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
看完海报下方罗列着的演员名单后，我就决定一定要看看这部片子。

一条红樱枪。
海报上视觉中心戳着一杆红缨枪，就像匡威的红五星一样有吸引人的错觉。有人说刘烨演得是一个中国版智障蜘蛛侠，很悲哀也很现实，当要让一个人毫无顾虑的行侠仗义时，编剧一定要把他弄得不正常喽，要么把裤衩穿外面，要么就是个弱智。导演很和谐，想用这种方式让人民反思，期待着古惑仔们看完电影以后扯起红旗闹革命，高唱国歌反社会。不知道是他在讽刺社会，还是社会会嘲笑他的“创意”。咦，社会是谁？
不过那条红樱枪还是给了俺一些乱七八糟的启示，记得有一个短板理论，但现在看上去红缨枪理论更适用：你可以脑子不好，你可以发型难看，你可以口条发木，但只要你有一条够硬的红樱枪，你就可以仗枪走江湖，去做为民除害的大英雄，然后扬名利万，万众敬仰，然后拍拍广告，上上通告，写写自传，安享晚年……社会在天天向上，现在不需要“五好学生”。

一个小水壶。
我想我受电视或电影毒害太深了，当小水壶出场时，我用大腿就想到了，必有这样一幕：这水壶一定要在战事激烈时失足坠地，老三一定要奋不顾身地扑倒在地，无视踹在身上凶狠的无影脚，无视被硬梆梆的鞋碾得血肉模糊地手。眼神坚毅，表情幸福，伸手紧紧抓住水壶，然后潇洒的回头，痛快地收拾着刚才放肆的混蛋们。嗯~不许谈论剧情了，以防变傻。
水壶是硬汉柔软的部分，“傻人”的幸福来得如此简单，守得也很粗暴和倔强。对于他来说，没有知不知足这一说，而是一种确定的幸福。当幸福来了他就乐，当幸福走了就自然的放手，不再活在自造的回忆里，爱好像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反义词。生命赋予人的本真的淡定，好像很难从酸甜苦辣中剥离出来，傻子也不例外，不过尝试着去做已经是一种很牛逼的壮举了。

牛逼。
每次刘烨非常认真地蹦出一句：牛逼。我都觉着这个词真的很牛逼。它给人那种自娱自乐、自我评判的精神是多么的洒脱。在公司做牛年贺岁片子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试图去探寻牛逼这个词的来源:据说是古时扒牛皮时，要在腿上切口，然后往里吹气，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一张牛皮，可有的人却吹到牛逼上了，这样你就是吹牛逼。反其义衍生，如果不吹牛逼时，那你就很牛逼。所以牛逼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也不用别人说给自己听，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就足够了。深沉点说，人生的终点只有你自己。自信和乐观地自恋对身心有益。
    傻人有傻福。生活不只一次重复地告诉我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它并不是劝人知足常乐，其实是对目标的一种心无旁骛的坚持，其实是不为自己小聪明所累的一种单纯追求。相信一件事比看透一件事更快乐。俗不？可耐！

