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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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ttyingtan

作者：Sc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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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语课》的主创阵容很强。

导演曾操刀过俄罗斯爆款神剧《背叛》（豆瓣9.1）。

主演拉斯·艾丁格，德国演艺圈的扛把子，曾出演过高分神剧《巴比伦柏林》。

《巴比伦柏林》剧照，该作品三季均分9.3

该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所改编。

曾入围2020年柏林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及北京电影节。

本应代表白俄罗斯参战今年奥斯卡颁奖季，怎料因创作团队不符合标准，被取消资格。

虽不能走向更大的舞台，但这部作品给观众们带去的感动与震撼是满满的。

>>>>剧情简介(看过的可以略过)

1942年，法国。

男主小卷是个犹太人，在逃亡途中被纳粹德军抓获。

车上，坐他身边的一大哥提出要用一本珍贵的波斯语书换小卷半块面包。

小卷看书上写着“雷扎”和“帕帕”，便问大哥是什么意思。

大哥说，“雷扎”是房东儿子的名字，“帕帕”是波斯语“爸爸”的意思。

原来这本书是大哥逃难前从房东家顺走的。

虽波斯人有戒律名曰“不可盗窃”，但是食不果腹的战乱年代，谁还在意戒律清规呢？

在乎的，只有活命罢了。

面包还没吃上两口，全车人就被德军赶了下来。

行李放一旁，列队成一排，人群中还有婴儿的啼哭声。

德军突然一顿扫射，人群瞬间倒下，没了一丝声响。

小卷提前倒地装死躲过子弹，但是被德军发现。

他连忙说自己不是犹太人，是波斯人。

并拿出刚刚交换的波斯语书籍证明身份。

而刚用书来交换面包的大哥，已一命呜呼。

《波斯语课》预告

说来也巧，营地中有个纳粹军官想在战后去德黑兰生活，他在找会说波斯语的人。

小卷灵机一动，说自己叫雷扎，自己的父亲是波斯人，母亲是比利时人。

会说波斯语，但是不会拼写。

军官问他“帕帕”什么意思，波斯语“妈妈”怎么说？小卷都对答如流。

得到军官“青睐”的小卷保住了一条命，被派去厨房做帮工，但是代价是要教军官说波斯语。

但其实，小卷只知道“帕帕”是爸爸，并不知道“妈妈”怎么说。

情急之下随便编了一个说法，骗过了军官。

但军官要每天学习新的波斯语单词，还要复习检测……于是小卷开始在厨房里“自创”波斯语。

随便编简单，但要记住自己编的那些单词，还是很费脑力。

哪怕记错一个单词，他的身份就会被识破，到时等待他的将不是死亡，而是折磨。

小卷每天的生活已经如履薄冰。

谁想到有天军官嫌一天学4个单词太慢，要改成学40个。

这下小卷傻了眼，我上哪去现编40个波斯语单词，还要倒背如流？

惊慌失措中，小卷发现营里犹太人的名单正好可以对应军官让他翻译的单词。

他灵机一动：为何不用这些人名作为词根呢？

小卷每天用同胞的名字做词根“造”波斯语，但每天陪伴他的，还有其他德军的质疑。

军官虽然相信小卷，但依旧恐惧被小卷当猴耍。

一天小卷无意中解释“树”怎么说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音在之前教“面包”时已经用过。

