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名舞台剧改编。扮演影片中那对活宝（Animal&Shapiro）的演员正是出自原舞台剧，其中一个（Animal）还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战俘营是沉重悲惨的，无间道是惊悚残酷的，但本片却是轻松幽默的——这就是Billy Wilder的风格。影片以一次失败的越狱开始，以一次成功的越狱结束，中间讲述了德军战俘营的美军官兵们苦中作乐斗智斗勇的故事。关于主题，豆瓣的一篇影评分析得很到位，包括对商业至上主义的抨击、对铁幕政治的消解、对集体意识的批判等（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990784/）。当然，你也完全可以把它当做《热情似火》式的喜剧，没心没肺的躺在沙发上乐呵俩小时。
角色颇为讨巧的William Holden凭此片拿到了人生唯一一个奥斯卡奖。他在上台领奖时只说了两个词：Thank you，成为当时最短致辞的记录。但他绝不是耍酷，而是身不由己——当时晚会已经超时，没时间给他答谢了。

比利·怀德一生只拍过两部战争片，一是《开罗谍报战》，一是《战地军魂》，而且两片都获得了3项奥斯卡提名，《战地军魂》夺得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怀德似乎对展现宏大壮阔的战争场面没有兴趣，仅有的两部战争片的故事都在比较狭小的空间展开，一个是在一座酒店，一个是在战俘营，情节的精细曲折、细节的曼妙无方弥补了场景的单调。尤其是《战地军魂》，在一个局促的空间，导演驰骋方寸、闪转腾挪，以微雕工艺大师的精湛技艺铸造了一部紧张悬疑、笑谑交加另类战争片。

欢乐颂

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一座德国战俘营，以一次失败的越狱开始，以一次成功的越狱结束，中间描述了一个囚房里美军士官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囚犯生活，还有一个斗智斗勇、悬念迭起的抓间谍故事贯穿其中。面对这种战争、监狱、谍战的混合题材，比利·怀德跳脱了任何类型片的束缚，凭借其杰出的编剧才能，将监狱片、间谍片、战争片、寓言片、喜剧片进行跨界混搭，不落窠臼，自出新意。怀德的夫子自道，很精准的描述了他洒脱自在的导演风格，他说：作为电影导演，我对类型没有意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我们并不知道“这部电影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它是自发产生的，如同你的手写体一样；这是我看待它的方式、认同它的方式；如同我无法想象莫奈在画风景时对自己说：“现在，等一下，我是一个印象主义画家，所以我必须这么画。”，他没这么想，只是作画而已。

说起二战、德国、战俘营为元素的电影题材，多半是压抑沉重、愁云惨雾的，时常令人对人性的黑暗面发出慨叹，然而比利·怀德深谙电影的娱乐之道，对本该沉痛的故事作了喜剧化的处理，把深沉严肃深藏在戏谑笑闹之中。影片采用了全知视角的旁白，语调轻快调侃，奠定了喜剧的基调。旁白者是影片主角塞夫顿的跟班“饼干”，一个软弱的小人物，他不是什么战斗英雄，也不是巴顿那样的军事怪杰，从而避免了对战争、对军人的拔高放大浪漫化，避免了正道沧桑的宣扬与说教，导演对叙述者策略化的选择，摆明了他不会走常规战争片的套路。囚犯们处于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限境遇里，但影片整体氛围却乐观洋溢、诙谐逗乐，这就更加离经叛道了。逆运经脉的怀德一脸坏笑，把一座战俘营幻化成了情景喜剧工坊。囚犯们能和德国军官攀谈、说笑；囚犯们还能喝酒、赌博、跳舞；呆傻的德国卫兵把枪交给囚犯，和囚犯们打起了排球；圣诞节囚犯们都黏上小胡子模仿希特勒，整蛊看守；土豆汤用来洗衣服；在化粪池举办帆船比赛；宣布消息的美军士官嗓音独特，宛如太监宣旨；两个活宝哈里和野兽，苦中作乐，更是制造了奇趣百出的笑果；总之，滑稽风趣贯穿始终，毫无冷场，如果要为这部电影拟一句海报广告，可以是：有史以来，越狱片、战争片从未拍得如此欢乐。