  一个因救人脑袋收过创伤的退伍军人三儿，一个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香港文物贩子，一个满身是伤一心想要报仇的刑警，故事围绕着这三个人莫名其妙的展开，本身不搭边的三个人，因为一把要展出的岳飞的枪，被导演和编剧莫名其妙的搭在一起。
  虽然片名叫硬汉，但从整个片来看，给主人公三儿强加上硬汉的头衔，实属有点牵强，也许是受好莱坞大片硬汉形象的影响，怎么也没看出有点像阿甘的主人公是个硬汉。本来三儿在桥底教训小偷团伙，在码头教训票贩子的时候，倒是有几分硬汉的样子，可是镜头一转，三儿和小孩儿笑笑打闹嬉戏到一起，拿着红缨枪冒充嘎子，着实把他从硬汉的形象又拽回了嘎子，也许导演是想用傻子的执着去让观众感受国产影片“硬”一把，但硬要硬到底，用这种拙劣的方式想展示人物“硬”的一面，又想展示人物普通的一面，结果只展示出了人物“二”的一面，让观众感觉到三儿的硬不是出于那种执着的军魂，而是因为太二，虽然想借着港片大片硬汉的主题想让国产片勃起一把，谁知最终还是保持着阳痿的姿态去冒充“硬”。
  至于刑警大尤，一开始面对着死去的战友碎碎念，让我一时还感觉该片有“硬”的感觉，以为大尤会在片中，怀着战友被枪手杀掉的怨念与片中大反派斗争到底，可到中间，和片中大反派没有半毛钱关系的神枪杀手XX就被我们已经监视N久的大尤按到在地，没有惊险的追逐，没有刺激的枪战，也没有扣人心弦的你死我活，杀手XX被X了...之后本应该出现在最后的情节被导演安排到了中间，大尤面对着死去战友的坟墓继续碎碎念，什么给你报了仇之类的...哦，明白了，这原来是本片的另外分支隐藏情节，跟香港文物贩子阿黄没关系，跟有点二的三儿也没关系，本来有点硬的片子，演到这儿，又疲软了。直到一直跟踪文物贩子阿黄的小弟向他汇报跟该片有关系的案子的时候，大尤才和本片的主要剧情挂了勾，不过这时关于大尤的高潮已经过了，没法再硬了。
  还有文物贩子阿黄，他才是真正做了主要剧情的发展人，其他两位主人公打架的打架，报仇的报仇，只有阿黄才是为了本片剧情的钥匙：岳飞枪，进行了一系列打砸抢活动，整个片里表现没什么突出的地方，只是做了个本本分分的大反派而已。
  另外，该片剧情发展严重脱节，三位主人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明显是导演和编剧强加安排的，脱离了主题，也脱离了剧情，一切都显得那么不自然，如此前戏，如何能“硬”，直到最后，三位主人公的第二次接触，本来应该是影片的高潮，应该是该片最硬的时候，影片早泄了...本来指望大反派阿黄在博物馆里能大有作为，像什么高技术的装备，娴熟的身手，机敏的头脑之类的，至少要展示出香港专业黑社会文物贩子高素质的一面，可除了一开始为了取出岳飞枪用了微型nb炸弹以外，完全无所作为，尤其他那小舅子，无组织无纪律，就这水平也想在我公安干警的一致协作下逃出生天啊，小伙子把这儿当成香港了。最终，没有惊险的人质救援，没有刺激的肉搏，没有惊险的斗智斗勇，一切都在长的像省委书记的公安局长的控制下，一切都在三儿像蝙蝠侠般在黑暗中穿梭来去中，结束了，这个高潮着实让人太不爽了，就连阿黄老婆拿枪指着三儿的脑袋说出的硬汉那两个字，都让人听着别扭，就像是明明早泄，还非得告诉观众，我硬我硬，观众在影片装出的假高潮中，白白掏了钱...

看了这个片子有两天了，还是没能缓过神儿来...

一起看过这个片子的朋友问我是不是因为太念家的原因，可是不是呀。

每每想起老三敲核桃的样子，心里就感觉无比的心疼，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样子总叫人觉得心疼；每次看他不停喝水的样子又觉得他很可爱；总是傻傻的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露出幸福的微笑。幸福在他那里其实很简单，只要打败坏人，就算胜利。这就是他的信仰，坚定而又虔诚，单纯，单纯的有点傻-在别人眼里。

其实他不傻，至少在被抓的时候还会问：他骗我还是你骗我？至少看到小草的离去还会有心痛的感觉；至少在最后在他扔水壶的那一瞬间明白了：忘了她就不恨她了...

