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安(克拉斯·邦 Claes Bang 饰)和妻子离婚后,带着小女儿(Lilianne Mardon 饰)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克里斯蒂安在一间艺术馆里担任策展人的职位,最近,他正在筹划一项名为“方形”的装置展览,希望宣扬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积极向上的理念。
一场意外中,克里斯蒂安的手机被偷了,通过GPS定位,克里斯蒂安找到了偷手机的小偷所居住的公寓,深夜里,克里斯蒂安向该大楼的每一户居民家的门缝里塞进了一张指控书,哪知道这不经思考的举动,为他惹出了大麻烦。为了宣传展览,克里斯蒂安找来了传媒公关公司的代理人,哪知道这两个不靠谱的男人,很快就将这个展览搅成了一锅粥。祸不单行,克里斯蒂安和女记者安妮(伊丽莎白·莫斯 Elisabeth Moss 饰)之间的一段露水情缘让安妮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首先,讲一个笑话:
(1):我从来没有向你借过水壶
(2):我还你水壶的时候它没有破
(3):我从你拿到这水壶的时候,它已经破了
以上三段式是弗洛伊德用来阐释梦的奇怪逻辑,但是,这种“即使.....然后......”的话语结构不正是《方形》这部影片构成的前提吗?
《方形》应被视作一种现实主义——不是德西卡或罗西里尼的“社会现实”,也不是安东尼奥尼的“心理现实”,为阐释此种“现实主义”,应当发明一个名词:超—现实主义(并非超现实主义或超写实主义),一种仅仅存在于影像文本之中的失衡的现实主义。
在超—现实主义中,《方形》进行着一场“当代艺术”,一场战争。只要《方形》或《寻梦环游记》这类影片仍旧成为当下热门,那么,当代拉康派就根本没有必要将《失落的一角》,或《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列为儿童的必读书目的必要,以“汝所何欲?”(Che vuoi?)的思路忧虑,是这个时段它们最应先进行的事情。
(一)为什么所有艺术都是当代艺术?
从艾未未到葛宇路,直至21世纪,“当代艺术”仍旧以一种威胁社会秩序的粗暴、可怖面孔存在——如果你只去看并准时收看电视上的大众新闻。
但是,“当代艺术”并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保守派的“幻想”之中。
在2017年的金狮奖得主《水形物语》之中,人形水怪的畸像为影片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之剩余提供了一个增补——它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第三极”(“不结盟”运动的诸多国家,有趣的是:“水怪”的故乡来自第三世界),也可能是“两极”内部不属于“两极”的个体(这种论调是否想起谢林《世界时代》的“神圣的疯狂”?),或者是其他的意象——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其所在的语境移置当下,那么是否代表着一种少数族裔?黑人或者墨西哥移民?但是毫无疑问地,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仅令我们看到一个畸像,一个三极的斗争。
保守派所谓的“当代艺术”等同于这样一个“水怪”形象,它是产生于近代或当代,一些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达达主义的总称.......一切颠覆经验,或威胁既定艺术形式、美学的艺术方式或内容均可进入这一敌意的“增补”中。
“所有的艺术都是当代艺术”不仅仅是一个比喻,更不是时间的“此在”,相反,判定“什么艺术不是当代艺术”,却是个政治性的命题。
回到原始时代,“艺术”被定义的初期,从“无艺术”到“艺术”的过程需要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将什么称之为‘美’”,一些非艺术的日常经验被进入“艺术”的诉求之中。
哥特(Gothic)与巴洛克(Baroque)作为西方艺术主流其中两支,究其词源即“野蛮人的(Goth)”与“怪异(Barocco)”
“艺术”的意义正是一些从“非艺术”进入“艺术”视域的过程,而不是重复其自身,这就是为什么应该重视《方形》开场不久之后,Christian接受女记者采访时所阐释的一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术语符号的原因(展览—非展览、“可展览性”、地点—非地点......),这些可归结于“原始生产性”,影片自我读解了不久后将要逐渐展现的自身,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再次向德勒兹致敬。
狭义地“当代艺术”一方面僭越其发生空间,另一方面,令“非艺术”闯入曾经“艺术”的空间(杜尚的《泉》即后者的一个论据)
狭义的“当代艺术”是拉康理论的一个实证,或一次预演,它预演了实在界如何闯入象征秩序之中。
鲁本·奥斯特伦德为欲“解读”电影者设计了一个圈套,从门、窗围成的拘禁构图到Christian女儿的啦啦队表演的舞台边界,《方形》不缺乏“方”的意象,但也意味着一个更大的,更为接近,且无处不在的“方形”就此被忽略,即观众正在凝视的,放映影片的银幕,除却“元电影”,少有影片会提醒我们注意银幕的边界与视线的禁锢,《方形》注意到了这个隐喻,因此在文本之外,同样属于“当代艺术”。
在这里,银幕=拉康所谓的“镜像”,影厅的灯光彻底关闭之后,我们将短暂地会回到镜像阶段前的那个婴儿的状态。
《方形》最理想的观众群体并不是第三国家的青年,也不是美国,而是欧洲本土的“中上层阶级”或被称为“白左”的知识分子,它们与“Christian”相同,“观看”即完成艺术的最终创作(或用“生成”更好一些?),在内—外相互审视关系建立之后,所有人都是艺术的一部分。
(二)、“方形”为什么是彼此互相信任与帮助的场所?
一个幽灵,犬儒主义的幽灵,在世界范围内游荡。
马克思的的“商品拜物教”逐渐被一种“犬儒主义”所修正,事情的关键点并不是“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正在做”,而是“他们清清楚楚明白,但他们仍在做”,犬儒主义展示了知识理性与行为理性的断裂,每个人都可能是犬儒主义的主体,康德在对“自由争辩”的补充中写道:“随意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必须服从”这样意味着:“在学术上,随意解构,但是,在生活中,服从权威!”——犬儒主义创造了一种“临时”的价值观。
真正驱动我们(犬儒主义者)日常行为的并不是我们思考之后的成果,更像是一个信仰机器:西藏转经轮或全自动榨汁机,我们只需要做的,是转动它或按下按钮——去“行动”罢!
Christian面临的并不是“在公共空间内服从,在私密空间内解构”,相反,公共空间内的“解构”倒置为另一种形式的“服从”,这意味着:在公共空间(日常的策展)之中,他不得不解构当下社会的冷漠现象,而在私下,实在界的异象“闯入”象征秩序时,不得不做出和所有人一样的行为,由于左派占据话语权与道德制高点,当下(至少艺术和思想界如此)的犬儒主义,被反向加密,《方形》则是依托于其“反向之反向”的结构。
一种拉康色彩更浓厚的解释是:“方形”之所以是我们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的场所,如同在影片《忧郁症》中人们为观测小行星与地球间距离所用铁丝围成的圆形框架,我们用“幻想”框定日常生活,“幻想”的另一重假面即是“经验”或“常识”,在“幻想”视域内,所有人都可以,都值得互相帮助。
“幻想”可以被解释为美颜相机的一个“滤镜”在“滤镜”中,实在界脸上的油光和痘痘都消失不见,在手机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完美的女(男)生,她(他)应被指认为“象征秩序”或“大他者”。
《方形》所关注的是幻想与实在界的失衡,现实与象征秩序的不对等,在“行动”(Christian挨家挨户投递恐吓信)的这一刻,他不得不借用同事Micheal的外套,因为他“不能”这样穿着西装进入,此时犬儒主义与“幻想”两种读解汇合——为了维护自身的公共形象,他不得不以“成为他者”的幻想去完成他身上不属于这个“Christian”(的超我)之特性——这是一种关于“共谋”的借口,我们不妨像一个功利主义者那样:就是“做”了。
在这个缓慢如同恐怖片的推镜头中,灯光不定的明暗构成了构图中前景—后景的二分法,阴暗的灯光随时有可能将他吞噬,Christian的社会性“自我”表征被取缔,他处于象征秩序—实在界,或者超我—本我的中间点上,此时在画外,也即构图的尽头(可延伸的画外空间内)一定会有狗叫声这一威胁性的元素,他或将向本我回撤,堕入混乱,淫秽的“世界之夜”中。
(三)、为什么奥列格会失控?
