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显然不是。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其实,真相到底如何已经不重要了,犯人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那就是成功被别人决定自己的生死。
正如结局里犯人所说的,一切的故事都是你编造的,要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美好就好了。
编造所谓的真相,无法直视自己罪行的美好故事,为犯人开脱的措辞,这些都是律师的工作。
这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相,仅仅工作,仅仅是为了胜利。
那么犯人不停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编造的谎言,和律师为了工作的胜利幻想出的美好故事,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但是,即便他是犯人,至少我还能从那句 「他根本不配活在世上」的愤怒,信件中的温柔,以及和广濑铃合照里的微笑之中感受到他是并非完全是个恶人。
而嫌疑人却又是一个塑造得极其丰富的角色,他残忍(杀掉另外几只金丝雀)却又温柔(放走一只金丝雀,造坟墓),而这些塑造为后续一切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理由。
于是,将这些与后续结合起来,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不停的说慌,才能让法官彻底失去对他的信任,这种让观众极其摸不着头脑的行为便是他温柔一面的体现。
当某一天广濑铃迫不得已说出真相时,由于嫌疑人说了太多的谎话,所以无法得到法官的信任,因此驳回并审判他,才能让广濑铃像她放走的金丝雀一样,虽然无助,随时可能自生自灭,但却得到了一丝自由的可能,以及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
而嫌疑人对广濑铃的感情,说不定来源于自己坐牢三十年从而对女儿的愧疚。
广濑铃的角色,或许是受害者,或许是凶手。
究竟是否真的被侵犯,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唯一能肯定的是,她对母亲和父亲,是带着恨的。
对母亲的恨体现在,她想要远离家,考去北海道,将母亲一人丢弃在家。
原因究竟是因为母亲做黑心食品,还是对父亲的侵犯无所作为,我们不得而知。
退一万步,我们假设,父亲侵犯她的事是一个谎言,也从另一角度体现出对父亲的恨--就算死了也要抹黑他,因此必然有他的可恨之处。
但是我宁愿相信是真的,也给观众对于嫌疑人一切行为动机的理解上带来一些说服力,至少,在接近影片结尾处一段杀人的片段里将广濑铃和嫌疑人叠在一起的蒙太奇的表达,也能够理解到导演所传达的意图。
最终她没有给法官说出侵犯之事,坐在黑暗之中的她,其实也是参与审判的刽子手。
毕竟,观众和福山雅治都始终无法说服自己--其实犯人的杀人动机与广濑铃无关。
因为观众的视点几乎全片与福山雅治的视点所统一,我们观众和他一起思考,前进,却又被骗的团团转,就像瞎子摸象,以为自己获得了真相,可眼前却只是一片漆黑。
而福山雅治的动摇,是因为他也身为人父。
当所有人都如福山雅治一样,开始以为嫌疑人是为了广濑铃而牺牲自己时,却又被泼了一盆冷水。
顺带提一下,大家很疑惑的,最后从法院里出来时,福山雅治摸了摸自己的脸的原因
仿佛是想说,他的脸上也好似粘上了鲜血 (与前面广濑铃和嫌疑人杀人片段相呼应)其实他也是参与审判(杀死)嫌疑人的凶手啊。
嫌疑人和所有人一起,杀死了自己。
「第三度杀人」正意为此。
总结起来说,或许导演仅仅是想借这一系列摸不着头脑的剧情与情感表达,来告诉大家
其实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一个人,也不要用最大的善意去看待一个人。
就像被害人的妻子一样,刚出场时候的楚楚可怜,到后来渐渐露出另一面目。但是她真正的面目究竟是如何呢?我们无从得知。
大家回过头想想同为福山雅治出演主角的 「嫌疑人x的献身」的结局--知道了真相,得到的却是无尽的悲伤和痛苦,那么又究竟有何意义呢?知道真相又能如何呢?