尽管他赶紧瞎扯“树”和“面包”在波斯语里同音，但还是被多疑的军官一顿暴打。

正常语言环境中，同一个单词有不同意思也很正常，就像汉语在不同发音下有不同用法一个道理。

军官也不是蛮横之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过激后，也派人送小卷到军医处治疗。

小卷死里逃生，同时他也更加清楚自己陷入了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猫鼠游戏之中。

一旦身份暴露，只有死路一条……

>>>>抹去与铭记

表妹有幸在去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欣赏了这部《波斯语课》。

观毕，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久久不停，席中更是传来一阵阵抽泣。

不夸张说，作为一部二战题材的作品，它有着强烈且动人的张力感。

主创出席柏林电影节

两个核心人物：纳粹军官、犹太囚徒。

本身对立的两人，以波斯语教学的形式产生联系、建立关系。

更重要的是，一门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却成了他们的命脉，决定着生死。

一个教波斯语是为了在战乱中活命，一个学波斯语是为了在战后移民保命。

这部《波斯语课》用极具美学的手法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

全片画面以冷色调为主，从色彩上给到观众一种压抑的情绪。

镜头语言也格外冷静克制。

被屠杀的犹太女人们躺在车上，借以黄金分割比例的构图体现静态美学。

也在提醒观众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人间惨剧。

上一秒纳粹军官们笑盈盈大合影，下一秒观众们就看到犹太人在矿地上血汗劳动。

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侧面烘托，给予观众心灵上的落崖层次感：

有些人在战争中花天酒地，而有些人却活得胆战心惊。

不需要枪林弹雨，不需要血腥屠杀，细节的比对就足以体现这些纳粹们的恶行。

电影中有一幕戏让表妹印象最为深刻。

小卷为了报恩，和营中一位意大利人交换了身份和衣物，加入到了万人坑的队伍当中。

军官得知小卷离开了军营，连忙跑到队伍中揪出他，并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一个意大利哑巴就要牺牲自己？为了他你就要和这一群‘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在这里，军官强调这些赴死的犹太人是无名之辈。

可小卷却说，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就认为他们是无名之辈。

这些人有名有姓，是鲜活的生命，是真实的存在。

这些所谓的“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组成了军官日日夜夜背诵的“波斯语”。

当军官颇有兴致对着小卷朗诵自作的波斯语诗歌时，他念出的其实是集中营里的那些“无名之辈”们的名字。

军官所说的每个单词，都是一条犹太人的生命。

他随口一说，就是一大片生命。

何其讽刺，又何其震撼。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所改编，但很可惜，表妹找不到“小卷”的原型。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表妹也发现，其实“小卷”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

他代表的是世界各地愿意正视、尊重并保护历史的人们。

1953年，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在以色列建成，以此纪念600万在纳粹统治下遇害的犹太人。

馆名很简单，只有两个单词，名为“Yad Vashem”，在希伯来语中表示“记念、名号”的意思。

正如影片最后，纳粹被击败后烧毁虐杀犹太人的证据，犹太人的名册被付之一炬。

而当小卷被救出，被问到你是否记得那些受害者的名字的时候。

小卷说：我记得。

那人问你都记得谁？

小卷说：我记得2840个已故犹太人的名字……

据BBC报道，截止到2017年，600万大屠杀遇害者中，470万已有迹可循，仍有130多万姓名不详。

这470万有迹可循的遇难者中，或许还有2840名犹太人，是通过小卷的“自创波斯语”所记录下的。

纪念馆有1.3亿页文件、10万张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以及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

每一份都是沉甸甸的历史记录，每一份都代表着那些“无名之辈”们曾经存在的痕迹。

受害者们的鞋子

小卷、还有像小卷那样孜孜不倦为那些“无名之辈”正名的人们，将600万这个冰冷的数字，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个体。

他们绝不是集中营里的代码，不是600万，更不是纳粹军官口中的“无名之辈”！

纪念馆前些年还发起了“消失的100万”的活动，收集那些没有被记录的遇难者的姓名、信息。

记住，或许是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之一。

27年前，一部《辛德勒的名单》让观众们看到了人性光辉点亮黑暗的战争年代。

辛德勒凭一己之力救下了千万犹太人，如救世主一般，为命悬一线的犹太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之所。

27年后，一部《波斯语课》又让我们感受到苦难时期仍然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记住了营中2840名同胞的名字。

将德军刻意隐瞒的事实公之于众，将集中营内的恶行一一复述。

活下去，并记住。

小卷用一种柔软的报复，为那些遇难者们正名，也给纳粹军官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而军官所学的“波斯语”，将会永生永世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将永远被噩梦所困，永远记住那些在集中营里受苦受难的犹太人姓名。

可惜的是，直到影片结束，观众都不知道小卷的真实名字。

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在集中营受苦受难的无名之辈。

悲痛而不血腥，沉重却让人深省。

好的作品会给观众们带去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

更难得的是，这样一部作品的制作团队多是德国人或后裔。

他们愿意正视历史，愿意将黑暗面展现在观众面前。

同样的，他们也希望观众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看到历史。

导演曾坦言，自己并不想拍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而是想做一部真正关于交流的作品。

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及身份背景出发，看到战争的无情所带去的伤痛。

也要牢记战争中人性光辉所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以语言为桥，以历史为镜，唯有正视，方能进步。