《方形》在晚会上模仿猩猩的奥列格的失控进入高潮,从线性时间来看,这一场发生在展览馆因“视频事件”造成公关危机之后,Christian参加记者招待会晚宴,它也许就处于宴会厅的某侧,但是在意义上看来,它仿佛被影片悬置,一场“无害”的危机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此时Christian的地位被奥列格取代,在之前,奥列格被囚禁于展览馆的影像装置之中(屏幕的边界又是一个“方形”!)。在展览馆公关危机爆发以后,欲望的客体,或“本我”的替身突然“闯入”象征秩序之中,后者随即解构。
在好莱坞流行的灾难影片之中,无论灾难“有害”或“无害”,灾难其本身往往承担“带来创伤的第三者”,无论是地震,还是入侵的外星人,在影片中,往往存在一条情感的暗线——灾难成为了其感情向度的实体,影片结尾,灾难离开,男、女主人公在一起——这是当下最为流行的“大团圆”结局。
我们完全可以以上的剧情架构看作一部校园题材的影片(更重要的是:如今这类题材的主人公也往往是青少年),,感情的“暗线”其实是明线,它满足(或“剥削”)了主要观众群体——青少年远离校园日常的诉求,却又保留了校园情愫的部分,
《方形》“无害”的毁灭性灾难——失控的奥列格,却仅仅是“灾难”的本身,一个真正的,绝对的主体,破坏象征秩序的“纯粹之物”。
在一些毁灭性的场景中(连同前面的某一幕:一场公开访谈被某位精神失常者的污言秽语打断),暗示了影片的结尾,“结尾”在这个语境中的含义并不仅仅用来表述Christian的离职或记者的尖锐质问,同样还有一个画面淡出的“结尾之后”的结尾,搬走的孩童被“象征化”,将可能以一种威胁性的他者姿态再次闯入——将会是另外一部影片,诸如《定理》或是《趣味游戏》,也许将会是《妖夜慌踪》?
(四)、《方形》的陷阱
从《我是布莱克》到《方形》,在观众对“回归艺术性”的诉求中,戛纳比柏林和威尼斯的否定更为坚决(但是《肉与灵》和《水形物语》真的因其艺术性获奖吗?)
再来看另外一个笑话;
“为什么你告诉我你要去克拉科夫而不是伦贝格,你就真去了克拉科夫?”
这个笑话来自弗洛伊德,之后被拉康引用,又被齐泽克再次引用,齐泽克认为“通过将真相表述为谎言,一种现象可以准确地讲述这真相”,鲁本·奥斯特伦德同样可以通过指涉“白左”的犬儒主义重构“真相”的地位并与自身划清界限,《方形》不会像《母亲!》或《圣鹿之死》一样,越过“政治正确”的底线。
再来看去年的另外一部热门影片:《寻梦环游记》
“冥界”的生存—死亡(同样是影片“危机”的建构)来源于墨西哥民间传说,或是拉康的“象征界死亡”,但最终通达至一个更为传统的家庭价值的回归:“Nothing’s more important than family”
拉康与“政治正确”(回应特朗普的“墨西哥禁令”)再一次成为了被“需要”的对象。
还需要结束语吗?如果有,那应当是“Welcome to the jungle,soon you will be confronted by a wild animal.......”
这将是当代拉康主义者的处境?
参考文献:
斯拉沃热·齐泽克:《享受你的症状——好莱坞内外的拉康》,尉光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
斯拉沃热·齐泽克:《齐泽克的笑话》,于东兴译,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1班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第1版 斯拉沃热·齐泽克:《自由的深渊》,王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吉尔·德勒兹:《运动—影像》,谢强、马月译,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在导演创作了《方形》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一下瑞典的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所决定的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政策。首先,瑞典的执政党是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绿党),他们以崇尚和平、环保、人道以及服务型著称。不仅如此,瑞典的人口构成一大部分来源于外来移民。瑞典人的身份背景让他们对难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感,毕竟自己的父辈原来也是移民。所以,在执政党以及人口构成两种因素的夹击下,瑞典成为了北欧国家中接纳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接纳难民的结果可想而知,瑞典犯罪率飙升,瑞典第三大城市马尔默已经成为欧洲的“强奸首都”。
影片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那一场原始野蛮未受教化的猩猩登堂入室,然而在座的绅士淑女们为秉承着“彬彬有礼”的道德准则对于一开始猩猩的挑衅保持着克制和忍耐;然而当猩猩拽着一位女士的头发将她拖到地上几乎要进行强奸时,终于有人无法忍耐出手阻止,之后众怒难平群起而攻之。 这一场戏同正在瑞典发生的事何其相似。
在种族的差异面前,瑞典选择忽略,却招致大祸。而电影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又何尝不是“过分相信他人”而使自己一次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开始丢手机和钱包就是相信了陌生人而被人摆了一道,然后找回手机也是因为错信了下属的话而惹来麻烦,之后博物馆的公关危机也是克里斯蒂安在忙于与小孩子的纠缠而无心听宣传团队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也是出于对宣传团队的信任?);克里斯蒂安显得有一些“too simple too naive”,他所熟悉的并且一以贯之的待人接物的方式让他在与其他的阶层的人交往的时候并不适用。并且克里斯蒂安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与其他阶级的人沟通。比如在和女记者在博物馆里的对话,他轻蔑地嘲讽女记者为那一种跪舔位高权重者的女性。又比如说即使他在公理上站不住脚也拒绝向在年龄、阶级上和他有差距的小孩子道歉。克里斯蒂安的“傲慢”、“自视甚高”、“言行不一”是所有上层人士的臭毛病。不过他最后将小孩子推下楼梯的时候终于良心受到谴责,甩脱了“上等人”的包袱,翻越了象征着“阶级”的栅栏,不顾自身形象地垃圾堆里寻找记有小孩子一家联系方式的纸条。在那一刻,他冲破了阶级的桎梏,实现了自我救赎。可以说此处的古典配乐的运用真的是神来之笔,将克里斯蒂安前两次听见“help me”冲下楼的压抑一扫而光,让人同主人公一样内心获得解脱从而舒畅无比。
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需要跨越种族、宗教、阶级、性别、健康还有价值取向的差异。《方形》就是突出了阶级的差异,方形以内与方形以外的人无法沟通,上层人们诉诸的“政治正确”下层人民根本不买账。除了阶级的差异,还有是价值取向的差异。因为身处于这个追求“individuality”和“freedom”的世界,大家所笃信的东西皆不同,并且除了约定俗成的公共契约,没有行而有效的道德体系去约束每一个人。道德的界限模糊不清。政府本来扮演的教化人民的角色随着公信力下降显得越来越羸弱。在这个各行其是的时代, 西方所倡导的“人权”好似空中楼阁,乌托邦似的,根本没有实践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还能跨越身份的藩篱真诚沟通、相互信任以及互帮互助吗?电影只表现了由于身份差距而造成的道德困境,以及讽刺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并没有给出特别清楚的答案。而我是支持性善论的。性善论是不会考虑到你的宗教信仰、政治主见、阶级地位的,是对一个本真的人而言的。在你选择相信别人或者产生助人行为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忘了“政治正确”、忘记身份上的偏见,忘记种种之后会在大脑中构成的结果,可能只是凭自己的一时意气吧。 瑞典的难民问题更多是决策的问题,应另当别论。
最后送上孟子的一句话。“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是孟子的四端说,是性善论的依据。
影片以各种缓慢的铺垫徐徐展开,路边乞讨的人衣冠楚楚的路人,来艺术展进行人类高级活动却不尊重厨师的人群,内心认同威胁信却希望借别人之手做自己觉得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的主角。讽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让观影者在影片进行中不断发掘,感到那种脑子里“叮”的一声声,来继续漫长的电影。
当然全片都在讽刺Christian真实可触的虚伪,但我感觉兽人的晚宴,楼梯里跟小男孩的冲突,这些有点过于刻意了,导演就是这样重复重复转圈圈地给自己的花瓶打磨上色。
片中一大烂笔,跟女记者的情节,讽刺利用权力征服女性上床的男人。仅仅因为女记者说自己不常跟人上床就一下子变无辜了?一次hookup从头到尾互相没有强迫,你情我愿,为什么事后要背上道德的负担?为什么男性要因为自己的先天性别cliche成为被谴责的一方?真正的男女平权是不预设立场,把一男一女当成两个“人”来看待。
继续大部分无聊无聊俗套俗套,直到辞职发布会,“是不是因为担忧而进行的自我审查?”精彩的一个问题!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什么,十几秒的爆红视频并不十恶不赦,为什么一个人的命运要因此改变,并且这个人还要逆来顺受,接受这个社会虚伪的逻辑。如果导演此处站在提问记者一边,配合前面的女记者事件,这是导演在选择性自由主义吗?