最终不过是被别人审判生死。
就像握在手中的金丝雀一样。
渴望生命,反抗,却又无力。
是枝裕和结尾的留白,或许也正是想说,真相是什么,生死究竟应该被谁决定,其实,他也不知道。
还不如将一切蒙在鼓里。
就像役所广司所说的一样,只不过是一具空壳。
一切终究是站在十字路中间的迷茫。
最后,引入是枝裕和自传书「我拍电影时思考的事」中讲述「无人知晓创作初衷」的一段原话:
「不是一翻两瞪眼的黑白对比,而是渐层的灰色记述世界,没有英雄也没有坏人,只是翔实描绘出我们生活的这个相对性价值观的世界,我想我应该有贯彻到最后吧。」
十几年后,他依旧贯彻如初。
再综合起是枝裕和对于纪录片和电影的理解,个人总结起大概意思为「真正有意义的影片,不是在播出的过程中不断灌输给观众已经得出结论的信息,而是让观众根据视觉的带动而思考出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解,与这样的作品相遇之后,最终才能丰富自身,也能丰富个人。」
在这神奇的日子庆祝一下是枝裕和导演拿下金棕榈,作为死忠粉,真是十分开心。
希望下一部作品能够更好,也希望「小偷家族」早日登录大陆院线。
大师们总喜欢用自己的电影来探讨电影与现实的关系。George前两天二刷了《迷魂记》,忽然发现,如果套用《迷魂记》里希胖借用电影情节对“电影与现实的关系”进行的隐喻,来解读《第三度嫌疑人》,会有不同的发现。
《第三度嫌疑人》的整个故事变成了一个隐喻。
三隅(嫌疑人)————电影作者
重盛(律师)—————影评人/观众
咲江(死者女儿)———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重盛法官(律师父亲)—电影作者的学校
按照上述本体与喻体的关系,结合电影情节,我们会发现,《第三度嫌疑人》实际上隐喻了“电影作者的创作与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这样一件事。
三隅作为一个凶杀案的嫌疑人,在电影的前半段,基本上承认了每一询问着的问话。律师问他是否杀了人,他回答“是”;记者问他是否与死者的老婆有不正当关系/是否受她指示而杀人,他回答“是”。甚至最初检察官让他认罪,他就认罪。
这就像是一个电影作者在电影院里面对观众进行Q&A时,对观众们说:“其实大家的每一个解读都是成立的”。三隅对种种“自相矛盾”的询问统统予以肯定,就像是电影作者对所有的解读照单全收。检察官、律师、媒体的受众等等,都代表了电影观众。这里体现了电影的多义和暧昧。
重盛律师的父亲重盛法官在30年前受理了三隅的旧案,并帮其免受死罪。《第三度嫌疑人》2017年在日本上映,George调查了一下是枝裕和的资料,他于198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30年前”是否隐喻了导演自己?而重盛法官曾经对三隅的帮助,是否隐喻了院校对电影作者的教育?
在查案过程中,重盛律师曾言“我们不需要和嫌疑人做朋友”。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越来越难以看清事件的全貌,于是他决定去三隅的老家去调查,逐步“走进”了三隅,甚至在后来走入了三隅的“回忆”,与三隅、咲江一起打起了雪仗。这似乎隐喻着:影评人/观众想要真正读懂一部电影,需要深入地调查/了解作者的过去,甚至最终与作者成为了并无共同生活交集的“朋友”。
而咲江的角色则比较暧昧,她既是演员,可以对电影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咲江称遭到父亲性侵犯,三隅“可能”是为了她才杀父亲);也是观众,她对电影的解读又受到了电影作者(三隅)的否认,三隅坚称自己没有杀人。这似乎隐喻了对于电影,演员只能管中窥豹,最终解释权,仍然在电影作者,也就是导演手里。
最终,《第三度嫌疑人》完成了这样一个比喻:电影只不过是一个容器,放进去的是什么东西,是由作者、演员、观众共同决定的。电影结尾,三隅和重盛的侧脸分别在玻璃的左右侧,而后调换位置,最后重叠在一起。是枝裕和用这样直观的镜头,把观众与作者放到了同样的位置,肯定了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正是作者的创作与作者和影评人、观众的共同解读,才赋予了电影意义。
以上分析仅为个人意见,稍显粗浅,仅供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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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是枝裕和的新片《第三次的杀人》,得先来看看两位主演役所广司和福山雅治的关系。现实中他们都来自长崎,而在影片里他们都来自北海道,这份实在的同乡之情是他俩走向互相理解的桥梁之一。
役所61岁,福山48岁,是一个大哥哥跟小弟弟的年纪,有一个可供扭转的交流空间;30年前,律师重盛(福山雅治 饰)的父亲帮了三隅(役所广司 饰)减刑,这份情谊也成了重盛与三隅之间的联结。如此的背景关系设置,成为他们长达7次的密室对谈的基本铺垫。
说起来,是枝从来都无意于把一个故事讲得多么惊人,他只是找到相对有代表性的时间场合,去探查人的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信认真看过他前作的观众,会发现看完后记住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其行动与细节只是帮助我们去重建这个人物的有形表现。因而,本片根本也算不上推理片,拿它和其他推理大作进行对比是徒劳无益的。对是枝来说,各个题材下包裹着的还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主题:家庭亲人间的羁绊。这个羁绊是决定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如何塑造的关键。
就像片中重盛的父亲,虽然只出现了一场戏,但他的言行很好地说明了重盛这个吊儿郎当的性格正是跟他学来的。福山雅治平时上节目也是很爱开玩笑、很俏皮的人,所以他举手投足之间,那种一本正经里略带着不以为意的味道是到位的。尤其是在事务所里,他跟同事们常常都是吃着小零食聊着各自的小喜好,只把律师的事当工作,而没有认真对待案子的真相及后果。他对律师职业的看法,跟《胜者即是正义》里的古美门研介(堺雅人 饰)一样,只是性格没有那么夸张。
有其父必有其女,在这里说的倒不是吊儿郎当的性格,而是寂寞无助。三隅的父亲因律师工作疏于和他相处,三隅也因律师工作疏于和女儿相处(也只出现了一场戏),并且还离了婚。如此,做律师似乎并没有帮他实现什么价值,反倒还令他妻女相散。这个状况与他和同事们精致的装扮一对比,让他看起来就是个“成功”的人生loser——与是枝以往作品里的男主本质上是相似的。