文/大表妹

“人孰无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明）王阳明

犹太籍的“Gilles”，生于二战的乱世，在纳粹德国灭绝犹太人的政策下，他在法国不幸被抓获。幸运的是，他凭借自身的聪明，在数百万死难的犹太同胞中，努力的活到了德国战败。

以半块面包换得了一本绝版波斯语书籍，成为了他的护身符。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刚好德国军官，一位食堂主管需要一位波斯语老师，他这个半路出家，尚未来得及剃度的假和尚，为了活命，不得不现编现卖，念起了独创的"假波斯语"经。

影片一开始，一辆载满了犹太人的卡车，行驶在周遭冷寂的山路上，在德国士兵将这些普通犹太百姓赶下车之后，毫无征兆的，忽然对着下车的人群进行了机枪扫射。刚刚还在为一口吃而拼命的那些活生生的人，瞬间躺倒一片，再不必担心肚饿。

在屠杀还未开始之前，一位车上的年轻人，用一本绝版的波斯语书籍，向“Gilles”换了半块面包。一个情节，交代出了战争发生以后，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什么古董珍玩，赶不上一份能填五脏庙的口粮来得实在。

被打破的不仅仅是旧有价值，还有人本身。

如何消解人本身的意义，打破人类群体自身与生俱来的同理心，使其异化和物化，答案是让他的名字消失。所有进入集中营的的犹太人，第一件事就是排成长排去领取一个号码，缝补到自身的衣服上。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了一串数字，一个无名无姓，不被以常人对待的“行尸”。

监狱里，用的是同样的办法，这样做不仅仅能够令施暴者心安理得，盲目执行上级命令而不必受到内在良知的审问，同时也令被施暴者，更愿意放弃抵抗，成为任人蹂躏、随时待死的一串数字。

犹太裔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平庸之恶”，那是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来到耶路撒冷，参加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后，撰写出的五篇报告的结集。通过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了解和观察，她认为【平庸之恶】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种人性之恶。这种人性之恶是纳粹国家刻意塑造的结果，通过意识形态的输入，成功翻转了普通人头脑中的合法秩序，将谬误与恶意变成一种新式正义的基础，根植于脑海中，使其失去既有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以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真相和现实。从而将自身罄竹难书的犯罪行为合理化为遵纪守法，护卫国家和作为军人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优良品质。

就像影片中的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刽子手，他双手从未曾沾染鲜血，只是用充足的食物喂饱了其他刽子手们，再去杀更多的人。

然而，每一个纳粹罪犯，都只是放弃思考的惰性所导致的罪恶吗？他们在选择加入纳粹，并完全服从上级的任何命令时，难道真的没有个体的理性思考？

在整个犹太人被大量屠杀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犹太人参与其中，从权贵到平民都有参与。大量的犹太人被自己人出卖，他们为了获取自己独特位置去求存，成为了同胞大灭绝的帮凶，他们自觉帮助登记“犯人”名录，给同胞们分食，甚至帮助德军管理秩序。影片中的“Gilles”凭借着与德国纳粹军官Klaus Koch这种特殊的关系，他获得了某些优待，做着帮助登记犹太人名录和帮厨的工作。

我们当然可以以平庸之恶自省，却难以说犯了平庸之恶的人是缺乏独立自主思考。也许恰恰是个体的理性思考，使得绝大多数人自觉的走向了平庸之恶，并通过官方提供的整套扭曲的价值体系中，获得了个体责任的开脱。

人们为什么会走向平庸之恶呢？

有一句老话叫做“顺势而为，趋利避害”，当世道坏了的时候，正确的价值被主流扭曲，秉持着“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听从良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甚至需要付出生命，有些却是会遭遇比死更可怕的境遇。

对人心和人性的洞察，使得统治者早早就明白，想降服众人，靠两样法宝“贪婪“与“恐惧”，唯其贪婪，以利诱之，使其成为爪牙；唯其恐惧，以血震之，使其不敢反抗。

在一部758页史诗级长篇小说《比利时的哀愁》中，雨果·克劳斯借由一位十一岁少年路易斯的视角，讲述了在二战期间，这位比利时少年从加入纳粹到最后反思自省，走出堕落的心路。是什么促成了他的成长呢？是鲜血，一位保有良知的尽责老师的命和无数的文学作品，唤醒了这个少年的良知。