请叫我生意人

当然这不是一部闹剧，加入喜剧元素有怀德商业上的考量，但绝不仅仅让观众笑过就忘，怀德一再声称“当人们走出影院，他们应该带走什么东西，而不是只是看了一部两个小时长的电影”，而怀德的好友杰克·莱蒙说：“比利被称作刻薄的舌头，因为他对人们的举止很敏感，对他注意到了而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很有理解力，并且能够用他个人尖刻的言辞指出来”，在他的犀利机智的幽默中，包含了看透世情的精明练达和笑傲不羁的玩世不恭，呈现出一套清醒的、遗世独立的价值观，他让观众笑，让观众乐于消费，并在笑声中放下心防接受他在其中夹带的私货，认同他的社会批判和人性沉思。在本片中，怀德的思想投射在主角塞夫顿身上。

塞夫顿堪称囚犯里的奇葩，同伴们抽纸烟的时候，他能抽雪茄；同伴们喝洗衣水一样的土豆汤的时候，他能吃鸡蛋；同伴们喝宛如硝酸的劣质酒的时候，他能喝红酒；同伴们衣不蔽体的时候，他能穿得光鲜；同伴们对苏联女战俘可望不可即，他能只身入花丛。这都缘于他长袖善舞、精于商道，哪怕是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那样苛刻的环境中，他利用有限的资源，做起了生意，并且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把囚牢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市场，把牢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的商业敏感无处不在，哪怕是在两个同伴正在越狱的紧要关头，他还开设了一盘赌局，赌两个越狱的人能走多远，凭着对形势的准确判断，他赢了。他开设的营业项目，处处针对人性的弱点，总能让人们趋之若鹜，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金融帝国。他开了一家酒吧，利用土豆皮发酵制酒，虽然这种具备杀人品质的劣酒只能保证饮后不失明，然而还是饮者甚众；他办起了色情业，请人组装了一架望远镜，架在窗口，用来偷窥对面苏联女俘虏洗澡，生意异常火爆，观者如堵；他甚至组织开办了博彩业，赛马，当然还不至于用真的马那么豪阔，“马儿”们都是一些抓来的耗子，同样大发利市。为了让他的商业活动得到允许，他用香烟、丝袜等物品进行公关，疏通了在德军方面的人脉，他还和德军做起了生意，通过物物交换获得了红酒、相机等珍稀物品。在战俘营这样远离商业文明的地方，塞夫顿部分复兴了文明社会的图景。

塞夫顿有一套利己的处世哲学，很市侩，很犬儒，是个典型的反英雄人物形象。在他眼里，没有坏人，也没有好人，只有商人，他说“每个人都在做交易”，“这不是救世军，这是狗吃狗”，在他那里，适者生存才是铁律，而道德只是庸人的震动棒，用来自high的，对他进行道德评判和道德绑架是毫无作用的，这一点倒是和王小波相近，王小波说过：无能的人最喜欢谈道德。在他眼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不值一毛钱，他奉行的是商人准则，而不是军人准则，他对美国意识形态中鼓吹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不屑一顾。整个故事发生在1944年12月阿登战役期间，此役美国付出了7万多人伤亡的代价，瓦解了德国的西线，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巴顿将军大出风头，那是美国人的荣耀时刻，但是塞夫顿并不追慕这种长风万里的浩荡气象。正如《光荣之路》提到的：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他对这一观点是信奉受行的。当同伴问及他是否打算逃出战俘营，他答道出去了也没什么好结果，“他们会把你送到太平洋战场，你又被击落，只不过这一次你被送进了日本人的战俘营”，“你们可以当英雄，像那些胸膛开花的家伙们一样”，对于报效国家、争当英雄，他是敬谢不敏的，他宣称“我要把我自己弄得尽可能的舒服”，活在当下，活得舒适。其实，怀德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怀疑与批判一直没有停歇过，早在1948年的《柏林艳史》就讽刺了美军的战斗英雄。