他在为高难度的犯罪案件做辩护的过程中,得到的是将法律作为游戏来取胜的奇怪乐趣。这又间接指出,法律就像一位父亲一样,逐渐训导着它体系下的律师,让他们只见庭内的言语争斗,不见庭外的社会人性。其他各式各样的规矩中,抹去人性都是最大的特点。
由此,才引出了本片两条真正的主线:规矩与实施者间的关系、代际间的关系。本片名为《第三次的杀人》,其实是对于同一杀人案的三次不同供述。其中第三次几乎逼近真相,即是被害人之女咲江(广濑铃 饰)常遭父亲性侵,三隅和她一起杀了这个父亲。此后,实际上还有第四次的“没杀人”,三隅再度翻供,看似是为了保护咲江,不让她出庭讲出那难堪之事。但我非常怀疑这四次供词都是掺杂着谎言的部分真相,片中也提到了“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故事,它直刺重盛这样的人。
在逼近真相的过程中,那两条主线关系是解密的两把钥匙。每一次重盛调查得来的线索,在三隅口中都有了另一番解释。而他根据自己信奉的规矩,每次都尊重这位委托人的说辞动机,从而又在法律的规矩中去寻求辩护的对策。仿佛他是一个呆板的规矩实施者,没有“重盛”这个人本身的存在。
直到倒数第二次,三隅问他信不信自己而不是尊不尊重说辞,重盛颤抖了。这一路探来,他身上僵化的东西如北海道的雪一般融化。不管这一次三隅有没有杀人,我想说他都是一个好人。因为三十年前,他杀人是出于贫穷,没有人性地屈服在社会运转的规矩下。他感恩于重盛的父亲帮他减刑,使得他出狱后能碰到咲江,从她身上弥补自己身为父亲的未尽责。明白过来的他,才有足够的力量逐步去扭转重盛的想法。
这一把钥匙,又引向了第二把钥匙。诚然重盛找到的一些线索是重要的,但最关键的能打开这个案子背后之门的还是代际间的关系。在他幡然醒悟不忍落泪的一刻,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这整个故事。
是不是“有些人生来就是该死的”?重盛、三隅和咲江都觉得是,只是他们各自的理由有所不同。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三隅并未真正露面的女儿,最后给他的一句话“希望父亲快点去死”。他们三人的女儿都恨父亲,程度不一。或许咲江的父亲也是对家人极度不好,以致咲江终于忍不住杀了他,留下十字印迹。这个谋杀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那性侵的事可能是捏造,也可能为真。
被监禁三十年出狱的三隅,在咲江身上找到了父女般的快乐,这个快乐跟她与被害生父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时,重盛在北海道查案时,梦中想象重盛与女儿打雪仗的快乐,自己也加入了进去,这又跟他与女儿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重盛、三隅、被害者身上的三对父女关系,在案情展开的抽丝剥茧中,让重盛从吊儿郎当的状态里开始认真重视起法与罪、爱与恨的本质。更要紧的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只遵循法律的、伦理的规矩,不该只在女儿出事时才作为家长的身份出现。虽然称为父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应像一对亲近的朋友,有如最后重盛和三隅之间那样。
最后细想回来,在两位主演的滔滔不绝、貌似说了很多之下,被害人的妻女作为这三个家庭里唯一完整出现妻女组合,那不多的言语之中才蕴藏了最重要的看不见的东西。(请在观看时一定要注意她们的戏份)当然,要看见这看不见的东西,前提是有那滔滔不绝的内容做比照。片尾,重盛面朝艳阳,像三隅和咲江抹去自己脸上血迹一样,也抹了一下自己的脸,这是全片中他唯一一次触摸到自己。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
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
“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
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
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
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你骗人!你抢了我!”“你才骗人!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
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
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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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卷卷毛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最後一幕「貌合神離」。
后面思辨的部分基于前面很长的铺垫,叙事方式、场次和镜头语言有点无聊,虽然该有的都有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对于社会是愤怒的,但他的东西总会在愤怒变成暴戾肤浅的情绪宣泄之前,转变成更深入地观察了解和共情,说不清楚,但是枝裕和愤怒与平和共存的哲学很吸引人,educated
一个没有商标的小麦面粉是否要做假和使用,都能侧面导致一场凶杀案,日本的食品安全的良心问责比我们重视得不能再多……
放映前是枝裕和先道歉:“电影比较含糊,也没说清楚真相是什么,抱歉了”,果然一上来就告诉你凶手是谁,但一再反转,到了最后也不清楚真相。这就不是一个悬疑犯罪片,还是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罪犯是一个空的“容器”,任不同立场的人放入不同的东西。没有家庭题材拍得好,但也不失望。
道德是金丝雀,要么豢养要么放逐;正义是十字架,要么佩戴要么焚毁。律师犹如盲人摸象,每次摸到鼻子或耳朵,就以为真相确凿无疑;凶手是一件容器,容不下贫穷和愤怒,杀了两次人。道德的律师联手正义的法律,判决死刑,此乃第三次杀人。害怕麻烦的欲言又止,陷入迷雾的仰天长视,死亡是审判还是救赎?