另外Christian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参与视频内容的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参与视频讨论的同事始终躲在事件背后,犹如在兽人宴会上安静的旁观者。
最后感觉选这样一部片做金棕榈也有点刻意的尴尬,如果为配合当前社会环境而着意选择此片,或者至少它加了分,是不是也是制度性歧视其他的优秀作品,鼓励八股文?
难道不是组委会配合电影,续的一个真实世界版的超现实主义的自我嘲讽?
当政治正确的当代艺术遭遇语境转移,当平权离开阶级的庇护……坍塌的不止是博物馆那个巨大的魔方。
距离上一次正经八百写影评已经好几年了,上周有幸参加平遥的首届国际电影节,八天里每天超过10个钟头坐在国际放映标准的影院里看4K乃至巨幕上的非商业片儿,彻底激起了我早已麻木的观影体验——要知道,自从若干次出现2D票必须换3D场的坑爹经历,我已经很久不进电影院。
这篇儿不是单纯的影评,出于喜爱,我想捋一下电影《魔方》中的三个艺术展和电影叙事的关系,毕竟,作为一个艺评人,总得有点儿专业态度。
【电影里的三个当代艺术展】
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博物馆里的采访。
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博物馆馆长Christian,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其艺评文章里的拗口用词。Christian解释半晌之后举了杜尚的“泉”做例子:博物馆对于艺术品来说,就是全部的意义。
作品A、景观装置
如果没有记错,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某位艺术家把自身用品或垃圾做了多年的积累后,重塑成型,并堆砌成景观类装置作品。墙上的字是“YOU HAVE NOTHING””。
在电影里,这个作品从第一个镜头就被置为访谈的背景,中途多次出现游客参观、清洁工打扫的画面。
作品B、大猩猩(视频+行为艺术)
说的是“大猩猩”,由人类扮演的大猩猩,展示野兽的自然习性——其实也是艺术家或者导演对“人类兽性”一面的某种暗示。
值得一提的是,“大猩猩”的扮演者是《猩球崛起》的动作指导,也是一个著名的研究猩猩的艺术家。由他在本片饰演的“被艺术家豢养的类似大猩猩的人”,在高潮部分的表演,足以震撼荧屏内外。
作品C、魔方(方形)
Christian策展的阿根廷艺术家的作品“魔方(The Square)”的作品理念是这样的:方块里是一个信任和关怀的场所,走进它的内部,我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魔方》是贯穿电影始终、一直在包装宣传层面还未正式开放的重要展览,除了博物馆里的展厅部分,还有广场上的公共艺术作品。为了“布展”也就是将“方块”安置在广场上,电影开篇推翻了一座中骑士形象的雕像作品。
显然,骑士雕像是一种英雄崇拜的指征,而“方块”的代替,则是打破个体异化,提倡人人平等。换个说法,就是西方政治哲学里的“平权”意识。“平权”的本意是帮助少数及弱势群体,消除歧视;但是瑞典原本就是一个高度平等的国家,为什么影片还要挑这样一个话题?
要知道,在很多国家,过分强调和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早已遭到多数人的逆反心理,也由此出现一个词汇:“逆向歧视”。
回看展览《魔方》,从策展角度来说,一个展览,一旦涉及到公共艺术,面对的就不仅是进入博物馆的那批观众,还需要各阶层、群体的关注,甚至全民参与和讨论。当代艺术面对大众观看并不困难,毕竟,除了周一,博物馆每天都要开门,进门的人大部分都会参观所有展品;只是进门参观的人非常有限,当代艺术走出博物馆变成公共艺术,难在如何“引起关注”。于是博物馆主动出击寻找宣传和包装的方案,试图把这个作品的开展,作为一个话题在社会上引爆。
你看,一个相信艺术品只有在博物馆里才有价值的馆长,竟然试图让展馆里的作品,走出博物馆获得全民关注。然而,他的采访里并没说错,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影片开启失控模式。
《魔方》是首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参展影片里实力最强的一部,载誉“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既然是个电影,又是个国内上映遥遥无期的艺术片,那就索性用“艺术观看的角度”拆解一下剧情——就着那个艺术博物馆的背景和展览们。
《魔方》这个电影虽然有一条事件感很强的主线,却并非线性叙事。尤其是,从第一个镜头起,就透着一股子并不想让人看懂的“当代艺术”范儿。
影片主角Christian是瑞典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精英阶层、著名策展人,离异,开特斯拉。影片说的是Christian在广场上被碰瓷团伙盗走手机钱包,费尽周折粗暴找回,最后想要弥补“错误方式”造成的恶果。在这条主线上,身份和立场差异导致的人与人的不沟通、不信任,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日常“车祸”,而现代人社交恐惧的源头,在“车祸”中被镜头放大得纤毫毕现。
1、Christian上班路上在某广场遇到一个碰瓷团伙,当Christian面对未知威胁,在全员漠视的人潮中试图伸出援手时,“求助者”掳走了他的手机和钱包。
博物馆里,Christian的下属,一个年轻的黑人,对手机(开启了定位功能的苹果机)事件极其兴奋,主动跟踪定位,自告奋勇帮助Christian寻机。而方案是,给某栋被定位的“贫民窟”群发打印的威胁邮件:小偷,你被定位了,到XX便利店交还手机和钱包,注明XX收。
Christian被这个荒唐的方案说服了,带着同事找到那栋大楼。不料同事执意待在特斯拉里看车,Christian只得独自上楼发邮件。
上楼之前,Christian问他的同事,我还能相信你么?
2、Christian请的外宣团队来博物馆开会商讨《魔方》的宣传方案。值得一提是,一个画风奇特的老男人出现在会议上。在Christian的团队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拎着一个吃奶嘴的婴儿一起上班和开会。这个画面在电影里被多次强调。没错,这是典型的自由、开放、平权的象征,还会让人艳羡艺术家的浪漫——“艺术家”的身份往往会掩盖一切不合理,就像在艺术馆里,面对金箔和废纸,我们会一视同仁。
婴儿的出现,让这群拥有艺术界绝对话语权的人,显得过分随意和家常——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决定了“马桶”或者“垃圾”是否放在聚光下被我们解读成艺术。
3、第一个和艺术有关的“车祸”是在接下来的展览开幕酒会上,Christian发表完激动人心的人演讲之后,请出大厨介绍菜品,可是并没有人想听,艺术界的高端宾客纷纷涌向餐厅。茫然无措的厨师忽然大吼一声喝住人群,随即讲完菜品介绍。
为什么馆长站在这里侃侃而谈宾客都会驻足倾听,而厨师站在这里却被当做空气?
你看,即使是博物馆筛选出来的群体,也会出现无法倾听的尴尬。博物馆内的权利意识在这里出现第一个车祸。
4、作品A的作者在博物馆的论坛区接受公开访谈,观众席中出现一个口吐侮辱性词汇的妥瑞氏症患者(不自主出声、怪叫),又是平权意识的左右,不仅没有人去劝阻或者把他带离现场,还有一群人帮腔解释病人的不自控,并要求大家理解以及假装没有听到。
这段长达五分钟的访谈现场,像极了行为艺术。主持人、艺术家、观众,以及屏幕外的人,在一声声“表子、狗屎”的辱骂中,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沉默着。
道理上没毛病: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以及老弱病残孕,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义务,包括在一个艺术殿堂里听一场论坛。这是平权的基本。但是为了照顾老弱病残孕,而牺牲掉的一部分人的权利,比如正常听讲座的权利,是否又违背了“平权”的基本概念呢?
