃贼》一样，从小孩儿的眼光看世界，一颗赤子之心。孩子的行为都是从本能出发的，没有成人名和利的算计。孩子是善良的，小孩儿的叛逆多半是因为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公，面对不公的本能反抗。这反抗里没有仇恨。正如在劳教所心理医生面前，被问及你恨妈妈吗？安托万诚实的回答：谈不上恨她，我停说她怀我时准备堕胎，是我外祖母和她吵了一架，不让她堕胎我才能出生。诸如此类的情节在片中比比皆是，少年犯之间的交流是，你去见心理医生，如果笔掉了去捡，千万别看她的腿，如果你看了会被写进档案，什么档案？就是你的家人邻居老师什么的对你的看法，反正不是什么好事。逃跑被抓回来的家伙，被揍得鼻青脸肿，一个孩子递上一管奶油慰问他，并对他说我打赌你肯定会被抓回来的，我说对了吧，他说：那又如何，我在外面过了五天自由自在的日子，我还会逃跑的。

这种打动人心的真诚让人久久不忘。例如心理医生问她你和女人上过床吗？他听到这个问题先是害羞的扭捏的看了医生一会儿（此时镜头是对着孩子的，看不见医生）才说没有，并且“逞强好胜”的说有次一个南非的人带他去了一个女人那儿，说她会喜欢你这个年纪的，他等了俩小时女的也没回来他就走了--这个情节也让我想起《美国往事》里黑帮里最小那个孩子，拿了草莓蛋糕去找女孩儿上床，等在门口时忍不住吃了草莓，奶油，等待的时候把整个蛋糕都吃了，抹抹嘴舔舔嘴唇儿心满意足的回去了，食与色，在这个年龄是一样的。

再如安托万为巴尔扎克点蜡烛导致家里差点儿失火后，妈妈提议全家去看电影，她们去了影院看了电影，一家人开心的回来了，那种开心真实，明亮，是她们平时吵吵闹闹为生计奔忙的生活中少有的时刻。这些打动人心的情节正是导演/作家深有感触的人间喜剧，不知道这里有多少是楚浮童年的回忆，但寥寥几个镜头就能刻画一个鲜明的人物，像安托万的法文老师，几分迂腐几分暴躁，对着同学喊：我怎么会教到你们这样的学生，法国完蛋了。但你不得不说他选的诗歌是美好充满哲理的。

楚浮（杜鲁夫，特吕弗）拍这部电影时才27岁，这部献给巴赞的电影是他的自传，正如杨德昌童年的台湾，姜文童年的北京，这是楚浮童年的巴黎。楚浮启发了杨德昌，甚至杨德昌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也有个小四的好友（小猫王）去监狱探访他送他磁带被门口保安扔垃圾桶的情节，和《400击》里的情节一模一样。前几天看许知远采访徐皓峰时，他说，我们这一届郑洞天老师带出来的学生，全是法国新浪潮的追随者，必须真实的反映社会，贾樟柯拍了《小武》，许问：你觉得好吗？(这或者是代表一部分不太能理解贾樟柯的观众发问）他说：好，当然好。贾樟柯说他更多的从杨德昌侯孝贤的电影里得到启发。这个源流之下，我能感到明显的分野，现实主义并不容易驾驭，更多成功的电影是因为其荒诞夸张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吸引观众的，这百分之就是九点九九九的人类平淡如水的生活，不是人人能发现真意。发现真意并能真诚表露的一定是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