也许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我们看到他会感觉他很傻，就好像他是从旧社会投射到了现在的时光里来，那个头型，那个大头鞋，那个水壶，那个红缨枪，没有一件不闪着过去沧桑的影子，连那口琴手风琴的背景音乐都带我们回到了旧时的那个年代。是时代变了，还是我们变了？在老三的妈妈说他们在骗你不会把那孩子送回去上学的，而天真而单纯的老三却始终一脸的自信他们会的，原来曾经的曾经我们还是可以相信改邪归正的可能。在小草说别恨我，我尽力了，真的无法不感叹，现实终究还是残酷的，其实我们在开始就有预感他们终究走不到一起，但是开始老三却很自信和幸福。就在黄秋生对老三说你是坏人中的好人而我是好人中的坏人，一句话却能让他脑子转很久都没想清楚是什么意思。

而青岛那些很有年头的路和房子总能把这种怀旧衬托得很好，老城区那些石头的墙，石头的路，窄窄的街面，有着坡度的转弯，年久的老屋，破旧的潜水艇，还有那多年伫立的灯塔，每一件东西都能带给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怀旧情结。可是物是人非，我们却找不到过去的自己了，而那个傻傻而又单纯的老三，他仍旧还是他。

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那就是，我。

一个来自乌托邦的声音。

无意中看到这部08年的影片，各种情节硬伤，感觉都是很多词穷来凑的镜头组合体。唯一可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因伤退伍的军人魂。这样的一个不管哪个时代都需要的精神能量，我国人把它附于一个脑子受伤人体内，而好莱坞把它置身与超人蝙蝠侠神奇四侠蜘蛛侠这样的科幻人物中，那个更有意义还真不好说。但从电影的观赏性来说，那显而易见。

不是岳飞是钟馗

九十分钟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黑帮片，警匪片，哥们儿电影，暴力美学，黑色幽默，军旅情缘，爱情悲喜剧，看到杀手莱昂，看到昆汀，看到斯巴达三百勇士，甚或安东尼奥尼。而从这一切中浮现出来的，是某种早已逝去的情怀，早已的失落价值观；是某种融合了中国古老道德伦理，社会主义时代人生理想，以及好莱坞式孤单英雄的怪诞组合，以及导演对这一切的追寻和质问。
这个手持红缨枪，背着破旧军用水壶，坚持维护正义的退役海军，无疑承载着巨大的悲剧色彩。他是这个黑白世界里始终燃烧的一抹鲜红，他所坚持的那些东西，那些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尚且算得上闪闪发光的东西，如今却被这个崇尚实用主义的时代迅速抛弃，沦为一文不名，甚至只能以“神经病”来命名。更大的悲剧在于，绝大多数观众可以轻易地从他身上辨认出一系列曾经无比熟悉的形象，以及这些形象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体系，与当下状态有多么格格不入，这种精确辨认，这种感同身受所造成的错愕感，与其说令人悲愤感怀，倒不如说令人茫然无措。一代曾是老三的青年们成长起来，活明白过来，春风得意或消沉沦丧之余，有意无意淡忘着属于老三们的懵懂岁月，唯有老三，这个始终没活明白的存在，依旧执拗地手持红缨枪威风凛凛，如同时代断层间无意间释放的游魂，人们试图将其视而不见，试图继续安然地维系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体面的生活状态（这个有着男盗女娼，坑蒙拐骗和灌水生猪肉的歌舞升平的时代），却最终只能在其坚硬饱满的实体面前，在其莽撞地冲撞和冒犯面前，彼此尴尬地笑一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部电影可以看做导演为这份尴尬和茫然无措所精心安排的“想象性解决”，一场为老三这个钟馗一般生猛的鬼魂，所举行的盛大安魂仪式。而这一切的合理性，是由三个在我看来看似设置精巧，实则软弱无力的情绪点支撑起来的。

其一，是运用岳家枪和宋代武术的象征含义，为其赋予某种属于古老中国的道德伦理基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虽然触犯了现代社会的法律体制，却在“正气”这一主题下为观众们营造出某种不言自明的认同感。然则，老三心目中的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毕竟不能向当下或者未来去求证，而不得不从久远的过去找寻支撑点，这种刻意设置与其说是解决，倒不如说本身既是那份尴尬和茫然的一部分。

