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

该片涉及两个核心法律问题:第一、一个人的行为既符合了国家利益又符合法律，但行为造成了恶果，这个人应该对恶果负责吗？第二、法官的职业道德是应该忠于法律？还是应该凌驾于法律之上进行判断？如果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又应该遵循如何的判断准则？或者说有没有比实然法更高的规则可以对实然法进行判断？该片辩方律师是一个德国人，他围绕两个案件试图将焦点转化为：男人是否智障（智障绝育案），女人是否偷情（费尔德斯特种族污染案），他并没有尝试去讨论恶法是否有罪，而是默认《种族进化法》合法的前提下去讨论证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本身。这也许就是耶林法官最后陈述中所说的：律师陈述暗示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为人民服务，也许就证明了纳粹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伯塞尔夫人是德国上层社会典型代表，她为自己的丈夫叫屈，他是真正的英雄，他死于政治压迫而不是正义的审判；她认为耶林不应该遭受审判，耶林是真正正义的人；她厌恶公诉人，残害犹太人的影片她认为是公诉人个人的恐怖收藏。她不认为德国上层社会的人做错了什么，她对法官说“我们在这里喝酒，我们怎么会知道那些残害妇女杀害儿童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希特勒的错，我们都是被迫的”。律师和伯塞尔夫人都很好地能够代表德国大众对纳粹政党以及纳粹法律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些法律执行者是在为国效忠、他们认同纳粹法律本身国家本位的思想、他们认为德国造成的恶果并不是德国本身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他们认为德国被审判不是因为德国做错了而是因为德国的战争失败了。包括很多人基于耶林法官自我厌弃的陈述认为耶林法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但这样一个人在自我陈述中同样透露出德国需要纳粹政党以及纳粹法律。他是纳粹法律的实施者，他的法律职业道德要求他忠于法律，但从政治层面他同样也认同纳粹法律所体现的国家本位思想。简言之，他效忠于希特勒以及纳粹法律，只是当他直面了纳粹法律所带来的惨痛，他个人道德难以承受，“他只是不知道会造成那么多人的死亡”。人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无奈之举、是值得被原谅的。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伍德法官，他同样面临着美国国家利益的压力，美国需要得到德国人民的支持，关押德国人民的领导人并不能获得德国人民的支持，但海伍德顶住压力秉持法律做了判决。以国家利益为幌子也被他一语道破：忽视了人的价值才是真正有罪的地方。（“参与法律制定的人的目的却是要毁灭全人类。执法者更是参与行动违法地执行。任何人参与犯罪的环节都是有罪的。耶林法官，我们相信他也憎恶邪恶，但我们对他的怜悯不能同他参与的罪行混淆。人的扭曲仅因为政治，打着为着国家利益的幌子，背叛友谊、谋杀孩子。在拼死相搏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借刀杀人。但国家不是岩石，国家不是个人的，它有它自己的利益，国家在困难的时候更难维持。让我们坚守我们的誓言：正义、真相，还有人权的价值。”）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亦即审判者。德国对犹太的恶，日本对中国的恶，意大利对本国人的恶，可能会受到审判。那美国对越南的恶呢？苏联对波兰的恶呢？无人可予以审判。更不能审判的，是汉回蒙满纠缠千年的、无数次的、遍及神州的、尸首千万的彼此屠戮。而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东南亚、南北美、欧非中东至全世界，至人类全部的历史。谁又会去为尼安德特人公诉呢？

开场推焦纳粹标志逐渐放大，然后爆炸升格。61年这么玩儿很前卫。13min镜头围绕发言的韦德马克一周。17min整对马克西米蓝谢尔直接用了一个邵氏镜头！因为在这个镜头中直接让谢尔从经翻译的德语改用英文致辞。

此片中虽然马克思米兰谢尔用德语口语的英语与法官曲塞对话（此情形同样见于此片中其他跨国别对话，但有意思的是，蒙蒂克利夫和兰卡斯特这两位扮演德国人的演员都并不会说德语）明明双方都能够不经由翻译而明白彼此，但却仍在戏剧动作上还原真实情况：默认二人使用语言不通而要抓起听筒通过同声传译交流。

而在另一段落传唤蒙蒂克利夫扮演的证人上庭时，美国控方韦德马克先像他询问，二人通过传译交流，此时克里夫特的表演格外突出了这种因语言不畅和翻译的略微延迟而导致的沟通卡顿和频繁思索。而在韦德马克完成询问后，谢尔代表的德籍律师接手，他建议克里夫特“拿下传译听筒直接交流”，可事实上我们看到，他们两人仍用英语完成了对话，韦德马克方才也是这么做的。当然，在此片中也有特殊桥段：开庭时屈塞质询兰卡斯特是否认罪服辩，兰卡斯特不为所动，此时谢尔像庭上提出抗议，“原告对于法庭的审判权力表示怀疑”一句谢尔用德语发言，镜头给到传译员，用英语复述庭上。此后所有本应需要传译介入的对话，在视听上均无具体镜头表述，也没有让演员用除英语之外的语言发言。仅仅只有刚才所讲的戴上或摘下传译器的动作表述。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美国电影中，英语毫无疑问是占有绝对霸权地位的，导演每一次让其他语言“闯入”，都是别有用心的词语调度，在这里更像是是一种“戏剧语气”的表述，观众在熟悉的词句语调中几乎处于一种“语言的无意识”状态、此时唯一的主导是影像事件的发生，而外语的“不和谐音”的突然介入，打破了这种状态，使观众从影像语言空间中惊醒，又回到了日常的语言空间，这让观众骤然感到陌生，从而警觉地思索到“影像”这种正在发生的存在，进而，观众反应到：谢尔只不过在扮演着一个角色罢了，这是我们面前的一出好戏！但纽伦堡审判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毋庸置疑，这就形成了一种参照关系，一种互文性——影像独立于现实又再生产之。而影片持续进行，事件的推进让观众来不及思索这一表述的内涵遍被迫被其裹挟前进，他们在影像持续不断的推进力的包裹下放弃了对于实在的追求而将自身和判断力完全交给了银幕上的发生。听之任之，直到落幕，才可能从中醒来，但这一种知觉却不会因此消弥，而会不断的侵蚀我们的日常语言经验。好莱坞也正是在这样的互文性之中不断加强影像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对观众的精神控制，用另一种“语言”说教、输出、批判、缅怀…如此片中一些段落，操控了观众的情绪，用这样一种手段，一种极为高明的导演把戏，一种运用电影的自我呈现机制而达到戏剧效果的绝妙手笔。

于是，我们看见了一个重要问题——语言在电影（另一种笼罩性的语言）中几乎无关紧要，重要的则是不可说的现实经验的具象化及一种超语言逻辑的行为方法。这也即影像的存在，作为一种知觉的存在。而在今天，它几乎强大到可以和语言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