影片中，是什么让“Gilles”从只关注自身求存，对同胞的遭遇漠视，到后来愿意为了营救一个意大利犹太哑巴而选择将生的机会留给他人呢？同样是一个人以命换命，震醒了他麻木的神经。这位哑巴的哥哥，为了避免“Gilles”假波斯人的身份被拆穿，杀了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并站出来承认了。这位哥哥为什么愿意这样去做？只是因为“Gilles”在集中营这种极端境遇下的一分善心，拿了一份肉罐头给伤重的哑巴弟弟补身体。一部绝版书籍换半块面包，一条人命换一盒肉罐头。

真正看到过牺牲与流血的人，才会被那种长夜难眠的震撼激发出他人即自我的大爱，从而走出对个人私利蝇营狗苟的强求。

小时候，喜欢看大侠，看英雄，看强者气贯长虹，弘扬正义。

大了却知道，英雄的出现，必然是既有规则已无办法彰显正义，需要有人不计代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英雄汇聚的时代，往往不是太平盛世。

这英雄又有两种，一种是留他人的血，一种是留自己的血。可惜的是，前者多而后者少。纵观历史，追求千古一帝，万世之功，统统是以普通人的千千万白骨垒成，背后是无数母亲哭瞎的眼睛，在暗夜里幽幽的发着光亮。

所以对所有的宏大叙事，须得保留一分的清醒，睁眼看看那不世之功，究竟需要多少牺牲品去换得？

是机缘巧合，又或者冥冥之中，那些没有姓名的死难者，需要被记住被书写，以警醒权势者慎行，莫好大喜功。“Gilles”以2840个犹太受难者的名字，编就了一份“假波斯语”，成为了只有他和Klaus Koch彼此明白的语言。

当Klaus Koch日复一日的记诵，用优美而韵律十足的语言去书写诗歌的时候，一遍遍讲出的，恰恰是一一个在他眼前失去生命的犹太死难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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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他咬着音向我示范。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

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几乎年年都有关于二战，关于犹太人悲惨遭遇的电影，今年是这一部——《波斯语课》。

这部电影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以沉重的笔触来书写惨痛的历史，尽管影片也有屠杀、横尸遍野、焚尸炉黑烟滚滚的场面，但这些全是背景，它的主线故事其实颇为传奇，完全可以视为一部紧张的悬疑片。

在这样一部偏类型化的电影中，我的眼光一再从主线移开，关注到两个人物身上。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部电影在诉说传奇之外，最想表达的内容。

01

影片《波斯语课》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

二战期间，一个冒充波斯人的犹太小伙儿被德国军官看中，教自己波斯语。小伙儿对波斯语一窍不通，于是急中生智，自编了一套不存在的语言。影片由这里开始，展开悬念，让观众始终揪心于小伙儿能否瞒天过海，自我拯救。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一听开头就想看下去的电影。过程也完全如你所愿，该有的悬念一个不少，包括：如何确保谎言不被拆穿？露了马脚后怎么补救？碰到了真的波斯人怎么办？

但说实话，整部影片并没有给我太多惊喜。只能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比起主线和主角来，反倒是另外两个角色给我留下极深印象。他们是纳粹士兵马克斯和上尉科赫。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主角的“内部视角”。

如果从主角看整个故事，其实相当单纯，它讲述了一个受难者如何利用智慧，冲破集中营的牢笼。而马克斯和科赫是纳粹体制的一部分，由他们的视角，我们得以进入到体制内部，看这套体制是如何自发地腐朽乃至崩塌的。

前者呈现的是外力制造的奇迹，而后者揭示的是一种内在的缺陷和注定的毁灭。两相比较之下，显然后者更值得一说。

02

我们先来说纳粹士兵马克斯。

在马克斯身上，我们见证了一个极力为纳粹卖命的士兵最终幻灭的全过程。

这种幻灭是在“目睹”与“亲历”两个维度上交错完成的。

首先，他目睹了什么？

他目睹了女友艾尔莎的遭遇。

这事儿说来有点荒唐，因为在这个遭遇背后，实际暗含着一出宫斗剧。

很难想象，在一个纳粹题材的电影里，竟然还有宫斗的戏码。但这正是《波斯语课》的一个特别之处，它不仅给我们看纳粹与犹太人的冲突，更深入到纳粹权力内部，看他们互相倾轧。

这出宫斗剧，一点也不复杂。无非是一个女人想要赢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艾尔莎曾是上校的情人，被上校玩弄感情，一甩了之；她本来有份清闲的工作——上尉的文案助理，不想主角的到来，让她丢了工作。面对情场职场双失意，她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一面在军中散播上校的丑闻，让他颜面扫地；一面制造“主角是上尉男宠”的谣言，企图赢回工作。

