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小城故事》，不是一部电影，而是邓丽君婉转歌喉中哼唱出的一首小曲。这小曲像雨后的一股清泉悄然流入我生命的轨迹，明澈见底，时见落红。我爱听她，也爱唱她，唱到动情处，还常常忘形。 谁曾想，哼唱多年的老歌背后，居然有一部电影。誰曾想，寂寞时光静静流转，这电影还有缘让我遇上。是偶然？是注定？已然无从说清。 《小城故事》的小城是宁静僻远的小城，《小城故事》里的故事是简单的故事。宁静僻远的小城里发生的简单感人的故事，像一幅素淡的水墨画，描摹出真善纯美，散发着古韵芬芳。 故事是从囚犯陈文雄假释回家开始的。文雄为了给被虐待的姐姐出气，把有外遇的姐夫打成伤残，被控入狱。在狱中文雄结识了因替朋友作担保被牵连入狱的赖老（赖金水），赖老教他手艺，也同时教他做人。出狱后的文雄怕与姐夫不和，又不愿拖累姐姐，跑到小城里投奔赖老。在赖老家中，文雄遇到善良美丽的哑女阿秀和淘气可爱的孩子小吉。赖家温暖的亲情让文雄决心一直留在小城里，用心学习雕刻手艺。 然而小城也并不安宁，艺品店小老板老是纠缠阿秀，赖老的徒弟阿旺不肯安心做手艺，抛下妻子儿女一心只想到台北发财。文雄的前女友林月华到赖家找文雄引起了赖老的猜疑，小吉偷阿公的钱去打弹子吃香肠还让赖老误认为文雄是小偷。在一次庙会上，文雄气不过打伤了前来挑衅的小老板，被迫离开赖家回到原来居住的小镇。 月华的父亲欣赏文雄骨气，决定出资给他上大学，以便学成后和女儿结婚。文雄婉言谢绝了林父，经过牢狱的磨练，他已经认识依靠自己的踏实勤奋学得一技术之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个手艺人并不是意味着低贱和没出息。在上大学和学雕刻的抉择中，他选择做一个木匠。 当陈文雄专心做他的木匠的时候，狱中同伴流氓郭金发到赖老家赖吃赖住，并企图强暴阿秀。在危机时刻，小杰找文雄回去赶走了郭金发。最后文雄与阿秀终成眷属，一起过着勤劳俭朴的幸福生活。 《小城故事》看似简单的故事情节，却客观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困境和人生抉择，投射出当时工商业高速发展下台湾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困境与挫折,创作者并没有消极怨世和悲观失望，而是表现出儒家文化自有安贫乐道和积极乐观，使整部电影既充满了青春励志气息，又弥漫着中华传统美德的馨香。 笔者认为，善于以个体家庭矛盾表现群体社会生活是影片的最大成功之处。通观全片，我们会发现整部电影主要涉及了五个家庭：赖家，陈文雄家，林月华家，阿旺家，小老板家。其中赖家，陈文雄家，阿旺家都是问题家庭。而这些家庭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的，问题家庭与问题家庭之间，问题家庭与非问题家庭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赖家是影片中问题最多的一个家庭：女婿酗酒早亡，女儿残缺，父亲因厚道反被人所累入狱。令人迷惑的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赖金水又恰恰是一个恪守传统道德，不重名利的好人。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无疑是当时台湾工商业迅速发展下的义利矛盾的一个缩影，而恪守信义的赖金水所面对的种种困境更是传统美德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举步维艰的现实投影。 再看看赖家以外的两个问题家庭。文雄家由外遇问题引发了家庭暴力（姐夫殴打姐姐），最后又不得不以暴力方式（文雄打伤姐夫）解决。而阿旺家遇到的则是家庭收入较低而家庭负担（子女过多）过重的问题。繁重的家庭负担和不公平的分配引发了阿旺对原有工作的厌倦，直接导致了他上台北赚钱的实际行动。而他的出走，则直接影响了妻子儿女的基本生活。文雄和阿旺的家庭问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台湾普通民众的生活困境，很容易引起观众同感与共鸣。 仔细分析,我们又会发现:另外两个非问题家庭(艺品店老板家和林家) 其实是问题家庭的鲜明对比或参照物。 与赖家和阿旺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艺品店老板家。从阿旺的口中我们知道，之前艺品店周老板和赖家做的是一样的手艺，而且技术水平并比赖金水高。但后来周家将精力从手艺转向经营，靠低买进高卖出发了家，还建起了大楼。在阿旺看来，师傅（赖金水）辛苦了一辈子还是穷光蛋，钱都被艺品店老板赚走了。面对这样的不公，阿旺选择的是离开家乡到台北去，寻找新的出路。而赖老却继续坚持，在他看来，周老板做的生意，他做的是手艺。生意人讲的是利，看重的是赚钱。手艺人讲的是艺，看重的是产品质量。 文雄家的参照物是林月华家。文雄与月华是青梅竹马的恋人。但像林家这样以医务为生的小康之家会不会选择陈文雄这样的穷小子做女婿，显然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林父表示了支持，林母表示了反对。问题最后以文雄的人生选择得到解决。 出现在电影中的五个家庭是台湾市民阶层的一个高度概括。赖金水家，陈文雄家和阿旺家都算是手艺人家，靠诚实劳动谋生。林月华家是中医世家，靠特殊技能养家。小老板家是工商业主，靠贱买贵卖来牟利。按财富拥有量来划分，小老板家是市民阶层的上层，林月华家是中层，赖家、陈家和阿旺家是底层。显然，其中赖家、陈家和阿旺家是代表了台湾大多数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就是台湾底层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观全片，这三个家庭的欢喜悲愁是整部电影的主旋律，而对林家和小老板家的描述往往只是启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以平视的角度描写大众生活，又能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引导大众生活，这正是《小城故事》成功的关键。影片导演李行作为台湾乡土电影大师，“健康写实”是其最显著的风格，透过《小城故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当然在李行更为著名的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和《原乡人》中，这一风格有着极致的发挥，关于这两部电影，前人述备矣，这里不再多谈。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小城故事》看似简单的故事下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家庭问题何尝不是今天经济起飞的中国内地老百姓所要面对的问题。而影片中所提倡的真善勤俭又何尝不是今天中国内地老百姓解决问题的法宝。而这些传统在一段时间内（包括现在）是被人忽视甚至遭人质疑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中国电影面对教化与娱乐两大功用冲突时应该深思的问题。 最后想说，影片主人公陈文雄选择成为一名木匠也值得我们深思。反思最近几年中国内地出现的各大热潮，有出国热，有超女热，有公务员热，唯独没有挖煤热，挑粪热，垦荒热和雷锋热。电视广告中大肆高呼减肥瘦身，丰乳提臀，延缓衰老的产品络绎不绝，唯独净化心灵的产品少之又少。归根掘底，这是一种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一劳永逸的思想在主宰我们的社会风气，前提是否定诚实劳动，提倡投机享乐的。中国可以没有一群为出国而出国的“假洋鬼子”，可以没有一伙群魔乱舞，嗲声嗲气的少男少女，可以没有一片尸位素餐，装腔作势的人民“公仆”，但绝不能少了种地的，缝衣的，盖房的，扫厕所挑粪的，不能少了真正的劳动者。70年代末的台湾电影大师让“主人公做了木匠，娶了哑巴老婆”的《小城故事》成为当时台湾的主流电影，而我们当代的内地电影大师们却一直在《十面埋伏》，《无极》这些所谓的“武侠”大片中迷途不返，这是电影的悲哀，还是整个时代的悲哀。