博物馆里的第二场车祸,仿佛上一个车祸的高端版本,这一次,众宾客选择了忍耐。
——此处假装有截图——
5、虽然发邮件那晚的经历极其不快,Christian的钱包和手机竟然完璧归赵。极度欣喜的Christian在博物馆的派对上疯狂作乐,随后和那位采访过他的美国女记者回家。在她的家里,极其荒诞的场景出现了:一只兀自走动,假装没有看到他们,坐在客厅里画画涂口红的黑猩猩。
关于猩猩这一段,隐喻的是男主在女记者家中看到了他的“本我”。而他在本我暴露的同时,忽然有了遮羞的念头,也就是自我的回归——于是他的本我在涂口红,看报纸,慢慢变回一个理性的人……然而门一关,本我在性欲支配下又占上风。
在“文明猩猩”的窥视下,Christian和女记者在床上做完兽欲大发的苟且之事,又因为争夺避孕套的处置生出另一波尴尬。
6、Christian被奇怪的一夜情和便利店出现的第二个寄给他的“邮件”折磨得心神不定,没有心思讨论即将上线的宣传活动,草草打发给同事。
而这个讨论的决定是,给即将开展的《魔方》做一个和作品理念完全相悖的网络宣传,利用恐怖视频的效果在YouTube上赚取病毒式的传播和关注。
宣传的事情分给专门做策划的公司原本是个很正常的理念,毕竟术业有专攻——但是,这个展览关系到博物馆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的语境转换,作为策展人和馆长的Christian,明明非常了解“艺术品一旦离开博物馆就什么都不是了”,却任由外宣公司重新包装“方块”并放在YouTube上——他们聘请的外宣公司,不过是YouTube上做热点小视频的二人组合(此处也算是个Bug)。
7、展览A再次发生车祸,这次是真的。
有人来告诉馆长,他们的作品A被清扫车碰坏,需要联系保险公司;Christian立即阻止,要求同事不要声张,关闭展览,晚上按照片复原。
对Christian们来说,博物馆就像他们的第二个家,进入这个让人安心的庇护所(另一种概念的魔方),他们的身份是稳定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舒适感让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具——正如他们带着孩子去博物馆上班那样。
8、女记者到博物馆找到Christian,执意和他探讨那一晚(一夜情)到底发生了什么。看到女记者,Christian下意识认为自己遇到了每个名人都会遇到的麻烦,比如勒索。然而女记者只是告诉他,她觉得自己爱上他了。显然,Christian并不相信。
就像Christian遇到作品A被损坏时做出的决定那样,面对女记者的逼问,他选择不承认、不沟通和不相信,试图把一夜情当做没发生过。
9、Christian收到的第二个便利店“邮件”来自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小男孩。男孩因为群发的邮件被自己的父母当做小偷,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男孩儿一再寻找Christian,希望Christian向父母澄清自己不是小偷,遭到Christian的拒绝。
Christian在家门口赶走了男孩儿,却被自己女儿的到访吓得不敢开门——一个堂堂博物馆的馆长,在自己的家里,竟然恐惧一个贫民窟的孩子。他害怕什么?
10、这时,博物馆外聘的小视频组合做出来的宣传片儿在YouTube上火了。外宣公司的宣传方案是,让一个五岁的金发小乞丐抱着布娃娃走进这个方块,并在这个方块里被炸得粉碎。
一件博物馆的艺术作品,竟然把乞丐、白人、儿童和恐怖事件联系在一起,视频立刻激怒大众并引发病毒式传播。影片的气氛随即到达高潮。
(这里解释一句:“金发白人+乞丐小女孩”作为恐袭目标的特征,触怒的是因为“逆向歧视”而早已憎恶“平权”的大多数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贫穷无产阶级。)
11、《魔方》的高潮部分是一个看似和主线无关的独立现场。在博物馆的宴会上,作品B“大猩猩”的现场行为艺术……表演。
“大猩猩”入场之前,有声音对宾客提示:“这是一个假想的森林,会有危险发生,请大家按照森林法则求生”,众宾客仍然以为这仅仅是一个餐前真人秀的表演。随着表演者的情绪调度,宴会现场逐渐失控,被冒犯的艺术家和一些宾客愤然离席。“大猩猩”随即控制整个宴会,成为森林之王,紧张的情绪蔓延开,所有人噤若寒蝉……直到“大猩猩”几乎当众强奸女嘉宾,终于有人反应过来,爆发,一拥而上,暴打异类。
如果回忆起前文的猩猩,你会发现,上一只真的猩猩在两个疯狂苟且的人面前坐着画画;而这次的假猩猩,却在人类的高雅殿堂上兽性大发。
除了两个荒诞场景里“真假猩猩”的互喻,这一幕与之前的某些场景也颇为相似——被妥瑞氏症患者打断的艺术论坛。那位妥瑞氏症患者和这个扮演大猩猩的人一样,都是周围这些“高雅艺术的欣赏者”害怕沟通的异类(少数裔)。
无法沟通,是因为多数人对自己的身份过分维护,害怕任何当众行为会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不尊重平权)。与其说他们是害怕阶级对立,不如说是他们害怕自己变回对方的阶级(出现对方的举止)。
“大猩猩”用一个失控的表演,成功地把现场的“高雅人士”统统拉下文明的神坛,返回兽性的森林。现场爆发一段众多礼服男围殴异端分子的“粗鄙行为”。
如果你看懂了这个行为艺术,这个电影里所有的“不合理”的存在就都有了解释——平权,的确存在于类似博物馆这样的高雅殿堂,也就是“魔方”之内,但是,当无法沟通的异类进入这个魔方,众人呈现的“集体失语”其实源于恐惧,也是他们在“魔方”之外,对他人或弱者选择视而不见、不听不信的那个恐惧——恐惧他们持有的文明、高端、正确的“标签”会被人碰掉。
12、失控的宴会之后,剧情从一开始的拒绝沟通,开始转向弥补性的沟通。
当Christian在家门口再次遇到贫民窟的男孩儿,他失手把孩子推下台阶,而这一切都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看在眼里。
终于,他去门外的垃圾堆翻找被扔掉的男孩的联系方式。就像他按图复原自己的博物馆里的“垃圾堆”一样,这次他进入一个真正的垃圾堆,试图掩盖自己的过错。
找到电话号码,Christian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摄像头,录制了一段演讲般的措辞:对不起……我是犯了错,但这些错误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是社会的错……
你看,Christian们并不是放不下身段,而是和他们的身份地位根本就无法分开。当他面对一个被他伤害过的小男孩,试图开口道歉时,却在长达几分钟的时间里几乎没说过人话——为自己辩护开脱以及向社会转嫁责任,是Christian们的惯性。
13、Christian在新闻发布会上道歉并宣布引咎辞职时,被愤怒的观众追问到哑口无言,还是油管视频组合的认责声明挽救了他。随着记者对展览详情的追问,Christian顺势给《魔方》做了一把广告,尽心尽力地介绍《魔方》和艺术家的真正意图。在Christian的官方发言中,一切仿佛又回到正轨。
你能说Christian是对艺术或者他人漠不关心的那类人么?当然不是!Christian们秉持环保理念,关心弱者,爱护孩子,对冷漠广场上对求助者施以援手……虽然他从未“忘我”,可是你看到了,他分明是以社会道德和身份职责为己任。
14、终于有一天,他带着孩子们路过那栋他群发过邮件的楼,带着孩子们一起上楼,敲开一家门,道歉。独居的老人说,从未拆过没有收件人的邮件——而他们找的小男孩一家,上周就举家搬迁。
故事就这么结束。Christian试图弥补的结局戛然而止。
在平遥电影节最后一天认真二刷的两个多小时里,我有一个钟头都在如坐针毡。抛开《魔方》的剧情,就不难看见,影片中所有的失语和荒诞,都在直指我们每个人的身份意识。
而当剧中人物真的忘记身份,传递出来的,又满目荒唐:比如Christian和街头乞丐的若干次沟通和互助。是的,互助。没有“情感投射”的互助行为,是影片中隐藏最深的真正“平权”意识——无论是求助方还是施助方,都是“你有钱,分我一份;你有时间,借我一点”的理所当然。事实上,这种互助行为,通常发生在相熟的同事、朋友之间(同阶层),然而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精英和乞丐。
影片中所有突发情节,表面上是搞笑的包袱,镜头语言却是行为艺术的犀利。就是那种,放大社会的荒诞、人性的不堪给你看,看到你不忍直视,艺术家却一直在演,导演也并不喊停……没有反转或者结局的提示,你甚至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然而面对巨大荧屏上的“真实”感,你却不得不一直反思,一直看。
比如这个影片里,长达五分钟的Christian楼上楼下的塞邮件;
长达五分钟的艺术论坛上的侮辱性谩骂;
长达五分钟的两个油管小男生的尴尬项目演示;
长达五分钟的女记者对Christian的“事后”追责;
长达十几分钟的“大猩猩”的宴会“表演”;
长达十几分钟的记者发布会上的问责和解释……
事实证明,该片的重复观看会对影片的人物设定产生生理不适。这些全靠表情动作的单一场景、单独叙事的镜头,撕碎了电影的连贯性,也严重考验了观众的耐心……却渐渐显露出“行为艺术”的本质——唤醒。
回顾影片开头,Christian在广场上放置代表着信任和平等的“方块(The Square)”,又在广场(The Square)上被骗,这大约是导演玩儿弄的文字游戏——“平权”这个概念,在政治正确的高压下,早已被掏空本质,变成“失语、失信和互恐”的源头:少数人因此变得无所忌惮,更多的人都在尽可能收缩回自己的阶层(群体)里,无视他物。这导致了真正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变得越来越差。
如果“平权”这个概念真的有用,唯一的出路已经在《魔方》中得到体验:变成TA。无论你的肤色、信仰、种族、健康……是什么,你只需要变成你的交流对象,和TA处在同一个森林(方块)里,按照TA的方式去调整自己的语言、动作和思维方式和TA交流。主动变成TA。
馆长说的没错。你变不成TA(更好的),都是社会的错;而TA变不成你……
那个惧怕十岁小男孩的博物馆馆长,你以为他怕什么?他害怕男孩的家长有暴力倾向,害怕被不知底细的人勒索,害怕贫民窟的门内,住着一群向他伸手的人,就像他在便利店里遇到的乞丐。当然,他更害怕的是男孩的出格举动让他受到非议,就像他会害怕黑人同事的不可信任,害怕美国女记者打扰自己的生活。他所害怕的,和“社恐”人士所恐惧的其实一样——看不到你的底线,我没办法和你说话。
你以为只有博物馆馆长才会珍惜自己的名贵羽毛么?