其二，一场好莱坞色彩十足的警匪故事，令老三误打误撞地获得一次英雄表演和自我成长的机会，也顺便带出了此种类型影片中普遍的意义或曰主控思想：一个最初不容于社会，落寞孤寂的英雄，通过拯救别人拯救世界，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最终被世人所认可。
此类逻辑安放在老三身上，多少因为时代和文化错位而带来某些荒诞喜感，美式英雄所守护的那些以“正义”命名的，关于自由，平等和人权的普世价值，在西方社会早已成为颠扑不破的基本社会准则，而在老三懵懂的世界里，是与非，善与恶却变得不易分辨，甚至无可分辨。“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的，那就是，我。”在老三孩童式幼稚却坚定的喃喃自语中，“邪恶”这个语词在观众心目中唤起的，却是一系列混乱丰富的形象和概念。曾经有一个时代，“谁是坏人？”是我们每个人看电影时必然要问，也必然能得到回答的问题，男盗女娼是坏人，坑蒙拐骗是坏人，注水猪肉是坏人，抢古董的大盗也是坏人，然则在此之外还有大量空白，是超出老三甚或超出所有观众的处理能力的。我们早已无法再以“邪恶”这个色彩分明的词汇，来命名那些充斥于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令我们无奈和尴尬，以致被默认为合理的种种不合理，也正因如此，老三的种种见义勇为，连同最后那场极端戏剧化情景下极端生硬的“戴罪立功”，在令我们热血沸腾乃至感动流泪的同时，却又显得如此苍白和单薄。或者不如说，我们之所以会热血沸腾和感动流泪，是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明白，老三坚实有力的肉体下，那孩子般单纯执拗的灵魂，是如何承载着我们逝去的理想主义的天真，又是如何脆弱和易受伤害。

其三，兄弟情谊和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无疑是支撑老三这个游魂存在于这世间的又一力量，从政委，到警长，到码头边萍水相逢的水兵，甚或历经沧桑的文物贩子，甚或一个聋哑小男孩（及其身后未曾出场的博物馆馆长，“海盗拳”邹市明等等等等），这道由“哥们”，“战友”，“兄弟”等充满男性色彩的词汇组成的统一战线，无疑承载着来自军队，来自军旅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和情感认同，亦被处理这个礼崩乐坏的年代中，最后一点坚忍有力的对抗力量。
于是乎，像大量哥们电影一样，女性角色被自然而然地放置在承载负面价值的位置上，从母亲，到大姐，到小草，甚或那些看怪物般打量老三的街边大妈，她们充满世俗色彩的目光，共同组成一套评判和贬损的价值体系，于是乎老三与这个时代的冲突，被集中表现为一个正直不屈的男人与一群不理解他的女人们之间的冲突，而老三和小草的关系，作为全片中主要的情感线，也最终坠入一个已被男性写作者们重复无数遍的滥套：英雄面临事业与爱情的两难局面，而肤浅的女人却抢先背弃了他，投入他人怀抱（其背后隐含台词是对英雄所秉承价值观的无情否定），最终英雄必须克服失恋和理想失落的双重困境，重新找回和证明自我。最后一个镜头中，老三将小草送他的水壶扔进垃圾箱，世界重新变为一片红色，这个在我看来意图过于明显的意义的升华，似乎终于为老三先前遭遇的重重困境和磨难，找到一个想象性的原因（因为一个女人的不理解和背叛），并通过遗弃对这个女人的柔情和思恋，获得想象性的解决。对于一部以男性力量和精神为主要展现对象的商业电影，此种叙事上的改写和错置必然是有效的，但我们作为观众，也不免会沿袭着商业电影的观影经验，而有意无意间感觉到，真正未曾解决，或许也无从解决的问题，永远在电影的叙事之外。
对于老三这样一个来自并不久远的过去，并凸显于时代断层中的无名游魂，我们可以当作故事一笑置之，然而内心深处被唤起的那份酸楚，那份尴尬与茫然，甚或那份微妙的恐惧和欣慰，必将随着那个结实饱满的造型一般，历历在目，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