但最终结果却是，上校与上尉两人达成默契，一纸军令把艾尔莎调往前线，轻松解决了各自的名誉危机。

艾尔莎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失控的权力是何等傲慢。它今天可以把枪口对准异族，明天就能对准同胞。因为没人能够阻挡和违背它的意志。而马克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友离开，并对此感到无能为力。

更大的打击，来自马克斯亲历的事情。

如果回看整部电影，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始至终只有马克斯一个人坚信主角是伪装的波斯人，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可那又怎样呢？

他只是一个底层小兵，尽管他一直尽职尽责，忠诚于组织，但无奈这个组织早已腐朽，只迷恋权威，不在乎真相。

于是我们看到，当马克斯跑到上尉面前，说出自己的疑惑时，上尉轻蔑地问道：“你是觉得，你比我更聪明吗？”

而当影片进入尾声，所有人都忙于撤退，只有马克斯还揪着主角不放，找上校举报时，上校也只是冷冷地看着他，说了句：“你是谁呀？”

那一幕极具讽刺意味，特别是联想到马克斯曾因为找了上校的情人做女友而获得一丝卑微的快感，仿佛借此共享了某种权力，但此刻，一切被无情戳穿，原来在假象的“情敌”眼中，他什么也不是，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此后镜头跟随他走出上校的办公室，只见他茫然地踱着步，呆呆地坐在长椅上，看着眼前仿佛陌生的操场和营房。那个镜头足足停留了20秒之久，以一种关怀“主角”的眼神，注视着这个“反派”的失落。

它在明确地表达一种幻灭，即：一颗忠实的螺丝钉，终于意识到自己效力的这台机器，早已锈迹斑斑，败絮其中。

03

说完马克斯，我们来说上尉科赫。

与马克斯“体制急先锋”的形象不同，科赫从一开始对于纳粹就没有很高的热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之所以加入纳粹，只是因为看见街上两个穿着军装的人正自在地抽烟，一时冲动，就加入了他们。

这不是笑谈，而是一种真实的心态。它其实在诉说一种“下意识地盲从”。

科赫加入纳粹后，升至上尉，主要负责军队的饮食。他从未直接参与杀人，他也因此心安理得。但其实他只是把良知狠狠压抑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如此才能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继续毫无愧疚地生存。

直到他遇到主角，一个伪装成波斯人、化名为雷扎的年轻人。他的内心起了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发生于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关于身份。

在与雷扎学习“波斯语”的过程中，科赫渐渐对他产生信任，进而敞开心扉，直到最后，两人结成一种特殊的“朋友”关系。

这种转变首先就体现在称谓上，一开始，在科赫面前，雷扎总是以“上尉先生”相称，后来两人日渐熟识，科赫则直接要求“叫我克劳斯（科赫的名字）就行。”同样，科赫对雷扎的称呼，也经历了从“波斯人”到“雷扎”的转变。

而隐藏在称呼改变背后的，其实是身份的转变，即从“波斯人”、“上尉”这些带有明显族群差异、等级分别的称呼，转变为“克劳斯”与“雷扎”这两个人之间的认同。

也只有把人从“抽象的标签”之中解放，重新指认为一个“具体的人”，才有彼此共情和交往的可能。

第二个层面，关于语言。

如果我们把科赫对雷扎的拯救视为一种“人性的回归”的话，那么“语言”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语言？

它不仅意味着一堆单词，一套语法，或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是一个新次元，或者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并重启人生的钥匙。

科赫之所以学习“波斯语”，实际就寄托着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去德黑兰与哥哥重聚，然后在那里开一家饭馆，过太平日子。

于是当他的“波斯语”日渐长进，距离那个梦想越来越近时，他远离战争、重归和平的那种盼望，也就越发强烈。

还记得他学会“波斯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

是的，他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是这样的：

风把云送向东方。那里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我知道，我会幸福。

在云飘向的地方。

这哪里是一个纳粹军官在集中营里写的诗，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身在德黑兰，与哥哥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老板，在饭店打烊后的餐桌上写下的诗句。

《波斯语课》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科赫的转变。

他原本是一个情感冷漠的工具人，埋头于工作，无视于“平庸之恶”。

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只是一个厨师。”“我不是杀人犯。”