正如黑色幽默经典作品《第二十二条军规》里的美国空军军官，两国交战期间，却利用后勤物资和德国人做起了生意，大赚特赚，塞夫顿也抛开了国家、军人、荣耀等概念，只要能牟利，和谁做生意都没问题。在他的同伴们看来，他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为了得到好处，是什么厚黑手段都能使得出来的。囚房里两个越狱的同伴被杀，德国人发现了逃跑的暗道；用来收听战事进展的收音机，被德国看守识破机关收缴了；而用来传递警讯的晾衣绳也要被收掉；新来的邓巴中尉被抓走提审，显然囚犯里有人给德国人通风报信。这个可恶可恨的间谍嫌疑人，根据平时的听其言观其行，同伴们第一个想到的自然是塞夫顿。面对同伴的质疑和殴打，塞夫顿这个反英雄人物倒是显出了英雄气概，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一再指出狱友们的逻辑盲点，在被殴打后，打落牙齿和血吞，并不急于报复，而是虑事周详、谋定后动，抱定了“可我还是能忍，可我还是能等，总有一天让你知道我的狠”的心态，多方观察、打探，在终于得知了间谍真身后，商人本能又觉醒了，秉承盈利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原则，拟定了一条一石三鸟的妙计，连用了借刀杀人、声东击西、走为上策等计谋，成功的杀死了间谍、与邓巴中尉一起逃出了战俘营，并与邓巴这个富家子弟结下了生死之交。塞夫顿主动请缨，要协助邓巴中尉越狱，这一英雄壮举让人怀疑此人转性了，不过按照塞夫顿无利不起早的天性，他的这次冒险有百利而无一害，一则邓巴中尉的老妈是个富婆，塞夫顿打算向她要一万美元的酬劳，对于这样的救命之恩，富婆对他的要求无法拒绝；二则他可以重获自由，不必再在囚房里小打小闹的做生意，本钱在手，可以发挥经商天赋，成为商界的弄潮儿；三则，毕竟杀间谍然后越狱的毒计是他拟定的，德军追查起来，他已经逃之夭夭了。虽然完成了一次英雄的举动，但是对塞夫顿来讲，那只不过是一个商人自觉，体现了一个纯粹的商人在权衡利弊、以小搏大上的城府与谋略。还是囚房里两个活宝之一的“野兽”一语道破天机：“也许他只是想偷我们的切线钳”。

说到商业头脑，怀德和本片主演威廉·霍尔登都是好手，怀德收藏了很多现代画作，完全不看市场，只凭自己的好恶，到了九十年代，画作大幅升值，总价达到3500万美元，拍卖后赚取了天价利润，轰动一时；而威廉·霍尔登则为了经商而放弃了演艺事业。怀德是犹太人，霍尔登是美国人，但是在本片中，他的表现完全是一个精明的犹太人，而他在狱中的遭遇也颇类犹太人，因为掌握了财富而遭到敌视、排挤甚至迫害。在对人物身份的置换上，怀德展示了娱乐至上的戏谑精神和无远弗届的幽默感，塞夫顿由美国人披上了犹太人的外衣，塞夫顿的狱友由美国人而展现了德国人的嘴脸，而饰演战俘营典狱长德国上校冯·舍巴赫的演员其实是个犹太人。

影像社会学家的冷嘲

怀德对所处时代、社会变迁和人性的万花筒都有着高度的敏感，但他不会直陈其事的宣讲他的真知灼见，而是用影像语言对社会、人性的病态加以调侃、调戏。在本片中，怀德也没有忍住他的刻薄。

其一，对商业至上主义的抨击。五六十年代，由于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加上美国政府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美国经济空前繁荣，到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128亿美元，但随之而来的就是1953年3月-1954年4月第一次经济危机。在战俘营实施垄断经营的塞夫顿是美国和美国人的缩影，他聚敛了大量财富，然而最后被“贫民”狱友瓜分殆尽，商业主义的贪婪得到惩戒。

其二，对铁幕政治的消解。1947年至1991年，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阵营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展开了全面的冷战。影片故事发生时冷战还没开始，但影片拍摄的年代两个阵营冷战正酣。片中苏联女战俘营和美国男战俘营相隔不远，美国战俘们先是偷窥，再是设计进入，而塞夫顿更是从容的进出，语言、文化、立场的隔阂都不是问题，怀德以男女关系暗喻了铁幕终将撤去，对话势所难免。