其实,你我和他一样。
难民、罗姆乞丐、性别平等、家庭关系、特定阶层的伪装、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公关的悖论。。。Ruben Östlund在2个半小时中要说的内容太多太多,有些是其从瑞典社会内部看到的问题,有些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思考和投射。与更有聚焦、主题更脚踏实地、手法更大众化的前作《游客》比起来,本片显然刻意不讨好大众,而是趋向那条众多“装逼”欧洲导演前赴后继、乐此不彼的严肃“政治艺术片”道路,不为娱乐大多数人,而是只拍给“看得懂”的少数人看——只是在穿插冷暖幽默和尴尬桥段时才照顾到我等局外人的观影体验。一句话,这样的出发点和成品,未受标榜大众口味的好莱坞的青睐自是意料之中,或许也在导演计划之内。
那么Östlund真的是想让大家懵逼吗?那我们就偏来试试能不能看懂。
难民
影片开头,男主角亲历的那场“托儿”行窃记在瑞典这个北欧社会并没有很大的代表性。说的政治不正确一点,生活在福利社会中的公民还需要去偷个钱包和手机来养活自己吗?虽然小偷二人组(抑或是三人组?)一看就是瑞典人,但后来黑人小哥助手帮忙手机定位找到的那栋难民移民楼却可能更符合大多数人的联想和推测。在这栋楼里群发控诉信的奏效还有之后那个气势汹汹地出现、要找男主角讨个说法并为小哥鄙视自己移民口音愤怒不已的沥青发色小男孩(实在是佩服这位小演员黑帮大佬般的派头和演技)以及男主角对他的态度则将瑞典的难民问题进一步展开了。导演想要让大家思考的问题似乎是,难民难道是所有犯罪问题的罪魁祸首吗?考虑到前几年瑞典成为全球人均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被不少国外非主流媒体看好戏地按上各种夹杂着恐惧、偏见、幸灾乐祸和别有用心的误报,被天朝人骂“圣母婊”,那么客观地问一句,他们的政府有没有勇气将问题摊开、一分为二的说,而不是一味政治正确以至更加激起非议的逆反心理致使后者蒙头奔到黑呢?在影片的最后,男主角是不出所料地与自己对难民的嫌隙和解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要找到答案并不容易。
罗姆乞丐
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习惯用“吉普赛人”称呼那个似乎只在电影和小说中出现的欧洲流浪民族时,西方早已摒弃了这一被认为带有歧视性的名称,代之以更“人性化”的“罗姆人”。随着欧盟内部边界的开放,血液中貌似流淌着随遇而安基因的罗姆人自然不能落后于其他因工作、学习、家庭等原因在欧盟内部搬家的公民。于是乎,只要你两年前去瑞典,几乎在每座城市的每家ICA超市门口都会看到一名坐在门口泰然自若地乞讨的罗姆人。你说,这让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闻名的瑞典情何以堪?政府不能下达命令驱赶这些罗姆乞丐,但人们又不能无视这一道道让人尴尬的城市风景。在影片中,作为从丹麦来的成功移民代表的男主角和这些不怎么受待见的罗姆移民的几次互动就非常值得玩味。前者是一副西装笔挺的人模狗样,后者则是衣衫破旧的乞丐相。然而,一开始高高在上的人模狗样却两度被乞丐相强行拉低了姿态。但导演并不满足于简单的讽刺和说教,两个前后出现的不同乞丐的对比像难民一样,将罗姆乞丐问题也一分为二地展开了。第一个乞丐可以在7-11便利店里向男主角理直气壮地提出点单要求:chicken ciabatta(一种鸡肉三明治),还不要加洋葱。第二个却在向男主角乞讨遭拒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在他向其他衣着光鲜的商场顾客求助无果后,帮他看管大包小包购物袋,以便他去找女儿。有了这一对比,你还会觉得罗姆乞丐讨人嫌吗?是也不是。就像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一样,没有谁可以一概而论。
性别平等
说性别平等这个词可能有点泛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权力博弈,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男主角和美国女记者在对两人(性)关系的处理上。在#Me Too风起云涌的当下——更不用提在以男女平等为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当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瑞典——男主角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被揭露的对象:利用自己X-Royal博物馆馆长的地位和身份,诱使与他有工作联系的女记者上床,之后销声匿迹。但事实上,一边,男主角似乎实在是对自己说不清有多少真实欲望又有多少勉强配对的酒后乱性感到尴尬;另一边,在经历了这段一夜情之后(或者在经历之前就已潜伏着萌芽?),女记者却对他产生了一定感情,并希望进一步发展。说到这里,是应该讨论是否更多男性可以有不带情感的约炮,而更多女性则会选择与喜欢的人约?还是应该探讨某一个性别的社会身份在对异性的吸引力中究竟会占多大的比重,如果再加上有颜值呢?结果到底是你情我愿,还是权力博弈?孰是孰非,就和Catherine Deneuve在#Me Too风潮中带头的那股非常政治不正确的逆流一样引人争议,也让人深思。
家庭关系
影片中男主角和两个女儿的关系让人禁不住联想到讨论两性的家庭责任的《游客》。在那部前作中,父亲因为在以为要遭遇雪崩时,本能反应地扔下妻子和儿女,自顾自地一溜烟跑了,在剩下的旅程中一直被妻子和一双小儿女嫌弃,整个夫妻关系甚至陷入了危机。本片似乎是前者的续集,父亲最终没能保住婚姻,在轮到他照顾两个女儿的这一周里,从一开始女儿之间的争吵,到被女上司训斥、被难民小男孩堵在家门口讨说法而对男孩粗暴相向,种种这些都尴尬地被女儿们看在眼里,直到最后他带着女儿主动去那栋难民楼里试图找男孩进行和解,才给他和女儿的关系勉强画上了一个圆圈。
特定阶层的伪装
时尚的西装、炫酷的特斯拉,甚至潮流的红边眼镜,都构成了男主角博物馆馆长的社会形象。但这些华丽的衣着下面,却是一个因为被偷了手机和钱包就把定义自己的受害者身份作为工作要务的俗人,一个可以一边在自己博物馆的艺术作品中讨论信任和关爱问题、一边却看到罗姆乞丐就说没带现金的两面派。插一句,在现实生活中过,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当过这样的俗人,也当过这样的两面派,无所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而在影片中,以男主角为代表的这个特定阶层(称之为中产阶级也好,精英阶层也好)的伪装在那位猩猩模仿者的酒会表演中被彻底撕开了。在充满了原始动物性和攻击性的“猩猩”面前,这群衣着光鲜、正襟危坐的客人都在等着用牺牲别人来自保。在面对某些个体受到攻击呼喊救命时,担心受牵连的周围人的全体噤声或许无可厚非,就像电影镜头一遍遍掠过的那些乞丐和流浪汉,一次次出现的“拯救一个生命”的画外音,如果这些别人的厄运与己无关,那么有多少人会去在意,会主动去伸出援手?这里再次无关身份和地位。但影片中另外几处尴尬却是与身份和地位相关的。当一群VIP前一秒还在或静立或姿态优美地半转身端坐台阶听博物馆馆长发言然后掌声雷动,下一秒换厨师上台就不顾礼貌地乌央乌央散去,致使厨师忍不住大吼一声时,当与“镜子和碎石柱”艺术家的对话被一位所谓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的秽语辱骂不断打断,主持对话的博物馆女士(本人也是被辱骂的对象之一哦)却还要说“无论观点如何,欢迎所有人”,有观众甚至一本正经地向其他人呼吁“请大家宽容一些,那人正遭受神经紊乱的困扰”时,厨师和患者显然成了《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剥开了这群涵养优秀人士虚伪的外衣。
当代艺术的故作姿态
当代艺术似乎从来就不是以让普通观众看懂为目标的。影片一开头,女记者对男主角的提问说出了像我这样一向对所谓当代艺术持极端怀疑态度的逆反心理症候群的心声。她让他解释博物馆官网上的一段话: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An evening conversation that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e ‘exhibitabl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ness in the spirit of Robert Smithson’s site/non-site. From non-site to site, from non-exhibition to exhibition, what is the topos of exhibition/non-exhibition in the crowded moments of mega exhibition?”