而雷扎反问他的话，掷地有声：“你不是杀人犯吗？对，你只负责让杀人犯们吃好喝好而已。”

最终，当科赫因为雷扎、因为语言，而重新意识到沟通、理解之美好时，他压抑已久的人性渐渐回归。于是他违背了纳粹的军令，救出了即将赴死的雷扎。

从这一角度讲，马克斯和科赫就像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前者由“自我的幻灭”体认了纳粹体制的腐朽，后者由“人性的回归”背叛了纳粹反人类的意志，两者以完全相反的途径，实现了同样的觉醒。

而且，也只有这两者同时完成时，雷扎的逃亡才可能最终实现。

04

说完了让我感触最深的部分，聊两句缺点。

在我看来，《波斯语课》和所有“传奇类”影片一样，都容易犯同样的毛病，就是过于依赖“巧合”。

为何如此？

因为所谓传奇就是一件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却意外地发生了。

而电影要让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就必须在剧本层面将其合理化。但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何其艰难，于是“巧合”就成了一种偷懒的捷径。更何况，巧合越多，还越彰显了传奇的“不可复制”。

可是，电影不能这么搞。巧合在塑造传奇的同时，也在消解故事本身。

具体到《波斯语课》，想想也能知道，这是一件多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犹太人冒充波斯人，教授波斯语，长达一年的时间不被人识破。

你可能会说，这个电影不是改编自真实事件吗？注意，影片的用词是“灵感来源于真实事件”，也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完全对应的真实事件，或者多大程度来自真实事件，是不确定的（至少我查阅的资料里，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原型）。那么电影在改编时，就必须为这个离奇的故事，建立足够的合理性。

可是《波斯语课》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够。比如片中只交代了背单词的情节，基于常识我们都知道，只是背单词距离掌握一门语言还差很多，但影片对此只字未提。

再举个更明显的例子，导演知道，要拍这个电影有个情节绕不过去，就是必须要让真的波斯人出现，构成危机，但影片对此的解决却非常草率，直接安排了一个功能性角色，帮主角解除了危机。

还有就是，导演为了给剧本加保险，还特意在树林里安排了一个破败的教堂，并且让一个打扮成法军的老人出现在那里（暗示是上帝降临），以此来给整个故事加上“神迹”的光环。这实际正暴露了导演对于故事本身的合理性缺乏信心。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并不会在意这些瑕疵，依然会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都期待传奇。

因为传奇寄托着我们对残酷世界的美好想象。

它不需要完美，只需提供足量的慰藉。

更何况《波斯语课》的传奇，如果我们换一种更抽象的讲法，其实是这样的。

犹太人雷扎把2840位遇难同胞的名字编成了一种语言，教给了纳粹军官科赫。从此这段历史，这种语言，世界上至少会有两个人永远铭记。

那两个人不是雷扎和科赫，他们有更响亮的名字，叫作：受害者与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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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犹太年轻人独创了一门语言；

一个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

一部改编自现实的德国反战电影。

这三个要素凑到了一起，也许你会对电影《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产生兴趣。

在朋友直呼“近年来最好看的德国电影”的盛情推荐下，我观看了这部集中营题材的片子，它身上有一些同类作品《钢琴家》和《美丽人生》的影子，甚至还有点《无耻混蛋》式的黑色幽默，但《波斯语课》的调性和气质又与过去的同题材作品截然不同：

冷峻、轻巧，始终保持着镜头的距离和情绪的克制，同时也没忘记应有的理性、反思与慈悲。

【友情提示：下文会有剧透】

为活命，我生造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整体上是一部偏严肃的文艺片，但它同样富有通俗的商业性，看起来并不沉闷。

影片开场，几名党卫军枪毙了一车犹太人，唯一的幸存者吉勒斯慌乱着自称是“波斯人”，并拿出了一本波斯语书作证。

其实吉勒斯根本不是波斯人，他手上这本书，是刚刚在车上用半个面包与另一个犹太人换的（对方也是偷来的）……可现在，他必须叫书上写的那个名字“雷扎”。

原来，集中营里的科赫上尉一直想找人教自己波斯语，吉勒斯这才捡回一条命。

为了圆谎活命，吉勒斯充分发挥了急智，靠着自己刚学会也是唯一会的单词，成功把自己变成了“不会读写只会口语”的波斯人雷扎。

当然，科赫不会简单听信“雷扎”的一面之词，两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由于父亲是犹太教老师，吉勒斯有些语言底子，他靠着生编硬造的几个波斯语单词应付过了第一夜。