其三，对集体无意识的批判。由于人们接受的都是大同小异的价值观的灌输，而独立思考又是一种稀缺品质，所以在观察事物、考虑问题的时候，呈现的多是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这就导致了人们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偏执无处不在。塞夫顿的遭遇，正是囚犯们只凭借经验直觉和先入为主的印象受制于思维惰性而导致的，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偏执，往往作恶而不自知，希特勒的反犹宣传凑效，美国对黑人的歧视、种族隔离绵延长久，都是打下偏见烙印的集体无意识带来的恶果，而怀德在片中通过剧情的大逆转，给了这种集体无意识一记响亮的耳光。

电影往事

该片改编自同名舞台剧，1951年5月8日，《战地军魂》在百老汇上演，两位编剧都曾参加二战，且都在奥地利战俘营待过，题材鲜活，史料真实，该剧连演了472场，可见受欢迎程度。怀德将之改编为电影，并邀请了四个舞台剧演员参与电影版的演出。正所谓好事多磨，拍摄进程并不顺利。在选角问题上一波三折，怀德在打造剧本的时候，心目中出演主角塞夫顿的演员首选是查尔顿·赫斯顿，但是赫斯顿觉得这个角色过于愤世嫉俗并且缺乏英雄气概，果断拒绝了怀德的邀约；怀德又向柯克·道格拉斯伸出了橄榄枝，道格拉斯看过《战地军魂》舞台剧，丝毫没有受到冲击和震动，对饰演这个角色没有任何激情，也拒绝了，怀德的预期再次落空；处于第三梯队的威廉·霍尔登进入了导演的视野，怀德与霍尔登在1950年合作的《日落大道》成为了影史经典，算是老搭档了，霍尔登总算勉强答应了怀德的邀请，但霍尔登同样不喜欢这个角色，他并不了解导演的苦心孤诣，一直觉得塞夫顿太过自私了，于是一再请求怀德修改剧本，把主角写得更好一点，怀德断然回绝。怀德要求霍尔登去看一次《战地军魂》舞台剧，霍尔登只看了第一幕，实在提不起兴趣，就走出了剧院，怀德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霍尔登至少看一遍剧本。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怀德为了展示战俘营环境的恶劣，设置了道路、广场满是泥浆、水坑的场景，而且由于剧情的需要，整部影片都要在这种环境中完成，且有挖坑填土、匍匐泥地、跌倒泥坑等情节，为了让演员和工作人员不抱怨，乐于在这种脏乱差的场地中工作，怀德用心良苦的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穿上自己最好的靴子，在满地泥泞里溜达了几圈，并要求全体人员进行现场观摩。怀德通过身体力行，展示了同甘共苦、平和亲民的姿态，消除了演员们和工作人员对环境、对导演的抵触情绪，其导演智慧的高超可见一斑。

影片上映后大受欢迎，票房成绩十分理想，这是比利·怀德最赚钱的影片之一，本来他可以得到一大笔分红，但是派拉蒙公司的会计告诉他，由于他上一部影片不卖座，所以要把上一部的亏损从他的分红中扣除，给怀德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此前，怀德还和派拉蒙发生了一次不愉快。由于西德是好莱坞的重要市场之一，为讨好西德人民，一个派拉蒙的高管建议怀德把战俘营的德国看守换成波兰人，怀德愤怒的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因为怀德的祖国是波兰，而且他的母亲和继父都死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高管的建议无疑是钱迷心窍的昏话，怀德要求高管道歉，但是高管置之不理。与高管的龃龉，分红的落空，使怀德无心恋栈，不久之后就离开了派拉蒙公司。

威廉·霍尔登因为出演本片在1954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他的获奖致辞极其简短，只有两个词： "Thank you"，是那时候最短的致辞。然而正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1967年，一向很有名士风范的阿尔弗雷德·希区 柯克老师打破了霍尔登的记录，他在接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致辞仅仅只有一个词：Thanks；但是，这就完了吗，还没完呢，1971年，约翰·米尔斯因为在《瑞恩的女儿》一片中出演一个哑巴角色而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他的答谢致辞别出心裁，不发一言，只微微一笑并点头致谢（剧中角色灵魂附体），一瞬间，霍尔登与希区柯克缔造的奥斯卡晚会传奇灰飞烟灭。

 