“展览/非展览
一场本着Robert Smithson的场所/非场所精神探索’可展览的’动力学和公共性的建构的夜谈。从非场所到场所,从非展览到展览,什么是宏大展览拥挤时刻的展览/非展览传统主题?”
这样一段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当代艺术展览的介绍中。来看看作为博物馆馆长的男主角是怎么回答的吧:
“如果你把一个物件放到博物馆里,是否就会使这个物件成为一件艺术品?”“例如,如果我拿走你的包,把它放在这里,这是否会使它成为艺术?”
这个回答太实诚了!按照它的逻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例如,在“碎石柱”展区不小心把展览物件(碎石)当垃圾扫掉的清洁工小哥(害得博物馆女士差点要去找保险公司处理),或者那位在观众席中犯病的Tourette神经障碍患者,也可以是把金发乞丐女孩投入方形并将她炸得粉碎的公关公司,甚至是在酒会上“配合”猩猩模仿者演出的所有在场VIP们。那么当代艺术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愉悦或刺激观众和消费者的视觉体验,美化或丑化他们的生活,抑或是向当代社会提出实质性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如果这些效果都达不到,那么艺术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公关的悖论
话题性是传媒最喜欢的一个关键词,而投合传媒的喜好又是公关的一大生存技能。那么如何制造话题性呢?影片中的两位公关小哥选择了利用女性、残疾人、受种族歧视人群、LGBT人群、乞丐、儿童。。。这些在社交媒体上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弱势群体。但这个群体也正是最需要小心处理的对象,因为一旦利用不得当,就会弄巧成拙,沦为政治正确社会的众矢之的,就像影片中的展览宣传广告一样——在把瑞典乞丐小女孩炸上天的同时,也把男主角从受人尊敬的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给拉了下来。但与此同时,由此争议话题引发的大众和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却恰恰达到了小哥们的公关目的。那么此次公关运动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你怎么定义了。
以上没有将信任和政治正确这两个显而易见的导演希望我们思考的主题单独拿出来讨论,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只是因为前者我个人不感冒,后者又太复杂和艰深,在自己没有理清头绪的情况下,不敢造次。
最后说一个电影最让我审美愉悦的亮点,那就是贯穿始终的阿卡贝拉和古典乐相衔接交织的背景音乐——亦庄亦谐,与画面的节奏相呼应,很好地衬托或反衬了视觉场景中正在发生的故事。
这部拿下2017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方形》(又称《自由广场》)其情节属于散文式的结构,它不是类型片的那种以情节点推动故事向前发展,而是以主人公的杂乱的生活经历为时间线。当然,好的散文都是形散而神不散,找到隐藏在故事里的“神”,便也解开这部电影的内核了。
我认为这部电影的核心便是一个“方框”,可不是艺术馆里造的那个,而是隐藏在其他什么地方的方框。
找它像是做那种解密游戏,得需要点耐心。下面我们就来逐段戏看。 当然,寻找和解密过程纯属本人的主观臆想,也许跟导演本人意图相差甚远。但我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动脑思考的过程中本人享受到了观影的无限乐趣。在此与大家分享。
1、开场戏:黑屏字幕+电子重音乐
好强烈的叙事黑屏画面!导演真的是一点不浪费时间!叙的什么事,看看后面的画面就知道了:躺在沙发狼狈不堪的人还没睡醒呢,耳朵还在耳鸣呢!想必昨晚Happy过了头。
再往下看,好强烈的反差:
2、采访
这下我们知道了,刚才那个熬夜 Happy 的睡沙发的男人是艺术馆馆长啊!你别说,把他搁在展厅的打光灯下,整理下头发,戴上眼睛,还真是个馆长的范儿!
采访中馆长自己做的一个譬如:譬如把你(指采访者)的包放在展厅里,是不是它就成了个艺术品了!呵呵,多巧妙的设置,馆长不就那包吗!
除此外这段戏还藏着很多东西:仔细看那女记者的装扮和状态:头发散乱,项链在乳沟上歪挂着,采访文件洒了一地,想必也没休息好;
还有她问的第二个问题:夜谈活动,旨在探索可展览性中蕴藏的动力...这个“夜谈活动”是什么?哈,想必开头那电子重音乐和呼喊声已经让我们初见端倪了。如果不过瘾,别急,后面戏还有!
3、撤铜像、布展品(The Square)
方框第一次出现,当然,第一遍看的人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都是局部画面,而且“方形”展品还在搭建中。好在紧随其后便是开篇电影名称:The Square
4、广场丢手机事件
这段戏演了个再俗套不过的偷盗骗局了,不在话下。倒是一些局外戏挺有嚼头:首先是馆长救完人后和另一个人互动的状态:俩人甚至还击掌庆贺了下,这哪是救人,这是做了场游戏。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参与这场游戏(要知道先前他们可是对路边的乞丐不闻不问的!)这全在于那个被喊出口的“HELP”。我隐约想到前场戏展品上的字: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help像是只脚,踏进了”方形“。
注意:到此十分钟,那句话已经出现两次了!(之后还会反复出现)
这场“丢手机”的戏看似让剧情进入了一种类型片的模式,它的确起到了一种对观众的牵引作用。但导演目的仅仅在此吗?当然不是,否则这片也不会折服戛纳评审团了!往下看——
5、两组参观者
一组去城堡的(几个中国人,听出来了吗),一组去展馆的。注意,第一组寻路时画外第一次传来了“野人”的声音。
6、宣传推广会
这段戏导演的手法极其高明!高在哪,听我道来——
我被动地把这段戏分成了两部分,其一是那两个广告公司年轻人说话的部分(这部分我彻底听走神儿了),其二是其他人说话的部分(还好没走神儿)。
为什么这段戏会对我造成这种效果,回头看第二遍我才恍然:原来是那个婴儿搞的鬼!注意,广告公司人讲的话正是关于“吸引眼球”的问题,而恰恰他们在说这个时,那婴儿抢了戏。
广告公司的人一停嘴,那大胡子老头说话时立马把婴儿最堵上了。没错,这足以证明导演的讽刺目的了!这种伴随着广告推广公司两个年轻人的讽刺随后还有的是!