糟糕的观影体验,无论怎么掩饰逻辑缜密和气氛营造也无法弥补压抑到最后一秒钟的对真相的渴求。导演涉足了算是日本导演必修课的推理悬疑作为转型方向,悬念设置和节奏把控勉强及格,不少冗长无目的的镜头难以分辨是故意混杂观者还是无心。演技怎么也是建立在合理剧情之上的。给喜欢的导演送张票,仅此。
让人不适的是枝裕和来了,如果没有役所广司完美到让人五味杂陈的演技,这部戏简直就是拖沓的灾难,至于悬疑推理片最重要的合理逻辑性,导演干脆通过模糊化处理将之回避,搞得像一切任由观众读解般假高级。
是枝裕和已经从小津安二郎2.0进化成了小津➕黑泽明混合体的2.0
HKAFF. 與文盲搭配時的是枝就不再是大家認識的是枝了。說委婉點是刻意,說實在點就是做作。喜當爹如此,這部更甚。不斷反轉不是問題,但每次反轉要表達的東西都不一樣,什麼都想說但什麼都沒說好。文盲依舊帶著「福山雅治」氣,除了哭得快別無所長,與役所桑二人監獄對話戲被碾壓到慘不忍睹。
作为是枝脑残粉,必然要满星推荐,超过预期。是枝绵密的风格对于这样的题材,不占优势,但电影就是容器啊,背后的态度才是最有价值的。以及,罪恶本身也是容器,我们审判它的结果不及审判它的方式,有时候是我们期待的结果决定了它呈现的样子。
值得庆幸的是,是枝裕和终于有了「电影」意识,多处模糊真实与谎言的双重曝光,信任与制裁的反向审判最终被虚妄的正义感冲刷,循环的拉锯战耗尽上帝自尊,盲人摸象接收到的「容器」反馈不过自欺欺人;还是家庭剧的拍法,充斥着太宰治附身的创作者自述,甚至引出「生而为人」的怨艾,只可惜观赏度不高。
“容器人”这个大招放出来,反转剧就到头了吧。关键是福山雅治这个角色立不住啊,遇到这种律师真是十脸懵逼,女儿也能骗他,罪犯也能骗他,这水平就别去和检方顶嘴了,丢人。
算是《嫌疑人X的献身》的互文,和眼皮斗争了两个钟头,这音乐这节奏也太好睡了
是枝裕和完全抓不住悬疑片的节奏,以为含糊其辞就能把人性探讨高级了?
为什评分这么低,看得我都快高潮了,一株人性和法律碰撞下的绝望之花啊。
是枝裕和靠着这部片子走下神坛,但不管如何,这是他自己的一种突破。
小津的三分之一都没摸到 还敢提黑泽明 那条热评不是瞎了就是蠢逼/ 是枝裕和比较合适去给福山雅治拍情热大陆
还没机会看到导演刚刚获得金棕榈奖的新作《小偷家族》,先补他的前一部转型类型片。不很成功,但仍在水准之上。查,是枝裕和33岁开始独立导演,到今年56岁,23年中完成了15部自编自导的作品,在文艺片导演里可谓高产。电影是实践的艺术,不怕失败,多拍多实践是关键。
谁说贴上了悬疑犯罪标签的故事,就必须有开头有结尾?很多牛逼的文艺片导演,从来不关心故事本身,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不好好讲故事,他们只是借一个故事当容器,去讲他作为创作者想要表达并关心的东西。是枝裕和导演这次要讲的东西,跟HBO的美剧《罪夜之奔》第一季主题如出一辙,真实评分应参见美剧。
抱着零期待来看,没想到这次竟然回勇,处理高级,沉郁冷冽,把故事会渲染成水墨画,控制和反控制,徐徐渐进,影影叠叠,终于摆脱《海街日记》大俗和糖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