可是，犯了疑心病的科赫，扬言要把每天学4个单词的目标改成学40个……

胡编乱造容易，要记起来却很困难，这样下去迟早穿帮。

正当吉勒斯一筹莫展的时候，科赫给他安排了一件差事，书写记录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信息。

写完后，吉勒斯看着笔记本突然灵光一闪：对啊，我照着名单上的名字编单词不就行了吗？！这样我就能靠记名字把所有单词记住了！

于是，吉勒斯开始努力去记住集中营里所有能接触到的名字……

凭借着独特方法和聪明才智，吉勒斯骗科赫学了半年的假波斯语，可因为一个单词重复的口误，怀疑自己被耍的科赫把他送去了采石场。

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肉体精神折磨并未摧毁吉勒斯的意志，他在近乎昏厥的状态下，依然说着只有他和科赫听得懂的波斯语……

这个“下意识的本能表现”，让科赫相信，之前真的是因为一个多义词而错怪了对方——于是吉勒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

重新回到骗局里的吉勒斯再也没犯过错，他甚至还会主动出击，让科赫用“波斯语”与自己进行口语交流。

吉勒斯的种种表现，让科赫深信自己的波斯语已经学有所成。

当某天晚上，科赫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门语言真优美”的时候，那一幕陶醉在谎言泡沫里的场景着实荒诞可笑。

可若稍一细想，观众恐怕就笑不出来了：因为科赫口中的美妙词汇，正是由一个个已死或将死的犹太人名字改编而来的。

上尉和波斯人

《波斯语课》令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对于人物形象的出色塑造，复杂、生动，且不脸谱化，最成功的角色当属拉斯·艾丁格演绎的科赫上尉。

科赫是一名严格到苛刻的集中营后勤军官，刚出场就是狠狠教训女助理史托弗的戏码，只因为对方写的字不够清晰整齐。

但在严酷、暴躁、气量狭小的外表下，他又自认为有通情达理的“温和”一面。

只不过，他的温柔与尊重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别人能百分百符合他的要求。

也许有人觉得，科赫这样做事一丝不苟算个优点，可把如此作风放到对纳粹集中营的管理上，就有些让人不寒而栗了……

科赫让吉勒斯记录名单的行为说明了两件事：一，他没意识到，自己变相承认了一个“低贱的外族人”可以比“高贵的同族”做得更好；二，他没把名单上的人当回事，那些名字只是一个个字符而已。

一个精细、无情的纳粹军官形象呼之欲出，可这个角色的厚度又不止于此。

这个在别人眼中“没有缺陷/没有死角”的严苛军官，会笑着告诉吉勒斯自己将来打算去德黑兰开餐厅，找哥哥团聚，憧憬着一段与年轻女士的爱情，还会聊到自己的家庭和过去——他似乎真把吉勒斯当成了亲切的朋友。

然而，在察觉到吉勒斯可能说谎后，科赫立刻换上了一副歇斯底里的狰狞表情。

他立刻对这位“朋友”破口大骂、拳打脚踢，与其他同僚没什么差别。

甚至于，科赫要变本加厉地折磨这个犹太骗子：一枪毙了他太过便宜，得送去采石场干重活累活，再叮嘱早就看吉勒斯不顺眼的拜尔下士重点“关照”，务必要让他生不如死才行。

实际上，科赫的严苛一直没有变过，只因为吉勒斯是个任打任杀的犯人，他才可以毫无顾忌地施暴。

等意识到自己“错怪”吉勒斯后，科赫又轻描淡写地表示要翻篇，两个人应该往前看。

注意，科赫由始至终都没道歉，他只是面带歉意地说些软话再给点吃穿上的补偿——两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这也进一步完善了科赫精明、自负和虚伪的形象。

相较之下，男主角吉勒斯的层次感就没那么鲜明了，他身上最重要的一个看点，是对自身处境、对集中营生活、对同胞苦难态度的转变。

一开始，他只是个不计一切手段想要活下去的犹太青年，有些聪明才智，却也没更多的闪光点。

直到经历了采石场的艰苦、受到科赫的优待，不断感受着同胞的磨难，吉勒斯才开始重新审视他所处的生活。

他不再惧怕枪口的威胁，除了被科赫“宠幸”的有恃无恐外，更多是因为恐惧、愤怒和麻木让他看淡了生死。

随着记录、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他对这些名字也有了越来越深刻与沉重的认识。

他不再只是单纯地记名造词，而是会根据对眼前人的印象来生成特定的词汇，他传授给科赫的波斯语，也有了更加血淋淋的生动含义。

吉勒斯把眼光从自己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同胞身上，他并未因自己相对舒适的处境而庆幸，相反，他对其他受苦受难的同胞有着感同身受的痛楚和悲悯。