另外,我们的馆长呢,我相信很多观众和他一样,心不在焉,还惦记着自己被偷的手机呢!没错,之前那场“偷手机”的另一个让人走神儿的作用发酵了!终于,宣传会末端,馆长憋不住了,跟众人说起此事。
7、追踪手机、送威胁信
这场戏整个过程很奇怪,你会发现被盗者没有任何愤怒和难过的情绪。相反他们在追踪手机、送威胁信整个过程里都很兴奋,他们简直就是在享受这个被偷后的过程。
直到馆长自己的车被人家划坏了,他们才开始担忧。可见,丢一部手机对一位上流社会的艺术馆馆长来说根本就是不痛不痒,手机和钱包对被偷者和偷着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有个小细节,馆长回家后洗澡,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号称父亲留下的纽扣。然而,那些威胁信已经发出了。
8、馆长演讲
在追踪手机和送信过程中,电影还插入了这样一段戏:馆长演讲。听得人一看都是知识分子、中产精英。讲的内容大概还是他们那个方框的概念,到场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在演讲结束后记得又来了个厨师长,向大家介绍晚餐菜品吗,厨师长介绍中人们纷纷开始离席...
前后形成强烈反差。差在哪里:一个是馆长,一个是厨师长。馆长在这个艺术馆里得到了身份的升华,很可惜厨师长没这么幸运,即便他也站在这个区域内,其身份还是个厨子。
9、馆长与乞丐
馆长穿过充满乞丐的街区,来到快餐店,询问是否有包裹的同时,不情愿地给乞丐买了个汉堡后离开。
这段戏我看到了什么:说实话,没有同情,没有温存,更没有怜悯。只有矛盾。什么矛盾,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从乞丐和馆长间的表情和对话便知。
10、艺术家演讲现场
演讲前有个小插曲:一个参观者要对艺术品拍照,被管理员制止。(这是否为之后清洁工误把艺术品扫去那场戏埋下伏笔?)
艺术家演讲现场完全被一个得了“抽动秽言综合症”的人抢了风头。挺尴尬的,那发作的人也挺惹旁人厌的。
那么,这位病人除对讲座造成了影响外,还有什么呢?后文自有答案。
11、馆长收到被偷包裹
自然,那些威胁信起作用了。馆长收到遗失的手机和钱包,兴奋之余还把钱包的钱全给了乞丐。没错,这再次证明馆长不差钱儿!他对穷人是否会伸手完全取决于他开不开心。当然他不会对他发出的几十封威胁信负责人。
12、美术馆之夜(夜谈活动)
如果没过足开头音乐瘾的这回可以管够了!还有画面。没错,这就是人家上流社会的“夜谈活动”:蹦迪、看手机、泡妞…(是不是跟《绝美之城》、《甜蜜生活》、《夜》里场景异曲同工)。
馆长和美国女记者的艳遇就这在这“夜谈活动中”产生的。值得讽刺的是,两人勾搭上的催化剂竟然是模仿那个“抽动秽言综合症”病人的动作语言。没错,对于一个称受折磨的患者来说,他对这些精英们的唯一价值就在此了。
13、做爱
这场做爱戏很奇怪:一是有个大猩猩在旁;二是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尤其是女在上时的表情);三是做完爱两人抢盛满精子的避孕套。这三点起初让我实在找不到北,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
待第二遍看后发现了一些细微的东西:女记者做爱时的表情和动作,那不就俨然一只大猩猩吗!再看看那只大猩猩做的事情:看杂志、描口红(之后戏),难不成导演用那只大猩猩暗示背后的女记者?两人事后抢避孕套就更好理解了,那体现出一个问题:就是馆长对女记者根本不信任!
14、宣传推广会
开会前电梯里的俩广告推广公司的年轻人很有意思:一个心思在自己扎不扎头发上,另一个则惦记着划拳谁赢谁输,估计输的就是那个得表演小孩儿被炸方案的人。
你能想象到吗,一件伟大艺术品的推广就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好有意思,最擅长用这种讽刺手法的人我觉得就是伍迪艾伦了。)要知道,往往一个点击量10w+的帖子也就是在这些人手里出来的。 而我们的馆长呢,心思早不在这了,于是,视频推广方案也就这么过了!
15、小孩儿大闹快餐店
发威胁信事件没结束。另一个小孩儿找上了门,他因这封威胁信被父母冤枉了!从这场戏可以看出,那个馆长的下属,提出发威胁信点子的年轻人,在遇到事后麻烦时完全是处于推责的态度。好在他对付的是个小孩儿(要知道人家划车的时候他屁都没敢放一个)。
至于导演为什么要在此选择一个小孩儿,而这个小孩儿的愤怒和表演又那么成年化,自然有导演的象征性意图,象征什么?到(23)场戏便知。
16、馆长与女记者
在两人发生一夜情后,女记者再次找上了门。在两人对峙之前有个小插曲:那个由一堆堆沙子构成的艺术品被清洁工不小心扫啦!这可不得了啦,助理都差点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哈哈,不知道我为什么想笑,我想起了前几年中国的一个新闻:某大妈在首饰店不小心把个价值几百万的首饰掰断了…
还是馆长稳,让助理照着原来照片的样把沙子撒回去。馆长行为证明:那不就是堆沙子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艺术对他来说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然,他们对待爱情和性也如此。好啦,下面就是女记者与馆长的长篇大论了…
17、馆长家中看信、女儿打架
馆长看的是大闹快餐店的那个小孩儿的回信,馆长的第一反应是笑了。
为什么笑,因为那是个来自小孩儿的恐吓信,你能想象到吗,字体应该也是小学生那种字体,换给我也会笑。但如果你能想到馆长写威胁信时的情节,那就是另一番笑意了:馆长也曾因电脑字体太孩子气而修改。
这个讽刺埋的好远。馆长和小孩子之间的对战,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对战,上流社会和底层之间的对战,就在这一来一往的恐吓信里演绎出来了。是不是有种哭笑不得的滑稽感! 紧随其后馆长的两个女儿回来了,注意,是打着闹着回来了。父亲极力地拉开了两个女孩儿,劝导、教育、安慰他俩儿…
自此,馆长对那个小男孩儿和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推责,后者负责)。这部电影关于那个方形的主题我想也开始慢慢显露出来了。
18、信任之屋(The Square)
我们再次看到了艺术馆的那件艺术品,再次听到了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没错,馆长的女儿幸运地站到了这个方框内,而那个小男孩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阶层的人却在馆长划出的方框之外。
这场戏是个转折点,什么转折点,馆长(男主人公)意识形态反思的转折点(或者说是他开始尝试信任别人的转折点)。
19、接广告商电话、求助乞丐
接广告商电话是告知我们推广视频点击量 30 万了,为下文做了伏笔。求助乞丐则是印证了上文馆长思维的转变:他开始尝试信任他划出的方框外的人了。
至此,馆长的方框理论要开始崩溃了!
20、宣传视频、员工谈话、艺术馆高层对话
这段宣传视频用来阐释现代媒体再好不过了:没目的性、利用弱势群体、吸睛、暴力…
看看我们身边的那些广告公司、公关策划公司、自媒体、电商…哪个不是如此!好啦,看完视频,在来看看员工们的反应,乐开了花,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想过担责!他们甚至对被骂有了超强的免疫力。
而我们艺术馆的馆长和董事会可头疼了!
21、野人表演
这场戏是电影通篇最精彩的,也是最让人不舒服、尴尬的戏。为什么,因为导演把艺术品搁到现实中了。试想一下:
如果把个古希腊人物雕像摆在广场上,即便那雕像是赤身裸体,露着夸张的生殖器,游客也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它,用高雅的举止去呵护它。可要是一个真人站在大庭广众下赤身裸体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更何况在此导演把个野人扔到了那些社会名流、高官显贵的宴席上。终于,那些文人雅士的底线被戳破了,就连馆长都受不了了!