本来Billy Wilder一向把人物处理得有些正邪分明，应该是我排斥的类型。
但他实是一只clever little bastard。聪明、有趣、精到，坏主意一肚子。
什么都不用，只一句'Nobody's perfect'（Some Like it Hot）就让我不能不爱他。战俘营里赛老鼠、组装望远镜看俄国女兵洗澡、用伤残士兵空荡荡的裤管运送各种物资……花样百出的Stalag17，让人屏息也让人开怀。

Johnny是爱尔兰反对英国征兵的一首民歌里的主人公，他老婆在去集市的路上碰到了他，她反复唱Johnny I hardly knew ye。他没胳膊没腿，也没有眼睛，活脱脱一只armless boneless chickenless egg，能认出来真不容易。“Johnny，我向你发誓”，他老婆最后唱，“他们再也不会带走我们的儿子了。”
爱尔兰大饥荒以后，这首歌被爱尔兰移民带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它的调子首先被南方军队改编成军歌johnny comes marching home。
很快传唱到北方，后来全国人民都在唱了。Johnny在美国摇身一变，成了人人待见的战斗英雄。
Stalag17的美国战俘们过圣诞节就在唱他，也许和我们春节里海外华人聚餐齐声《歌唱祖国》意思差不多。
1964年，Dr.Strangelove把这段旋律用作主题音乐，鼓点之后加两段铿锵的男声哼唱，取名为Bomb Run。在Bomb Run激动人心，悲壮恢宏的旋律陪伴下，一架在苏联炮火下幸存的B-52轰炸机像一位悲情而无畏的孤胆英雄，独自踏上毁灭人类之路。炸弹上写着'Dear John'，像一封信的开头，也许是写给战士的情书吧。
Die hard的配乐Johnny也参与了，可惜我没看过。

TLF.IMDB.Top204。

影片开头“甜饼”画外音有说：此前还没有影片反映战俘营生活的。我不知截至影片上映时，是否真如其所说。不过，相比90年代的《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要早上40年，且这两部都是关乎被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算不上战俘。

客观来讲，影片中的美国战俘除了吃的不好，活的还挺自在：他们可以随便和德国军官开玩笑，可以和对面的俄罗斯姑娘隔空调情，有排球玩，等；而在营房内，有这么一位八面玲珑的投机分子塞夫顿，用老鼠当赛马组织赌博，用自制酿酒工具出售酒，可以制作望远镜偷窥俄罗斯姑娘洗澡——看不见，不过可以想象。

但是，以开头两位逃跑战俘被打死引出战俘内部有叛徒，其后一系列泄密事件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大家把怀疑目光对准了塞夫顿，并对其暴打，随便征用其此前积累的物品。

和其它观众一样，我也急于知道泄密者是谁，一度想鼠标拉到最后先看看结果，还是忍住了。及至那个高大帅气的金发男自我暴露在观众面前时，我还在想：看你人模狗样的，哪知是这等下流货色。在我一度为美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的不如中共党员感到遗憾的同时，也怀疑这货可能不是美国人。果然，塞夫顿证实了我的猜测。

在营救被党卫军打算带往柏林的炸毁军用火车的邓巴一事上，塞夫顿主动请缨，尽管他坚信自己不是“逃跑艺术家”，但终于是拿德国间谍为诱饵吸引德军注意力而成功逃脱。

结尾处，留在营房中的人，一人问：我想知道是什么让他这么干的？另一人回答说：也许他只是想偷我们的切线钳。这话当然是玩笑，凭塞夫顿那机灵劲，若真想逃，弄把钳子轻而易举。所欠缺的是一个绝佳机会——找出间谍当诱饵，和一个充足的理由——也许邓巴妈妈会给10000美金奖励。

在钻进地道前对战友说：假如哪一天我们在街道上遇到，就假装从来没遇到过。这句话当然是玩笑话。因为他又露出头，笑了一下，敬了个军礼。

时光网对本片幕后介绍有提“对群体意识的批判——当大家都认为某人是坏人时，他们是不是一定正确，是不是有权“审判”他。”至于时光网影评有提越狱，不恰当，开头越狱只是引子，结尾处越狱只是为了给故事一个结局，故事主干仍是以反映战俘营生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