于是，吉勒斯努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例如马尔科和雅各布兄弟，后者也付出生命助他躲过了败露真相的危机。

在《波斯语课》后期，吉勒斯和科赫两人的对手戏开始不断突出、升华主题。

吉勒斯不再卑躬屈膝，不再掩饰内心的愤懑和疲惫，这是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和坦荡；

科赫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友善和傲慢，他不希望吉勒斯生气、担惊受怕，确实有关心“朋友”的成分存在，但更多还是出于“我没杀人，我罩着你，你应该高兴和感恩”的强势和伪善。

在此语境下，观众们迎来了全片的最高潮：吉勒斯宁愿与其他人一起赴死，也不想苟活了，科赫发现后不顾军令把他带了回来，两人间爆发了唯一一次争锋相对的争执。

“他们不是无名之辈，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即便你手上没有直接沾血，你也是一名杀人犯。”

吉勒斯戳破了科赫的冷酷无情、自欺欺人和虚伪造作，让这段本就不存在的友情恢复成了霸蛮欺凌的原貌。

韵味浓、后劲足的德国反战片

与《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钢琴家》等其他集中营题材的电影相比，《波斯语课》没有太浓重的情绪渲染或浪漫化的处理，也没有过多展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甚至在前半段里，除了少数几场戏外，观众都不太能感受到故事发生在集中营里……

直到后半段，伴随着吉勒斯心境的变化，影片才逐渐出现一些“支离破碎”的细节，悄无声息又冷峻严肃地诉说着历史上发生过的可怕往事。

这是一部很懂得“藏”的电影，多数言语和内容都放在表面之下，该有的东西一件没少，着实深邃和沉稳。

相较其他国家的创作者，德国人对于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兴许更为敏感，所幸，影片通过塑造科赫，很好地完成了这最关键的一步。

科赫确实是一个优秀能干的军官，做得好事情也搞得定政斗，同时他还思路清晰、眼光长远，在其他党卫军仍幻想第三帝国能力挽狂澜时，他已看到了纳粹德国的穷途末路。

所以，当别人在销毁证据、准备撤退的时候，科赫已经收拾好细软跑路了——学好波斯语前往德黑兰正是他蓄谋已久的后路。

在跑路前，科赫不顾风险，动用自己最后的职权带走了吉勒斯。

无论怎么看，这个行为都有些多此一举，吉勒斯也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放自己一条生路，毕竟两人之间没什么情谊存在……心情大好的科赫回答了他的疑惑：我说过会保你一命，我可不想输掉我们俩之间的赌约。

其实这个赌约是科赫自顾自强加给吉勒斯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科赫究竟骄傲自负到了何样的地步。

可最终，科赫还是变相输给了吉勒斯，他败露被抓的缘由，恰恰是他跑路最大的倚仗——一门狗屁不通的波斯语。

科赫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纳粹战犯，他们本身或许没那么极端与邪恶，但在恪尽职守的情况下仍然犯了深重罪孽，这样的人，不应逍遥法外、逃避罪责。

科赫口中蹦出来的一个个词汇（名字），正好象征着一个个受害者对罪犯的控诉和审判。

名字，正是《波斯语课》的题眼。

原本记录在案的集中营近3万名犹太人的名字，已经随着罪证被焚毁而消失了……

有些观众可能会留意到一个细节：影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男主角的真实姓名（本文所写的吉勒斯是影片资料里的名字）——就好像那些死去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来过，他们存在过，但这个世界没能留下他们的姓名。

于是，吉勒斯独创的“波斯语”又有了新的意义：成为那2840个犹太人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证明。

随着吉勒斯缓缓吐出一个接一个死去同胞的姓名，他不紧不慢的声音逐渐吸引了盟军收容所里所有人，那些陌生而又朴实的字眼，戳进了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

《波斯语课》用这样偏于抽象的“符号”，完成了对于不义战争的反思与控诉，视听冲击力不强，却同样拥有千钧之力。

那是沉闷的怒喊，也是哀伤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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