22、小男孩儿大闹馆长家
野人刚大闹完宴席,小男孩儿就来大闹馆长公寓了。这次可不是试验艺术了,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这两场戏让我的感触很深:艺术到底有没有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我们到底还敢不敢相信那些被拉上台面的艺术家、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善良、仁慈、博爱了。这点在馆长家楼梯口体现的淋漓尽致。换句话说,台上一套,台下又是另一套,那此类艺术还有什么价值?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剧中的馆长也在矛盾挣扎中。
临了,他打发走小男孩儿后,自己在家中反复听到了不知从哪来的“help me”…终于,他出现在了之前那个空镜头里。
23、扒垃圾带、录手机视频
馆长冲出了自己的家门,淋着雨,翻越栏杆到了垃圾堆放处。
没错,他跃出了那个保护他的“方框”,而生活中的这个方框外的是什么:是贫穷、是危险、是底层人、是难民…
与其说之后的手机视频录制是给男孩儿的,倒不如说他在向男孩儿所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忏悔以及阐明导演观点(我认为小男孩儿正是代表了社会弱势群体):
我太自私了,莫不关心,先入为主…事实上,我是害怕那栋楼里的居民,害怕那些我印象中和你一样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那些负面的观念影响了我,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贯看法。因为我可以很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而且我想你对我们也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不同,在某个爆发点就会引起政治冲突。你看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我承认我错了,给你在视频里道歉,但你也得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宏观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知道社会上大约有1/291分之一的人掌握着超过一半的世界财富,个人会很容易产生不平衡…
馆长的话被另一画面打断了,是女记者和大猩猩,可惜女记者打不通了,这算不算馆长迈出方框外了?
24、记者会
这场记者会好有意思!上半场所有人都在谴责艺术馆的宣传行为,职责馆长的过失。可不知怎么的,一纸声明后,突然所有人的焦点就转移了,转移到艺术馆接下来的展览项目上了。
好戏剧性的转变,可仔细一想,现实中不就这样吗,过去的 2017 中国发生了多杀大事:江歌案、红黄蓝…可有几个社会热点持续超过一个周。这大概就是媒体,就是舆论。倒是艺术馆和那艺术家因祸得福了。
25、家中看杂志
这段我基本没看懂(杂志上写的和录音机报道没字幕翻译),但好像隐约感觉到,那个“方形”展品火了。
26、儿童集体舞现场
这段什么意思,我第一遍看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以然。第二遍才恍然:好大一个“方框”,我愣是没看到!
电影中反复提到的那句话(方形中是关爱与信任的圣所,在它的界限内,我们共享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终于在生活中体现了出来: 孩子们涌向方框内,尽情的展示自己,四位教练在一旁保护着他们,方框内,没有人会受伤(有没有点“麦田守望者”的感觉)。
至此,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方框”。
27、找小男孩儿
馆长再次走出了自己的方框,这次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走出的。他们去了那栋楼。又一个新的方框出现了,你看到了吗?!
三个人围绕着底部的方框为圆心向上旋转,伴随着主题音乐;底层的方框越来越远,上面的方框越套越多。(我都快被转晕了)
纵观电影《方形》,你会发现导演在结构上自始至终突出了两个对立面:即艺术与现实生活。很可惜,往往那些被概念化了的“艺术方框”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而生活中的方框我们却很难看出。
电影最终,馆长和两个女儿无功而退,留下那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没错,正想那主人公说的:这些问题个人都是无法解决的,这需要借助整个社会的力量。
撰文:太虚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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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还是觉得精彩绝伦。恰到好处的幽默,一场接一场火花四溅。最好的还是这个角色:博物馆策展人,有光鲜的生活、体面的工作、帅气的外型、自恋自私自觉高人一等却需要在商业、社会和艺术间找到平衡。奥斯朗眼中的瑞典显然分化是严重的,而解决的方式显然不是一句“社会需要改变”就能说完的
泰瑞诺塔里演猩猩真不是盖的,兽类的李.斯特拉斯伯格
在平遥国际电影节上看了一半,最近在网上找到资源才看完这部获得金棕榈奖的长片。不同凡响的风格,碎片似的结构,让观众一时难以看懂。不过耐下心想想,这还是部有内涵、有创新的作品。比起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智利的《普通女人》来说,它更值得被肯定与研究。
完全跟《游客》的内心刻画没法比…又长又聒噪。
在北大看的,影院全场笑声连连,记者控诉打压言论自由、自我审查(其实这是一个笑点)之后,现场再也不笑了。这一刻我觉得银幕就是那个方块。
还是很厉害的,用艺术撕下了现代社会所谓文明的外衣,讽刺的不只是片中那帮搞当代艺术的人和他们的作品本身,还有我们所有人,而且黑的很有品味。生活中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是如此,凡事有个一个价值观上的政治正确在左右着你说出来的话,那并不是你的真实想法,可能也并不是你的本意,但那是所谓的文明。
街上的乞讨者呼唤救命,我们对出卖尊严的廉价表演视而不见;房内的小婴儿哭闹不止,我们对司空见惯的撕心呐喊充耳不闻。有人冲出来窃取信任,有人咒骂着透支关怀。当野兽跃上餐桌,我们沉默着围观盘中之餐;当女孩踏进方块,我们兴奋着参与信息狂欢。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与信任危机,觥筹交错中化为笑谈。
在两个人类释放性欲(动物本能)一旁,真猩猩抹抹口红、翻翻画册(人类文明);在一群人类共赴晚宴(人类文明)面前,假猩猩赤膊上阵、动手动脚(动物本能)。
极致的讽刺但并不cynical,场面调度大赞,最后高潮的宴会戏几乎是让观众一起接受挑衅,这样的影片实在是太切合当下了
近十年来最有趣的金棕榈,就像一面中产阶级白左的哈哈镜,照出了西方精英人群袍子下的小。导演对“嘲”的尺度把握得刚好,打脸的同时放过了要害,基本上就是要你一脸尴尬而又不失礼貌的微笑,难怪会讨评委的喜欢~(看出是粗剪版了,再改改可能更好)
荒诞尬片。有好多场戏,拍得特别好,譬如手机钱包瞬间被洗劫,永远处在火山爆发状态的小朋友,还有海报上的野兽暴走夜宴。但组成一个整体时,电影昭然若揭的说教、和解和反省姿势,始终让人觉得知识分子的陶醉情趣太浓——就好比居家猩猩这一元素,我看到的,却只是一通老套陈词。
升级版厄德曼,高级尴尬美学,布努埃尔在21世纪的回魂;把中产阶级的精致生活升华成一场演绎艺术概念的行为主义,从布展的主动者到现身于大众视野的被展品,生活才是最大的玩笑,讽刺力量十足,冷幽默处处,如坐针毡;剥离衣冠楚楚,不外是执画笔咆哮的猩猩,「人性」在「兽性」面前的软弱虚伪。
除了戏谑没看出别的。。。戛纳这样也不会有出路。。。
我很废的一点是,看到喜欢的片子只会说 …… 喜欢啊!!!!!!!!!!!!!然后不喜欢的片子下笔千言。
片名应该翻成「方块」啊。导演为了黑移民或者难民,先把当代艺术和白左往死了黑,也是够拼的。这片跟「寒枝雀静」感觉好像,但并没有罗伊安德森那么强大的体系,显得拉拉杂杂的。不过喜剧上还是比罗伊安德森热一些……
自作聪明地抛出道德困境,继而在导演一厢情愿的预设下呈现所谓的冷漠与荒诞。影片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无论是当街见义勇为后顺走手机的尴尬,还是一介名流面对酒会兽人肢体冒犯时选择沉默以求自保,都在抽离的时空中显得失真与不可信。一部冒犯观众的电影,是的,我就是那个被冒犯的观众之一。
这部片厉害之处在于,瞄准了尴尬的人性时间差,把平日司空见惯的行为放到高对比的环境中戏剧性呈现,亢奋处抽离,闪光后断电,满地垃圾配古典音乐,故作高雅时兽性大发,难民乞丐有多冠冕堂皇,知识分子就有多落魄不堪,形式感上完全是反打方向盘,手法是自信地拧着来。
瑞典名流日常的一百件尴尬事
基于丰富文本的激进讽刺,用“方形”象征无形的社会界限。居于内的先是人,再是中产阶级;处于外的是非人类和弱势群体,内为了体现自己与外的差别,便开始建构“他者”用来对照自己,方形便是这种建构的法则。电影就是着眼于这个界限如何被打破,建构者在法则被打破时狼狈尴尬的过程。
四星半,这是一部属于知识分子的喜剧,知识分子更懂,讲的也是知识分子的尴尬与自嘲。而尴尬也是构成影片笑点的主要因素,它讲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和体面人的尴尬与他们引出的笑点。而最后一部分,则让这种嬉闹,从片中人的尴尬持续到观众,你才发现,被讽刺的可能不只他们,虽然会有点生气,但还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